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因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
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鼎、蔡延谐、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后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日：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抵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其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2月23日，蒋介石再一次电勉淞沪抗敌各壮士。电文说：
日军倾力进犯，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山河，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取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争，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历，奋斗到底。”
25日，又致电蒋光鼎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撅，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经狂妄地宣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然而，在十九路军官兵的奋勇抵抗和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援下，日军的进攻连续受挫，遭到重大伤亡，非但没能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反而因初战惨败，盐泽被撤了职。
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抗击日寇，蒋、汪合流的国民政府却在准备着迁都洛阳，临阵逃跑了。
l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其悲观的态度和逃跑主义嘴脸自曝无遗。可见他早有妥协之意，而无抗日之心。
“…·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到蔡廷谐，说张静江有要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晤。蔡廷谐到杜家后，张静江对他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昆，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谐当即对张静江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月笙和史良才见势不妙急忙从中缓和，这次晤谈遂告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此举肯定是蒋介石所授意的。若非奉蒋之命，张静江多半不会出此下策。据说，当“…·二八”抗战爆发时，张静江正在吃饭，他当即投箸而起，发誓从此戒腥茹素，以视对日寇的厌恶。以他的态度，是不可能主动劝退的。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任参谋总长）给蔡廷谐连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后经蔡廷谐严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战事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授沪。黄慕松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与此同时，何应钦奉蒋介石的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月10日，陈铭枢给蒋光鼎的电文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13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鼎、蔡廷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在一片妥协、和谈的鼓噪声中，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18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15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溓的部队在14日已进入阵地。到了3月3日，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棋（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
“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歌（5日）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停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7月8日、8月8日、8月9日和8月17日，连续致电给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并“注意日军行动”。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发起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始调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1933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蒋介石义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集中（热河）计划，顺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即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
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引诱两个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迫张学良下野。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抢先故做作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赴上海，以免部下鼓噪，夜长梦多，并嘱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妥为安排。
礼送蒋介石登车返回石家庄，张学良失声痛哭，对手下的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面见蒋介石之前，张学良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的，没想到得来的却是对他的辞呈的“批准”真正成了“不抵抗”的替罪羊。
张学良于3月11日通电下野，4月11日出洋。张学良辞职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由何应钦代理。蒋介石实现了由他的嫡系控制平津及华北地区的目的。
蒋介石3月9日在保定推张学良“下舟落水”保住了自己之后，3月10日又回到石家庄，指示取张学良而代之的何应钦在平津执行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蒋介石的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应付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蒋介石都调到“剿共”战场上去了，他的中央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了长城一线，其余兵力大多是溃败下来的东北军各部在防守长城各口。蒋介石又不补充枪支弹药，惟一的工事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整个长城防线，完全是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的收复热河，也就更谈不上收复东北失地了。
但是，面对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军，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却表现得异常英勇。西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保卫长城喜峰口的几次战役中，作战英勇，予敌重创。3月间日，冯治安、张自忠两位师长会商决定，派出两个旅，分路迂回夜袭日寇。当时天降大雪，路面结冰，敌人万万想不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正在高卧酣睡，我军不用火器，而使用中国式大刀砍杀，敌人猝不及防，多数被砍杀。捷报传来，全国军民人心振奋，大刀队威名震动中外。3月23日，蒋介石从石家庄秘密来到北平，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时日寇正向长城大量增兵，蒋介石却作了最后的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兵。然后蒋介石又回到南昌“剿共”去了。但是，也有敢于违抗蒋介石命令的部队，奔赴长城战场。4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抗日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可是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不拨火车给他们北上，并借口统一军令，防止自由行动为名，下令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的军队一律取消，规定将其中人马充足的部队准予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其实何应钦的这道命令是想破坏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是，方振武、鲍刚等部队仍继续徒步北上抗日，并到达张家口参加长城抗战。
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使防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作战。但是，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寇作战中，是十分英勇的，除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给予日寇以重创外，守卫古北口的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等三个师，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三分之二的将士在战斗中为国捐躯。3月12日古北口被日寇攻破，但日寇付出了不下二千人伤亡的代价。我军退守南天门与敌军对峙。虽然我军努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得不到后继部队的支持，武器装备又极差，经不起日寇飞机、大炮、坦克车的进攻，4月11日，日寇从商震所部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破长城防线，使守卫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喜峰口，撤退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日寇逼进通州后，又于5月14日，攻占了南天门。十七军退守怀柔、顺义一线。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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