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集团军的数，李宗仁回忆说：“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
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即蒋介石冯玉祥，就成为编遣会议中争斗的主要两家。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在1月5日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规则》，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说：“九点，赴第一次编遣会议开会，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二不欺饰，三不中辍数语，观与会之精神，我国前途，询有无限之希望也。”8日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临时秘书处组织规程》。11日的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确定军费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谈及：“下午三点，开编遣会议第三次大会，讨论全国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草案并编遣进行大纲。……余以此事极关重要，遂毅然赴会。开会时，蒋主席主张付审查，无异议，并推定余为审查委员长。”14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又说：“开国军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审查会议。决议事项：（一）兵额不得过六十师八二）编遣办法会同农矿工商财政各种提案，分别规定；（三）编遣程序先行调查各集团军实在状况，编制各项精密统计，然后决定。”17日的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部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应分为左列六个国军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一集团之各部队；第二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二集团之各部队；第三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三集团之各部队；第四区，专管编遣原第四集团之各部队；第五区，专管编遣原隶山东省之各部队，第六区，专管编遣原隶川、康、滇、黔各部队。”还规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六十五师，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80万，空军、海军另定），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总额之比例，务必缩减军费至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为止。依此定额，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亿9200万元，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个师。”22日的第五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决定在全国设立八个办事处：中央直辖各部队编遣办事处（南京），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办事处（上海），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南京），第二编遣区办事处（开封），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北平），第四编遣区办事处（汉口），第五编遣区办事处（沈阳）及第六编遣区办事处。同时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程》。
在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即各集团军怎么个编遣时，蒋介石对准第二集团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冯玉祥也不买帐，立即提出一个裁兵原则八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并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而要裁北伐中有功的正规部队，实在有些不公平。”结果在议过来论过去的过程中，多数赞同阎锡山的提案。很显然，阎的提案对蒋介石有利，虽然蒋的力量同冯相等，但蒋介石另外可以支配中央编遣区，也就是说有六个至八个师可以再归他指挥。李宗仁看到阎锡山的方案带有离间蒋、冯的性质，所以也倾向于阎的方案。这样一来，冯玉祥就称病请假，不到军部来办公，编遣会议也不来出席，只派个代表参力D。
蒋介石为了掌握冯玉祥的情况，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当孔走到院里，就听到了冯玉祥正大声和许多说话，但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倒卧在床上，盖了两床锦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视冯氏，并安慰他要好好静养。”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生诊治说，是神经衰弱症。”
1月25日，编委会议暂且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时说：“本会历次议决各案，不仅议决后就算了事，还要…一实行起来，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责任。”胡汉民也致词说：“所有本会各种决议案，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如何的努力把他实行起来，并且要把他作好，就要看大家的实际行动了，我们不愿意夸夸其谈的说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漂亮而又动听的名词，我们要有实行的条理和好的方案。”
当时部队编遣的结果，何应钦在《全国军缩经过》的报告中说：“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师、两个独立旅、两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兵团、一个骑兵师，每师有三个旅，共约24万余；第二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师，约22万；第三集团军亦编为十二师，约20万左右；第四集团军已缩编为九团制之师十三个，约23万。正在缩编中者，有张贞师、卢兴邦师、陈耀汉师及陈调元、方振武。高桂滋、岳维峻、任应读、徐源泉、刘珍年、刘志陆、谢文炳、刘桂堂、顾震等所部共约22万。此外奉天现缩为步兵十五旅、一个独立团、两个骑兵队、八炮兵团、工兵五营、辎重五队、通信一大队、特种车队，共计约12万；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六个旅、约4万余；云南现有六师约3万；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杨森、赖心辉、刘存厚各部共约18万；两广有陈济棠、徐景唐、陈铭枢、黄绍访、范石生等五军及许克祥师，共约12万；贵州约2万；海军陆战队约8000。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现已改编成师者已逾五十个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
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额数仍多，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惟从兹收束军事，暂告一段落，筹备国防，此其噶矢。他日再由国军编遣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50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开始是不表态，任由们针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两个不同的编遣方案进行争吵。当他采取种种手段争得们多数支持阎锡山的方案（即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加一个中央区）之后，他才以仲裁者的面目表态，不但同意阎的方案，且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感思不尽。这样，蒋介石不仅在编的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了自己一边。增加了“蒋家军”的实力。
