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蒋经国干得最热闹的一场是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把物价限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褒贬不同的评价，赞扬的理由是，上海的物价比其它地方稳定的时间更长；咒骂的原因是，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经济趋势的任何企图最终肯定要失败。
在紧急处分命令公布后的70天里，上海有几百人遭到了逮捕，还有一人因经济犯罪而予以处死。这些人大都被指控为哄抬物价，倒买倒卖或囤积居奇。例如8月25日，也就是命令实行有效后的3天，经济警察抓获了2名推销蔬菜和肉类的小摊贩，控告他们的超过了8月19日的物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更有数十人沦人囹圄。其中罪大恶极的都被送到了特别刑事法庭。但是，大多数在那只是关上几天，就很快被放了出来。
当然，蒋经国不只是把两眼死死地盯住在一斤猪肉，一包香烟上多收几分钱的小店主们。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用上海话来说，这些人是“大老虎”。在他的日记中，从9月1日开始，就记下了他准备一露锋芒的决心。1日，“下午，我决定开列一个大囤积者的名单，以便采取行动。”2日，他记道，“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希望尽快查处有关违反经济法令的案件，并要求严厉处置大投机商。……今天，我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不法商人。”3日，7只“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声望的名流如：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维屏被指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令查封之后，居然还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荣家的头号人物荣鸿元犯有非法套汇外币的罪行，荣家的资产横跨棉纺、面粉业，而且还是南京“国大”代表的一员；其他一些人，象烟草公司的经理黄以聪，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也都被科以囤积居奇、拒不按政府牌价销售货物的罪名。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被逮捕的王春哲也宣判了死刑。对此，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事情对改变上海人民的心理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8月底和整个9月，上海的物价基本上保持了平稳。但是，黑市也由此得到了繁殖。粮食贩子在私下卖出了他们精心挑选过的货物，当然价钱也远远超过政府的最高限阶；而按官方牌价卖出的东西，则质量低劣，以致顾客抱怨说现在的肉全是骨头，母鸡一看便知道再也不会下蛋。但是尽管如此，驻中国的印度大使还是下了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四个多星期来，上海已经从狰狞可怕的模样变得和蔼可亲了。”
为了确保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即8月19日的限价，也为了如期收兑金、银、外币，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决心首先向上海的投机商人发难。
第一个被蒋经国的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这位身居要职的公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泄露经济机密，串通不法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经营，从中牟取巨额利润。这只“老虎”被蒋经国抓住，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陶启明被枪毙。
紧接其后被“打虎队”逮捕的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科长张亚民、稽察处第六大队队长戚再玉，此外还有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富商王春哲等。这一时期内，被捕入狱的有上海工业、金融业的“巨头”共计64人，其中有“泄漏币制改革机密、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还有上海名流、蒋介石的老朋友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搞囤积居奇的大户、玩股票的行家们纷纷失手跌足，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受到严厉的检查登记。通过采取高压政策，蒋经国的“铁腕”总算起了作用，把上海市场上的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勉强守住了“八·一九”阵脚。这在当时的上海是殊为不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蒋经国也因此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喝采，被誉为“蒋青天”、“打虎将”。“打虎英雄”等等。甚至还有人把蒋经国比喻为“雍正皇帝”，说蒋经国是“包公再世”。在沪的外国记者们形容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在整顿市场，维持经济秩序的同时，“币制改革”也收效显著，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等总共价值3．73亿美元。可惜的是，这些黄金美钞都来自上海的普通市民，而真正手持大量黄金、美钞的富商巨贾都几乎未受触动。
蒋经国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投入大牢，在这位“太岁”头上动了土，杜月笙却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他不动声色，只在背地里悄悄吩咐手下人向蒋经国的“戡乱救国大队”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是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储银，密请“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处。
杜月笙这一招的确老辣，因为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时任杨子发展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抛出孔令侃，就是要给蒋经国一个难堪你敢抓我杜家三公子，这回看你敢不敢打真正的“老虎”，敢不敢抓你蒋经国的姨表兄弟！
蒋经国倒也并不含糊，接到密报，当即布置行动，带领他的“打虎队”直奔扬子公司，当场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资。这一来，还真让杜月笙吃了一惊，看来这位太子是动真格的了。
事实上，蒋经国虽然凭了一时的血气之勇，查封了扬子公司，但他也确实尝到了“骑虎难下”的滋味。对蒋经国来说，他倒不怕孔令侃，而真正担忧的是宋美龄插手。万一孔令侃打出他的姨妈宋美龄的旗号，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没准就功败垂成了。
当时，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蒋太子与孔公子，都想看看铁腕人物“打虎英雄”蒋经国如何处置表兄弟孔令侃。
孔令侃驰骋商场，有恃无恐，万万没想到一个跟头折在蒋经国手上。损失些钱财倒还不算什么，当务之急是要寻求脱身之道。他先去求助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而老谋深算的吴国桢正乐得坐山观虎斗，哪里肯出头？他以“不过问经济管制这件事”为理由，表示对孔公子的处境爱莫能助。
