沙条约国的部队开进捷克,结束了这场实验,再次安插了亲莫斯科的领导机构。但“自由细菌”却不顾坦克和铁丝网而继续蔓延。
在这场运动中,德国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但这个政策的后果却是东西方人的接触不断加强;“自由细菌”得到了传播。同样,得到更多消费品的愿望,在东欧人们心中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对铁幕另一边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意。他们不想再等待早已许诺的社会主义的福音了;他们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来,而是越快越好。
聪明的共产党政治家认真对待这种呼声,并建议进行改革,以拯救这个体制。然而,当时还是那些“水泥脑袋”占主导地位,认为改革只是软弱的表现。直到1985年3月,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掌权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他坚信,共产党国家要想有未来,就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前任们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压力下,重新开始了军备竞赛,吞噬了巨额的资金,使苏联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之中。因而,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就同里根进行接触,以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他想把国内原本有限的资金,用于苏联的改革事业上。“变革”、“更新”、“公开”、“透明”等概念,当时传遍了全世界。但戈尔巴乔夫却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国家现代化和自由化,但却不想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很快就出现了反对他的声音,要求把改革深入下去。结果,共产党权力的垄断状况,很快坍塌,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同样,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被允许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走自己的道路。那里的一直被压制的反对派起来要求进行改革,首先是波兰的独立的团结工会。它是1980年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成立的。开始时就被禁止,在地下继续活动,到了1989年已经强大到可以抵制选举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的程度。波兰人在一个东方集团国家第一次选出了多数政府。紧接着匈牙利和捷克也跟随了波兰的榜样;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得不逐渐让位给由人民民主选举出的政府。
坚持反对改革时间最长和最顽固的就是东德的领导当局。“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任何牛和驴所不能阻挡的!”党和国家头目埃里希·昂纳克在1989年下台前夕还声明说。他不想看到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但事物的发展却是直到最后还没有觉醒的昂纳克所无法阻挡的。1989年秋,东德各个城市都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要求自由和民主。昂纳克被他的同志解除了职务,1989年11月9日,新的领导当局屈服于人民的意愿:通往西柏林的边界通道开放。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
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感谢他,并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却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1991年8月19日,在党和军队内甚至爆发了反改革的暴乱。他们绑架了戈尔巴乔夫,并在莫斯科周围集结了3500辆坦克。通过以俄罗斯总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果断行动,反叛力量遭到了失败。叶利钦成了最强有力的人物,成功地在俄罗斯禁止了共产党,并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共和国;就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际宣告终结。
戈尔巴乔夫试图制止苏联的解体,但没有成功,于是辞去了国家总统的职务。1991年12月31日,苏联正式停止了存在。取代它在世界上地位的,是前苏联最大的共和国新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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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
不论新的千年是开始于2000年 — 这是根据我们的感觉 — 还是2001年 — 这是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说法 —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第三个千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它进行一次回顾和展望。
即使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的生活,在上一个千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500年前还相互无有所闻的大陆,不仅相互发现,而且越走越近。世界更大了也更小了。不论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由于现代通信手段的存在,在几秒钟最多几分钟的时间内就会传遍全世界。发生的事件越重要,也就越有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所有国家和所有的人。大约200年前,歌德还在一首诗中借一个市民的口说:
“节日里我听到一件趣事
人们又谈论战争的消息,
据说在那遥远的土耳其
各个民族之间干戈又起。
我们临窗喝干杯中美酒
眺望眼前河面彩帆济济;
然后又满意地回到家里,
享受安宁和和平的气息。”
诗中当然包含了嘲笑的成分。但这种嘲笑早已不适合今天。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也会知道:在世界最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到了明天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前面提到的2001年9月11日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阿拉伯自杀性的杀手劫持的两架飞机冲向纽约的世贸大厦,它向世界表明,持久不能解决的中东问题,即使在这个最强大的国家里,也会夺去3000名无辜的生命。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场不同文明间的持久战已经揭开序幕。很多人把2001年9月11日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6月28日相比,那一天直至今日还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母”。我们当代人现在还有能力,不使2001年9月11日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灾难之母。我们的政治家、宗教人士、科学家、艺术家还有能力不让一场不同文明间的战争爆发。
各个大陆,各个国家的相互交织,各个领域里的所谓“全球化”,使得政治间的交织成为必要。我们在谈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似乎在我们的地球上存在四个世界。这种谈论在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应该。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因而也只能有一种世界政治。它不应是对立的政治,它必须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它应是世界的内政。
尽管存在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新千年的世界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却应该是:使所有人都能够和平共存和共处在一个有生活价值的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