最后，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及海军司令部。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同时还规定，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至此，与会的各路诸侯们才明白自己是上了蒋介石的当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指挥权、调动权、任免军官权，甚至连司令部都被“取消”了，这些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谁也不肯接受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的态度因之骤变，由原来的相互攻击、勾心斗角转为同病相怜。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托词抵制编遣会议，冯玉祥和阎锡山索性主张“休会”。蒋介石知道一时难以使各路诸侯就范，一纸空文也不可能把家的兵权释去，于是采取缓兵之计，宣布以后再开一个“编遣实施会议”。这样，到1月25日，编遣会议草草收场了。
这次编遣会议，蒋介石不但没能实现其全国军权尽归己手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摆到了与各派军事力量尖锐对立的位置上，激化了矛盾。各路新军阀识破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知道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们纷纷离开南京，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积极准备力量，要与蒋介石一争雌雄。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编遣会议的闹剧，无异于在自己脚下安放了一只巨大的火药桶；紧接其后，他又匆匆忙忙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等于又在自己脚边安放了另一只火药桶。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改组派”数最多，成份复杂，以汪精卫为领袖，不断掀起反蒋风潮；“再造派”拉孙科为大旗，主张立胡汉民为党的领袖，反对改组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内数不多却实力不凡的元老集团西山会议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拥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明白，要想独揽政权和军权，必先独揽党权。他对争夺党权是很有实践经验的。为了操纵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拢嫡系，排除异己，扫除障碍。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是桂系与蒋介石闹翻了，李宗仁潜回广西，白崇禧电请辞职，于右任也不肯赴宁开会。冯玉祥则不仅不来开会，反而发表通电，公开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汪精卫一派的中央委员更乘机鼓噪，公开策动“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一时间，反蒋活动日益扩大，各派军事力量军心不稳，桂系更在调兵遣将，摆出了大战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要利用这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机，抓紧把党权独揽在手，以便“正名”用“中央”的名义镇压和消灭各反对派。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大会发表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公开指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列为北伐革命的对象。这次大会，第一次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从而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工具。
两只火药桶放在了蒋介石的脚边，并且已经点燃了导火索，新军阀大战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3．蒋、桂开战，冯、阎结盟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桂系达到了全盛时期。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站等桂系骁将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呼应，摆成一字长蛇阵，兵强马壮，虎视耽耽。按当时的兵力对比情况来看，蒋、桂实力相当，真打起来的话，鹿死谁手还很难逆料。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比蒋、桂都大一些。所以大战未开，冯玉祥先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去劝冯玉祥与蒋合作。蒋介石许愿：让冯担任行政院院长；委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并任由冯玉祥在湖北和安徽两省中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交换条件是冯玉祥通电讨桂，兵发湖北。但冯玉祥却不作正面答复，千方百计拖延时间，想先看一看事态如何发展，待机而动。
李宗仁则派温乔生为代表，到河南辉县去见冯玉祥，邀冯一起动作，发动讨蒋。冯玉祥口头上答应得很痛快，但又借口布署军队需要时间，表示希望李、白发动战争之后能够撑持两周，到时候他兵力部署完毕，一定响应。其实这也是冯玉祥的手腕，意在坐山观虎斗。一则可以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实力；二则可以利用蒋、桂交战，乘势夺取湖北。因此，他派遣部将韩复第带兵进驻武胜关，坐观成败，相机而动。
蒋、桂之争，早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后就开始了。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夕，桂系利用“武汉政治分会”的权力，派兵占据了两湖地区，接通了广西，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态势。这时的蒋介石一心要把三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以便夺取党权，所以他没有立即与桂系兵戎相见，而是暗地里精心策划了一个消灭桂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旨是：瓦解白崇禧部、拆散桂粤联盟，然后发兵征讨之。
蒋介石的谋略之术的确胜一筹，他一贯采用的办法是拉一派打一派，抑此扬彼，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次对付白崇禧，他故伎重施，利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当时驻扎河北，他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系唐生智的部队，兵员多是湖南籍，乡土观念极重。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欲向西北扩展，这就引起部下的不满情绪。蒋介石抓住这一矛盾，许以军权厚赏，收买唐生智，促其北上收回旧部于制下。唐生智立即表示竭诚拥护蒋介石，并由上海启程北上。这时，白崇禧已率部南下浦口，拟配合李宗仁攻蒋。但此时唐生智复职的消息已广为传播，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甚至到处出现“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