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中国的新文化。
摘自《论联合政府》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凡属我们今天
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
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
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槽粕两部分，然后排泄
其槽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
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摘自《新民主主义论》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来，有了新的内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
传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批先进分子，极力宣传十月革命。1918 年，李大钊
接连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
利》等文章。请大家打开课本，读一下《庶民的胜利》中的一段文字。＇生读＇
十月革命以后，许多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称赞俄国革命或介绍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为什么当时
的思想界对十月革命反响如此强烈，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如此热情呢？到“五
四”运动前夕，我国无产阶级已达200 多万人。工人罢工次数不断增加，规
模越来越大。我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成熟，使得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
主义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另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具有
赤诚的爱国之心，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本民族解放之路。于是他们
从向西方文化学习转向俄国学习，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并积极向群众宣传马
克思主义，这样也引起了他们自身世界观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激
进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扩大宣传
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等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 年，《每周评论》
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
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历史教学面面观
○陈毓秀
陈毓秀 1925 年生，江苏苏州人。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苏州教育
学院，1951 年毕业于江苏文教学院历史研究班。1943 年开始在苏州省立女子
中学等校任教，1954 年调北京28 中学，直至1988 年退休。曾任北京市社会
科学各科联合委员会委员、历史学会理事、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北
京市西城区七、八、九届人民代表。多次获北京市及西城区先进工作者、劳
动模范、优秀园丁等称号。1986 年评为特级教师。论著有《寓爱国主义教育
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以教材为依据，备好历史课》等数十篇，专著
有《怎样教好历史课》。参加编写、审阅中学历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
学生知识性历史读物等。
历史教学面面观
一、我的教学生涯
我这一生，始终生活在教和学之中。先是当学生，后来当教师。当了教
师也仍是在教中学，在学中教，我和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梦牵魂系
在我还没有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教师的时候，我并不甘心情愿当教师。
在我的心目中，教师只是一种文化搬运工，把前人的知识传递给后人，没有
多大出息。而且，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未免太委屈了自己。
也许是由于我曾经受过一点师范教育的缘故，也许是由于我既然当了教
师，便鞭策自己“一定要让学生喜欢我上的课”，当我走上讲台，成了一名
中学教师之后，一开始就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课堂上一双双明亮的眸子注视
着我，一个个闪着智慧的发言呼应着我，我能从学生的眼神、脸部表情，以
及课堂气氛中搜集到反馈信息：这堂课成功了！教师和学生是心心相印的，
学生的兴奋和激动，反过来又会使教师更加兴奋和激动——世界上有什么能
比得上讲完一堂成功的课更令人激动的吗？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中，也许包含
了一种经过艰辛耕耘以后的丰收季节的兴奋，也许还含有一种对青年学子的
母亲般的爱心，或者，是一种对人类的未来、祖国的事业的接班人茁壮成长
的喜悦？
渐渐地，我把自己溶入了我的教学工作之中，每天深夜上床睡觉的时候，
头脑里总还是在转悠着历史，挂念着教法。每天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第
一念总离不开这个或者那个学生，这份或者那份教案。到这时候，教师早已
经不是只有匠气，毫无创新的文化搬运工了，而是既要有丰富的知识，又要
有各方面的艺术才华，还要有一片爱心的教育家了。这时候，我非但从本身
的体会，而且也从历史事实看到了，从孔夫子到鲁迅，无数伟大人物不正是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达到了学识、思想等方面崇高的境界吗？我逐渐纠正了从
事教育事业仅仅是自我牺牲的那个错误观念。相反，倒是越来越惭愧于自己
的不足了。
我越来越投入，而且是梦牵魂系！是的，像许许多多默默地耕耘在教学
第一线的教师一样，梦牵魂系！
（二）“中国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教学法”
我在苏州几个中学里教了10 年语文和历史之后，1954 年调到北京28
中，专教历史。历史教学法专家、北京教育学院赵恒烈教授当时也在28 中执
教，跟我在同一个教研组。那时候他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他的课
