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4- 第1部分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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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易帜”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迅　

速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此时。张作霖审时　

度势，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到关外。当他的专车行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　

军预先埋好的炸药炸中，张作霖身负重伤，不治而死。少帅张学良临危受命，　

担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以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重，坚信“南北统一，　

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在东北挂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　

日满地红旗；不久，又闪电般地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巩固了他在东北的　

地位。东北“易帜”，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挫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控制东北、分裂中国的企图，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　

深远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觊觎已久。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它就强迫　

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地区割让，只是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阴谋才未能　

得逞。　

　　　　　1904年2月8日，日本袭击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旅顺口，日俄战争　

爆发。最后，以俄国失败而告终，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签订了　《朴茨　

茅斯条约），俄国同意将长春以南的所谓南满地区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终于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东北地区美丽富饶。它的面积占全国领土总面积的　1/10还强，达　130　

万平方公里；它矿藏极为丰富，煤、铁、石油、黄金的储量均很高；它农业　

生产发达，农产品丰富，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小麦、稻子、小米、　

高粱、玉米等产量都很高，正常年份五谷产量可达2000多万吨。物产丰富正　

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垂涎三尺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一直认为自己在满蒙　

有着特殊的权益，决不容许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染指。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公然叫嚣：“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　

先征服支那。”　

　　　　　日俄战争后，为了确保在满洲的利益，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南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大机构，并且将这　

三大机构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三大支柱。1915年，在向袁世凯提　

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第二款的七条内容全部是关于南满及蒙古　

地区问题的，这就是后来日本一再要求张作霖解决的所谓“满蒙悬案问题”。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很快地打到了长江　

流域，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势力相继被灭。后来，由于革命军内部出现矛　

盾，北伐战争一度中止。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将部队整编为四个集团军，由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集团军总司令，进行了“二次北　

伐”，矛头直指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　

　　　　　1928年，“二次北伐”开始以后，北伐军沿津浦路向前推进。行至济南　

时，日本军队出兵阻挠，枪杀了中国军民4000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五　

卅惨案”。为此，北伐军一度停止了前进。利用这个机会，张作霖一方面发　

表了“息争议和”的通电，说什么“凡属讨赤者，虽敌为友”，呼吁“停战　

议和”；另一方面派出代表去南京游说，希望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　

外。这个请求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意，并已拟成提　

案，准备交国会讨论通过，但是由于发生了意外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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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同参政事”的请求在他的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如能顺　

利通过，时局将会是另一番面貌。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新闻记者张友鸾也　

认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那个提案如果顺利通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定　

会造成另外一种局面，追悔莫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友鸾当时是南京《民生报》的总编辑兼采访部主　

任，同时还兼任北京　《世界日报》、汉口《中山日报》、安庆《民国日报》　

的驻南京记者。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由谭延恺、李烈钧、蔡元培主持。　

蔡元培不常到国府去，谭延恺只管大事，所以日常事务都由李烈钧负责。当　

时的国府每星期一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李烈钧每周一都按时出席，和记者　

们的关系搞得很好。　

　　　　　一天，张友鸾去国民政府采访，刚好碰到李烈钧外出。李烈钧透露出他　

那里有“好新闻”，但还需保密。记者的职业特点使张友鸾穷追不舍，最后　

终于使李烈钧透露出当晚要召开国府会议通过张作霖“同参政事”的提案，　

并交给张友鸾一张油印好的“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提案内容大意是　

说“北伐军事，虽然胜利在望，总还要付出相当代价。如今张作霖表示悔过，　

请求言和，似可予以接纳，准其同参政事，早日结束战争，进行建国大业”。　

内容后面是提案人的签名，有国府委员中的要员，还有四个集团军的代表。　

当时，张友鸾认为阎锡山和张作霖是生死冤家，是不会同意这个提案的，所　

以就去找阎的代表刘朴忱，遗憾的是刘不在，另一位代表赵丕廉接待了他。　

赵相当于“特使”，在阎锡山的面前地位比刘朴忱高。阎锡山本不同意张作　

霖“同参政事”，但因为其他人都同意了，想反对也反对不了，所以就送了　

个人情。谁知刘朴忱为了独占功劳竟瞒着赵丕廉签字。赵非常生气，就把不　

常问事的蔡元培请了出来。蔡元培德高望重，为人耿直，连谭延恺、李烈钧　

都惧怕三分。当晚讨论提案时，蔡元培果然来了，他一瓢冷水一泼，结果这　

个提案也就没有被通过。　

　　　　　张作霖的“同参政事”没有被国民政府通过，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但是，假如此案当时能获得通过，那么，其历史意义肯定会是十分深远的。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当时，张作霖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一方面，前线连连败北，直鲁联军　

