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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事意味着给省级领导添麻烦。事情闹大了，漕运的期限和漕粮的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意味着给中央添麻烦。于是，负责漕运的省领导就要处理漕口，平息事态。负责教育的省领导却认为不公平，漕运方面严重违法乱纪，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们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闹了上去，圣旨下来，在重申漕运纪律的同时，要求严肃处理漕口，314名秀才受到严重警告。漕口方面的扩张势头受挫，生态平衡有所恢复。
六、简短的评说
漕口敲诈官吏，官吏自然仇视漕口。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漕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恐怕要算好人。比起官吏的敲诈来，漕口的代理费比较低，为小民提供了富于竞争力的选择。对于未曾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他们就不能算好人了，因为他们把贪官污吏都赶了过来，自己的负担因而加重了。由此可见，如何评价漕口，取决于百姓被敲诈的总额（漕规总量）是否可以压下来，但这又不是漕口所能决定的。漕规的总量取决于百姓与官家的总体关系。
如何评价漕口这类物种，至今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2000年5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一审法院公开审理了号称“地下组织部长”的陈仕松案，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据说，陈仕松有一手“恶毒的政治流氓手段”，他通过跟踪、盯梢干部，探挖他人隐私，以此要挟、控制干部。他凭借这一“绝招”，逐渐成为瑞安市的“头面人物”。几年中，帮助4名干部提职（两名副县级、两名科局级），帮助多名“受益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老百姓如何看待此事呢？重庆《商界》杂志上一篇署名浩之的文章介绍说：
当地媒体报道说，陈仕松被捕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记者接触当地百姓后，发现单纯拍手称快者不多，人们在如何看待这一人物时都有自己的思考。
他们首先认为，陈仕松不是一个好人，从纪检部门对他的查证情况看，他的行为已触及到有关法律，但需要提及的是，如果没有他，包括市委书记叶会巨在内的瑞安十几名局级以上的腐败官员就不会这么快落网，有的甚至会隐藏一辈子。从这个角度讲，陈仕松是有功的，他把我们纪检部门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给做到了。尽管他的手段是违法的，目的也是错误的，但人们更关注十几个腐败分子被揭露这一社会效果。
其实，如果我们较真，“十几个腐败分子被揭露这一社会效果”也可能引发争议。设身处地替百姓想想，倘若牧羊的反正都是狼，羊群到底是喜欢肥狼还是饿狼呢？
2002年3月10日
白员的胜局
兼及淘汰良民假说
一、正名
2002年春节期间，我闲翻顾炎武的《日知录》，忽然被一句话触动，心中大震，绕室疾走，浮想联翩。下边抄录这段话（括号内为引者注释）：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这里描绘了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那么，我问自己，这多余的五六个人及其所属的集团叫什么名字呢？
现代汉语称这五六个人为“超编人员”，古汉语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作“冗员”。超出三五成不妨如此称呼，如今多余部分是正额的五六倍，究竟谁超谁？谁是谁的“冗”？最不像话的是：“超编”和“冗员”一样，都特别强调了这个集团的附属性质，似乎他们只是赘肉，没有脑袋和四肢，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没有自己的追求和生命，竟不肯从正面给人家起一个名字。这样做有助于掩饰重大问题，却很不公道。
其实，描述这个集团的文字并不少见，各个分支的学名和诨名也传下来不少，例如“传奉”、“小书”、“白书”、“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白役”等等。其中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这就是白役。《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
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白书”单指编外书吏，见于清代四川巴县档案，词典和正史上都查不到。“白役”一词流行稍广，却偏指差役。这两个词中都没带官员的位置，很不尊重领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不妨依据“白役”和“白书”的造词法，生造它一个“白员”。“白员”是白役和编制外官吏的统称。
我有一个猜想：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屡战屡败。在为这个猜想求证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做过五六十条与白员相关的笔记，又几十次上百次地视而不见，与这个规模超过官吏集团的庞然大物擦肩而过，真所谓“有眼不识泰山”。这回不能再让它溜了。
二、朱元璋的发现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900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看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四川巴县的正吏（典吏）不过15名，一等临时工（半正式工）“经书”常有200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20左右，此外还有约200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3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3倍。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2000年，湖北监利县容城财政所的正式编制为30多人，实际工作人员140多人，编外人员是编内人员的三四倍。不如明初，却好于明末。
三、赶尽杀绝
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藉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本人、“管干”本人、“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徒。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
《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
“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20锭等于100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六七千元人民币，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其地位相当于“文革”时期的最高指示。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把这种局面比喻为一盘棋，那么，延续千年的棋局上出现了朱元璋的新杀着。除了皇帝之外，对局者还有白员集团、百姓和官吏集团，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四、当白员的利害计算
知道了在衙门“钻营滥充”的法律风险，还应该理解钻营的实际好处。
《儒林外史》开篇就写到几位衙役，百姓尊称其为“老爹”，能和他们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荣。他们的真实收入，据《儒林外史》第二回对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绍：“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
与此对照，这一回说到教书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馆金不过12两银子。李老爹一年的进项，顶教书先生的83年。这并非特例。据统计，清朝四川巴县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过1000两白银，巴县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1000两左右。按说，三班衙役的名义收入从六七两到12两不等，未必比得上教书先生，但他们有机会捞外快。
不仅教书不如当衙役，开小商店也不如。（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九回说到一个合伙开南货店的小商人的收入，以300两银子为资本，经营有方，每年可以赢利一二百两（明朝的二百两银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