深受学生欢迎。他不仅课上得好，而且还潜心于教学法的探索。他不仅研究
教法，而且在与他交谈中，他说“中国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教学法”，流
露出要为中国历史教学法闯出一条路子来的宏大志愿。他的话和他的事业心
给了我极大的触动：是啊！中国虽然从孔子以来便是一个教育大国，几千年
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方法，但是现代历史教学法却还
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中国历史教学法的园地正在等待我们去开垦。从此，
我总有那么一点要为中国历史教学法尽一点力的使命感；从此，我有意识地
注意起了历史教学法。
我开始在课余记笔记，写心得，做摘录。。
（三）关键是要认真备课
我不断追求着课堂教学的高成功率，而高成功率的关键是认真备课。我
下大力气钻研教材，推敲教法，了解学生。渐渐地，我形成了一整套备课的
程序：假期中，先通读教学大纲，掌握总的精神和要求；然后，通览下个学
期将要开课的新教材，使心中有一个全局，并且初步作出一个总体规划。每
节课的备课，我又形成了一套“备课三部曲”：第一步，要使自己懂；第二
步，要使学生懂；第三步，要使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有趣。
备课三部曲是把教材由薄变厚，再由厚返薄的过程。为达到自己懂这第
一步，要下一番由薄变厚的功夫。我的努力目标是，要弄通教材上的基础知
识，要挖出教材背后的潜台词，要掌握教材深处的内在联系。具体地说：教
材上只是点到了一个名词、一个人名，我要看清楚他比较清晰的面貌；教材
上只讲到了某个时期某个侧面的情形，我要向前摸一摸他的过去，向后望一
望他的将来，向左向右顾盼一下他的周围；要把教材上的点连成线，线铺成
面，要铺得开，收得拢，要基本做到“竖通、横通”。
要达到上述目标，手里光有一本教材，几本教参、教案选是远远不够的。
要看很多书，包括一些原始材料。一次备课不能到位，我就来一个长计划短
安排，每节课接触一些原始材料，每学期重点备好几节课，有选择地深入攻
下几个问题。积跬步总能致千里，这是我的战略思想。
把教材由薄变厚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研究工作，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
不是为了在课堂上以深奥的东西去吓唬学生，深入是为了浅出。这第二步和
第三步就是要下一番由厚返薄的功夫，也就是要针对学生的知识水平，年龄
特征，思维能力，按照大纲要求，教材内容，教学目的，以及重点、难点之
所在，浅化教材，采用学生最能接受的方法，掌握最能吸收的深度、难度（学
生踮起了脚尖正好能够够得上的高、难度）。这由厚返薄的“薄”已经不是
未深入之前的薄了，它已经起了质的飞跃。
为了使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有兴趣，我总要反复修改板书提纲，反复选
择例子和探索化难为易的途径；我推敲怎样打响开场锣鼓，导入新课，怎样
使新课煞住在一个“扣”上，做到善始善终；我准备好重要概念的文字表述；
我设计好活跃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能力的课堂提问（或谈话），甚至为了能
感染学生，提高效果，连语言和词汇的应用都是要有讲究的。。。这些是我
备课化力气最多的地方。
我老老实实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认真备课，即使教过
多次的课也要从头再备。事实是每次都仍会遇到新问题，产生新想法，无论
是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都常常能有所超越，做到常教常新。
我知道，要让学生喜欢我的课，要使课上得更好，关键是认真备课。这里没
有捷径，也来不得半点虚假。我自知在教学上别无所长，唯“认真”二字是
我的自律。“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始终是我的座右
铭，鞭策着我在历史教学的大道上乌龟赛跑式地一路前进。
从50 年代起，我在各种范围，过各种类型的公开课，有些还通过广播电
台或电教馆录像，传送到了全国各地。
各种形式的公开课给我造成压力。这是一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课。
因为这些课，除了课堂上几十名学生以外，还要对听课的教师负责，或对某
项研究课题负责，所以要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争取最大的成功率。为了确
保100％的成功率，便必须付出200％甚至更多的努力。有时候，经过极大努
力，苦思冥想而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却会在“再努一
把力”的“再”字上取得成功，豁然开朗，答案找到了，问题解决了。公开
课促使我把教材摸得再深透一些，把教法推敲得再完美一些，我的许多关于
教材教法的文章，差不多都是在这些公开课的基础上写成的。
（四）“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几十年来，我在北京市、全国以及外省市历史教学研究会上做过报告，
交流过经验。这些报告或经验交流，在一定范围产生过影响。
70 年代末，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停课闹革命的怪现象，各行各业
重新恢复正常运转，学校里也即将开始正式上课。但是，一部中国历史在10
年动乱里被“四人帮”扭曲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当时没有教科书，许多
报章杂志还没有复刊，可以参考批判的文章也难以找到。历史课怎么上？北
京教育学院田珏教授决定举办讲座来应急。谁来主讲？他不在大学或科研单
位聘请专家教授，却偏要在中学教师中物色，由中学教师自己给自己开讲座。
我接受了讲被“评法批儒”搅得最乱的秦汉这一段历史。我讲的两讲，出现
了“爆满”，座无虚席。到第二讲时，偌大的历史博物馆礼堂里不得不加座
才勉强容纳下了超过太多的听众。原来，听讲的中学历史教师，不仅有北京
的，还有从天津、保定等地远道赶来的，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工作者也闻讯
前来听讲。在那两讲中，我根据大量原始材料，引经据典，对“四人帮”评
法批儒的种种谬论，条分缕析，——驳斥，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并且提供了一份中学历史课具体授课提纲，解决了课堂上的燃眉之急。讲完
之后，许多教师围了上来，又谈又问。著名的古文物鉴定专家、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史树青听完讲座后，激动地赶到礼堂门口等候，一定要跟我握握手，
表示他对一名中学教师的一种真挚的敬慕之情。
通过这一次以及其他多次讲座、报告，使我信心倍增，不能妄自尊大，
也不要妄自菲薄，要为中国历史教学多做一点工作。只要有心，是可以通过
努力，做得更好一点的。
为了准备讲座或报告会，我的备课触摸到了较为深层的领域。
其实，我平时备课也总要接触各种看似对当前教学用不着的东西。更深
层的东西，更广泛的涉猎，可以加深功底，可以提高素质。一课一课认真备
课是重要的，但是素质更重要。素质提高了，可以从博见广识中取其精要，
因积累丰厚而运用自如，说理用词，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