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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在《蒋经国传》里曾描述说：
“经国在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里，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当初壮志凌云，一心要挽救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场烈烈轰轰的“经济改革”就以失败而告终。“老虎”一个没打着，只落得拍死了几只“苍蝇”！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在“尽忠”与“尽孝”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在京沪报纸上发表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开放议价”，并愤而辞职，不再问事。以后，他又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向“上海公民”表示歉意，请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们的城市。”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寓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收场了。
6．国事·家事·天下事
对于蒋经国来说，“打老虎”失败、“经改”杀羽而归都还不足为虑，也更不足为痛。当时的局势，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已陷入困境，王朝政权发发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为之痛、神为之忧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缎”，老蒋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予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9年1月10日，将经国奉父命赴上海，将中央银行的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经国于1972年5月当选为“行政院院长”。就任后，曾大力整饬行政工作，政声颇著。他曾于1975年7月自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说：
现在经国要讲到自已的一点事。前两个星期，经国和好几位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朋友见面，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好，而且好意地说，国外的人觉得“行政院”长经常到各个地方跑来跑去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破坏行政制度，也妨害了分层负责的要求。这一意见，我却有一层不同的看法。……我身为“行政院”长，到任何一个地方，完全是听取意见、了解状况，从来没有立即作过一个决定，下过一个行政令。我做一个决定，下一个行政令，要回到“行政院”，经过多方研究商量才采取行动的，因此我没有破坏行政体制，更没有妨害分层负责的要求。
本人的心情，非常喜爱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喜欢山水，喜欢海洋，喜欢外岛，我说利用周末和星期假期到农村、到部队、到学校、到鱼港、到矿场、到工厂，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见面，同时也在晚间投宿在幽静的处所，澄凝我的意虑，清新我的心神。因之，我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不一定在台北的办公室内，而是在清风明月之下，在山桥流水之间，在金马外岛之日，在海滨漫步之时。
古语说：“三思而行”，我对于重要的事情，也总是再思三思。但是自从总裁崩逝之后，我们大家共同担负的责任很重，而自己尤其戒慎恐惧，所以过去“三思而行”之事，现在往往要“百思而行”。因此希望各位同志了解，平时我到各个地方去，并没有怠忽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甚且我还鼓励各位同志，尤其主管同志，要多到乡村、多到部队、多到各个基层，多接触民众，了解民众的需要。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乐趣，当你饥饿时，在豆腐摊上吃两碗豆浆，在馄饨摊上吃一碗馄饨，在粽子锅边吃两个粽子，这是多么的简便和愉快。并且可以不打扰他人，无所拘束，心安理得，坦然舒适。
经国和全党同志，在情感上来讲，是弟兄的关系；在责任上来讲，是同志的关系。今天艰苦困难的环境，国难党责日深一日，经国自当相随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党工同志和全党同志，不推卸责任，不放弃原则，来贯彻本党团结、反共。创造、服务的政策。
据实而论，蒋经国在政治立场上固然与他的老子是一致的，但在其它许多方面，小蒋与老将都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出门时，所乘汽车是防弹的，连冬天所穿的披风也是防弹的。而蒋经国则不同，他位居高职，却经常抽出时间下乡，到农村和工厂“私访”，与民众直接接触、交谈，有时甚至进入简陋的小饭馆随意小吃，有一次还参加了一位普通百姓的婚宴。因此，蒋经国在国民党政界、尤其是国民党逃台之后的“政界”；被公认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精神主义者。例如他1969年3月视察金门时，曾号召守岛官兵阅读《哥伦布传》，说：“哥伦布遭遇许多困难，终于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读了他的传记，会使人产生勇气。而我全体官兵一定要具备坚韧不拔的冒险家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任命台省籍人士谢东阂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提出简化机构、肃正纲纪、肃清贪污、厉行节约等一系列措施。在肃清贪污方面，他把与蒋家有亲戚关系且又受过蒋介石赏识的前“行政局长”王正宜判处无期徒刑，也算出了一口当年“打虎”未成、为“亲眷关系”所阻的恶气。为了肃正纲纪，蒋经国提出十项革新诫条，如公务人员不得涉足酒家、舞厅等不正当场所，婚、丧、嫁、喜庆的请帖不可滥发，加班费、出差费不准虚报，不作不必要的视察等等。所有这些诫条的矛头所向，的确是当时台湾政界的病根。诫条一出台，一时使得“政府”和所有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战战兢兢、人人自危，不敢稍有疏忽。
这十项革新措施的颁布，对于蒋经国这个基督徒来说，无疑于“十诫”，他是身体力行的。在一次“行政院”院会上，他讲话说：“做人要‘平凡’，对名利要‘平淡’，对工作要‘平实’，这平凡、平淡、平实六个字非常重要。凭借个人优秀才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是讲求团队精神的时代。所以，每一位官员，都应该深人民间，确实的接触问题核心；我本人对于法令、规则的整顿，累积的案件，也要立刻加以整理。社会人士对这次的新内阁，称为‘财经内阁’，‘战斗内阁’或‘自强内阁’，但是坦白的说，我个人愿意称它为‘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的内阁’。”