眼看着风声日紧，孔令侃的父母当时都远在美国，远水难救近火，何况随着父亲孔祥熙的下台和在蒋介石面前的日益失势，孔家门庭冷落之象已露，这种时候，没人落井下石就是好事，又怎能指望有人出面干预呢？更何况对手是蒋太子经国，哪头冷，哪头热，不懂事的孩子都看得明明白白，谁敢在这种时候强出头？
万般无奈之际，孔令侃只好祭起了宋美龄这最后的一个法宝。一纸急电，送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宋美龄收到电报，立即飞赴上海，找到蒋经国，严令他立即将扬子公司这件案子撤销。
蒋经国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他硬着头皮顶了回去：“阿妈，我奉父亲之命而来，如果撤销了此案，如何能服众？阿爸的威信又如何能维护呢？”
宋美龄毫不退让：“你只管放人好了，阿爸那边我来解释！”
蒋经国据理力争：“这不仅仅是向阿爸解释的问题，这件案子涉及到整个计划管制的成败，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的前程广
宋美龄愕立当场，她想不到蒋经国会如此不给面子：“好，你行！既然你一意孤行，那么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宋美龄说完，转身离去。她并不离开上海，而是径直来到孔公馆，亲自保护孔令侃。
一到孔公馆，宋美龄立即给当时在北平的蒋介石打了个紧急电话。当时，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支大军的争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华北局势也很吃紧，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紧急军事会议，与傅作义等人商议偷袭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事，正在这时，蒋介石的侍卫官进来报告：“先生，有夫人的电话。”
蒋介石接过电话，话筒里传来宋美龄焦急中又有几分恼怒的声音：“你必须马上到上海来一趟，十万火急！否则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一惊，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你的大公子把今侃的扬子公司给查封了，他打老虎打到我阿姐的头上来了，这件事只有你亲自来上海一趟才能解决。”
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现在有重要军务在身，令侃的事等我回去再谈！”
“不行！这件事已经威胁到我们蒋家与孔家的关系，如果不及时处理，令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令，他对我们家的底细一清二楚。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宋美龄的警告提醒了蒋介石，他反复斟酌之后，将北平的军务托付给傅作义，急急忙忙登上飞机直奔上海而去。
蒋介石的专机一着陆，宋美龄便抢先登上了飞机，同蒋介石密谈了一番，然后才在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的陪同下乘车直驱市内下榻处。
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才知道大外甥已被宋美龄领到南京“保护”了起来，为了挽回面子，他一到下榻处便对在场的官员们说：“我认为，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须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
一听这话，蒋经国沉不住气了。因为蒋介石看似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就等于宣布了经济管制的失败。他脸色一变，正待开口辩解，不料却被宋美龄以“总裁长途南来，身体疲乏”为由给止住了。
等迎接的大员们都告退之后，蒋介石才极不满意的对儿子说：“未免太过火了！”
蒋经国满腹委屈地反驳：“我不过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啊！”
在一旁的宋美龄摇了摇头，把一份电文递到蒋经国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蒋经国接了过来展开，那电文是：“姨父，姨母，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将请爹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财产数目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宇）。”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放下紧急军务不顾，仓惶飞赴上海的主要原因蒋宋夫妇二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是委托孔祥熙照管的，孔令侃在关键时刻突施这一招“杀手”，正中蒋氏夫妇的要害。因为，一旦他们的私人存款数目被公开，那么不但蒋介石夫妇个人的“政治形像”受损，而且将可能影响到美国对蒋家王朝的态度。蒋介石打内战，靠的就是美援，如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援华”的美元都成了蒋氏家族的“私房钱”，一旦中止援助，则蒋介石在大陆上恐怕就连一天也支撑不下去了。这一点，蒋介石夫妇心知肚明，蒋经国也是深晓其中厉害。在孔令侃的“杀手”面前，老蒋和小蒋总算达成了“共识”。事后，蒋经国沮丧地对同僚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好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立志不可谓不坚，行事不可谓不果断，一开始，确也十分认真地贯彻了“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恶势力”，如枪决张亚尼、戚再玉等，甚至还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抓起来判了8个月的徒刑。可惜，蒋经国的“励治图新”精神再强，决心再大，也终不过是在用自己的左手同自己的右手“掰手腕”，较真也好，较劲也罢，较到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要想使经济状况“起死回生”，就必须与国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作彻底的决裂与斗争，否则，“新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一纸空文。逮捕杜维屏、查封扬子公司，使蒋经国从“打老虎”变成了“骑老虎”，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此外，所谓“限价”和“收兑金银”的行动虽然表面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骑虎”。当初，蒋经国选拔了一万两千多个青年人组成“打虎队”到街上去游行。携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甚至居民住宅，到处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人们兑换金元券。虽然收兑的数目可观，却丝毫未曾触动拥有巨额外汇和大量金银的四大家族以及江浙财团，真正受损的不过是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和普通的升斗小民。在“限价”的严令之下，上海的商人们采取了一个对策：把七百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须品藏起来，物价虽然稳定，却是有市无货，所有的贸易行为都转入黑市，致使黑市物价猛涨，市场萧条、工厂停产，百业凋敝，抢购之风如排山倒海。面对如此形势，蒋经国是“有心打虎”却无奈“身在虎背，双手被缚”，若不是老蒋出面帮忙，恐怕他连“下台”的退身之阶都找不到了。
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经改”，取消了“限价”。商品上市了，物价也随风猛涨起来：金元券飞速贬值，几乎成了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