不支溃退，北伐军逼近北京、天津地区，安国军政府危在旦夕；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趁火打劫，不断地会晤张作霖，向他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张作霖在成为“东北王”的过程中，是得到了日本的大力帮助和扶持的，　

特别是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一败涂地，非常狼狈，他都作好了逃跑　

的准备，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帮助，张作霖非垮台不可。但是，张作霖是深知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的。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他们之间既　

相互依靠又矛盾重重。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日本人在东北的扩　

张，在他确立权力的过程中，张作霖逐渐地由依靠日本人而走上了独立自主　

的道路。　

　　　　　1928年，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加紧了对张作霖的威逼利诱。5月，　

田中义一首相派山本条方郎为代表潜至北京，逼迫张作霖签订所谓满蒙新五　

路的“承造合同”，即要求张作霖把已签“阅”字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变　

成立即生效的铁路承造合同。该“协约”规定，中国委托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承办建造五条铁路，待竣工移交后即须向满铁支付建造款，如果到时没有能　

力支付，那么就必须立即转为借款，年息8厘。张作霖先被逼签阅了“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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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又在承造合同上签了字。其实，这是张作霖惯用的软磨硬泡的办法。所　

谓“阅”字，其意义是含糊不清的，只表明知道了这回事，却包含有同意与　

不同意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所以，就连田中义一首相也怀疑张作霖“究竟　

有无诚意”，认为“倘若无诚意，尽管满铁社长带回签有‘阅’字的协约，　

亦系无充分诚意之文件，虽强使张作霖在正式文件上签字，包括缔结承造合　

同，恐张亦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征诸往例，事属必然”。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担心“战乱波及满洲”，影响　

到自己的利益。于是，日本一方面胁迫张作霖回到关外，另一方面，则大量　

增兵青岛，并在5月18日向张作霖和蒋介石发出警告，声言：“维持满洲的　

治安，乃为帝国所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之原因的事态发生，　

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所以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　

洲的时候，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帝国政府或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来防止一切不利局面的出现。”　

　　　　　在日本“五一八警告”发出的头天晚上，日本驻华大使芳泽谦吉来访。　

当时，张作霖和梁士诒、李宣威等人正在打麻将。见芳泽来后，梁、李等人　

提出要走，张作霖说：“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谁　

知一谈竟然谈了4个多小时，但仍然是毫无结果。芳泽先是逼迫张作霖签订　

中日合资修筑铁路合同，并说如能答应那么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向北推　

进。张作霖正言厉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　

芳泽威胁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马上回击：“关外是我们的　

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掏　

出了预定次日发表的“五一八警告书”给张作霖，同时说：“张宗昌的兵在　

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说没有接到报告，没想到芳泽竟威吓说：　

　“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一听，勃然　

大怒，从座位上猛然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向地上猛然一摔，折成二　

段，声色俱厉地喝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　

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　

来的事情。”说完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在此之后，奉军的处境便越来越艰难了。杨宇霆、张学良等都力主“老　

将回奉”。张作霖审时度势，知道奉军在关内大势已去，继续呆在北京，已　

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在5月30日，张作霖向全体奉军下达了总退却令。　

所有的奉军集结在京津一带，随时准备撤往关外。就在张作霖即将离京前往　

东北的前夕，芳泽谦吉又来到了张作霖的驻地——北京中南海。这一次，他　

是来逼迫张作霖履行“日张密约”的。　

　　　　　所谓“日张密约”，是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作为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条　

件而签订的，内容是同意日本在东北地区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事后，　

张作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所以又秘密指使省议会反对这个“密约”，他就　

以此为借口同日本拖延、主张“等待风头过去再谈”。张作霖离京前夕，芳　

泽再度对他进行威逼。张作霖真是怒火中烧，但表面上却推脱说太忙了，叫　

把文件先留下，待签完字后再通知来取。6月3日下午，芳泽又一次来到了　

中南海威逼索取。张作霖让人把芳泽让进客厅，然后，就故意在办公厅里高　

声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　

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　

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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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很显然，他这是骂给芳泽听的。骂完了以后，他叫　

外交人员将文件转给芳泽，并转告说：“大元帅太忙了，不能会见了，还望　

原谅。”芳泽回到公馆后，急忙打开文件，见张作霖在上面只写了个“阅”　

字，才知道又一次地上了当，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大元帅府询问，但此时张作　

霖已踏上了归途。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张作霖是非常矛盾的。此前田中义一首　

相和张作霖的日人顾问町野武马曾有过一段生动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