综观蒋经国在大陆时期及逃台之后从政的经历，他所说的“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倒也不全是表面文章，也不算是自我标榜。只不过，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他心目中的“国家”。“国民”的概念只是一种极其偏狭的概念而已。
在台湾政界，蒋经国的“政声”是比较好的。而与乃父蒋介石相比，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名声”至少比蒋介石要强得多，虽然有过两次外遇风波，但他毕竟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停妻另娶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另寻新欢。他与夫人蒋方良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从一而终”了的。
蒋经国的家庭观念较重，这一点倒是继承了乃父的遗风。蒋经国“正式”列入门下的有三子一女，即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和女儿蒋孝章。其中，除蒋孝文和独生女儿蒋孝章出生在苏联之外，余皆生于大陆。
蒋经国重视亲情，喜欢家庭生活的氛围，认为在家庭和睦欢愉的气氛中，是一种最好的休息。1961年，蒋经国喜得外孙俞祖声和孙女蒋友梅，这表姐弟俩是蒋经国的第三代，蒋介石的第四代儿孙，一时成为蒋氏家族的凤凰，备受宠爱。蒋经国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他每每在家中与蒋友梅和俞祖声这一对表姐弟做各种游戏，甚至趴在地上一起观赏玩具。在1961年到1971年的10年间，这一对表姐弟是蒋经国忘忧解烦最大精神支柱。每当政务繁忙、劳累苦恼时，一回到家里，见到这一对碧人儿，蒋经国就立即笑逐颜开，暂时把外界一切的烦心事都忘到脑后了。
蒋经国和蒋方良膝下的子女，见于谱碟的，依次有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文、章。武、勇，名子均为蒋介石所赐。蒋孝文是1935年12月出生在俄国，蒋孝章则是她父母回国前一年出生的。此时，蒋经国的生母毛夫人尚在人世，毛福梅十分钟爱这一双孙儿、孙女。尤其是蒋孝章，这位比蒋孝文小两岁的蒋家孙女，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获祖父母和父亲的钟爱。蒋孝文毕竟是男孩子，幼时顽皮是难免的，因此时常惹得蒋经国生气，甚至绑起来打。蒋孝章这位独生女，乖巧、美丽又善体父母心意，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为哥哥的避风港。蒋孝文如有惹得父亲生气而将受责罚之时，往往央求妹妹，由蒋孝章则为哥哥向爸爸撒娇而化解。所以，蒋家这唯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
蒋孝章到台三、四年后，已是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的少女了，可说是人见人爱。可是，由于她家的家世过于显赫，不但没有相同年龄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连和她说话的男孩也几乎没有。1957年，她赴美求学，在美和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在一起。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早就旅居美国。当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乃托俞扬和就近照顾。蒋孝章远赴异域，在俞扬和细心照顾下，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妇。1960年举行婚礼。婚礼仅在双方家长与极少数亲属的祝贺下，很简单地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翌年生子俞祖声。这一年，蒋孝文也生了一个独生女蒋友梅。表姊弟成为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初尝含始弄孙之乐，自是喜气洋洋，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每当蒋孝章带着俞祖声回国，蒋友梅和表弟俞祖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蒋经国也常常会加入，与孙女和外孙在地下一起玩。蒋孝章携子回国省亲，每年总有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有时俞扬和也一道回来。他们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不愿张扬惊动亲友，甚至蒋家的至亲都不知道。
俞扬和，也是一个不为人多知的人物。他与蒋孝章结婚以至婚后多年，新闻传播媒体上从未出现他的报道；最早见到俞扬和名字于官方的资料中，是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发表的“守父灵一月记”，其中4月13日日记第二条记载：“上午领章女、扬和婿再到慈湖，检视后地之工程，武、勇两儿在此督工甚力，殊以为慰。工程人员与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赶工，余深为感动。”俞扬和夫妇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平日与华人社会来往不多。据说，俞扬和担任“中华航空公司”顾问及“中国造船公司”顾问，工作不算太忙，有时会看到他在上街办事或购物。俞扬和人为相当随和，像他父亲俞大维一样没有架子，只要跟他打招呼，愿意和他聊天，他几乎是来者不拒。不过，认识俞扬和的人表示，如果以俞扬和的学问及能力，与他父亲俞大维相较，差距颇大。
俞大维生于1917年，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更是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从抗战胜利后，就入阁担任部长，一直到1964年辞去“国防部长”为止，可以说是台湾政坛上的长青树。许多学者都认为，俞大维是台湾最有学问的一位部长。俞大维先生曾担任过蒋经国的直属长官，对蒋经国极为关爱照顾，因而影响蒋经国很大。由于俞大维与蒋经国曾是长官部属的关系，因而极受蒋经国的尊重。
俞大维个人从政的经历，可以称得上元老重臣的。他自1948年翁文颁内阁就出任了“交通部长”；继之，孙科“内阁”、何应钦“内阁”，交通部长一职也都由他担任；以后的俞鸿钧“内阁”、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涂“内阁”，俞大维都是“国防部长”。此外，1950年陈诚第一次担任“行政院长”之时，发表的“内阁”名单，“国防部长”原是俞大维，旋以俞大维在美另有公干，未能到任；始由副部长郭寄娇代理而后归陈。因此，俞大维的宦路历程，可说在七届“内阁”中，三任“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其中一任未到任），如此一届“内阁”代表一个阶段“政府”的话，一个阶段“政府”也等于古代“一朝”，那末，俞大维可说是“七朝元老”了。
俞大维的作官资历，在国民党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