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在空余时间回述一下你五十年来在中国的大小事，一定会是一本有历史性的可读课本。
蒋经国死后，不但其遗嘱的真伪成为人们一时议论纷纷的话题，而且他的死因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台湾《民进周刊》刊登了吴祥辉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蒋经国猝死，有人悲拗逾恒，有人幸灾乐祸，而大部分人无非是抱着“死是他在死，活是我在活”的态度，顶多是自我解嘲。在“国殇”期间，不要笑得太自然，如此这般，聊表心意罢了，而这才是传播媒体蓄意营造“举国同悲”背后的真正实情。
蒋经国的死亡，由于他缠病多年，因此，他的死很容易就被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对许多医学界人士而言，蒋经国死得太奇怪了，死得太冤枉。太不明不白。
蒋经国的特别医疗小组是由荣总内科副院长姜必宁担任召集人，然而，荣总许多医师虽然不敢明目张胆表示意见，但在私底下却议论纷纷，而荣总除外的台大、长庚、国泰的一些名医师更是咽不下一口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堂堂一“国”之尊，就被荣总这样莫名其妙弄死了。
有人说姜必宁应该为此下台，以谢国人。还有人因为无法寻得合理的专业解释，而做了政治上的揣测。其中最敏感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谋害蒋经国？那么这个幕后指使者是谁？这种揣测虽然并无具体证据，但几千年来中国宫廷的可怕斗争经验，使得这种揣测逐渐成为一种传言。
几位医师同时指出，以蒋经国当天早上发生恶心、呕吐、血压下降的情形来说，内出血的症状已非常可疑，应该立刻进行诊断、急救，而医疗小组非但没有明确诊断，没有输血补充流失之血液，还以静脉点滴注射，冲淡血液浓度，岂不是要加速蒋经国的死亡。
一位肠胃科权威指出，在当今医学发达的现况下，一位住院的病人，一旦导致内出血死亡，医院应该负有失职之责。他表示，除非病人突然遭枪击、刀或其他重大伤害，大量出血不治，否则一个住院病人，一旦内出血，通常可经由排便、血压等现象发现。严重内出血也可经由插胃管及输血急救。一般病人尚可如此，何况一国之“总统”，竟然死在消化道大量出血、引发休克、乃至心脏呼吸衰竭而死，这种状况简直是不可思议，贻笑国际！
医学界指出，输血是内出血必然急救的过程，但不论是新闻局或是姜必宁对外谈话中，均未提及曾为蒋经国输血，显然极不合常理。
在许多医界人士看来，蒋经国固然长年积疾，但是元月13日的猝逝，实在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们认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病人，有妥当的医护照料，都不致于出现这种内出血的惨死模样，何况一个堂堂“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
关于蒋经国的猝死，外间流传着各种说法。但是，身为死者亲属的蒋纬国面对台湾《新闻》周刊记者的访问时却说：“我想这件事有必要做些说明，虽然蒋氏家族没有任何人要我怎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没有听到家族里有任何人对医疗小组有什么怨言。”
关于遗嘱问题，蒋纬国说：“我觉得这件事没有追究的必要。但我可以明白地说，我在4点多到达经国先生的住所时，大家正在看遗嘱以及签名。至于遗嘱是用一张不相干的纸写，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事后造假的话，反倒会找张正式些的纸来写才对。……这件事实在没有追究的必要，何况遗嘱的内容，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些的的确确是他想要说的话。我觉得用的纸即使比那张更差，也足为奇……”蒋纬国还曾于蒋经国去世后的2月12日发表了一篇《悼兄念父文》，悼文说：
宝岛冬日，寒流阵阵，阴晴交错，冷暖时变。在这满怀哀伤的时光中，你唯一的弟弟和您亲爱的家人，强忍怀念追思的伤痛，度过这漫长、沉重的国丧家哀的日子。
哥哥，您安息已一个月了。
人所期待之事，往往会比所望之时，来得慢些！但人们所最不愿见之事，却往往来得太快！但这次来的实在太快了。虽然您的健康已有一段时日令人关注，但您坚持的毅力始终胜过一切，一直保持正常的作息，元月十二日还在“总统”府处理要公。次日上午我们大家还在中常会中等您来主持会议，后来宣布您因故不能来会，我们就习惯地按时在九点开始由轮代者主持开会。下午我正在与友邦人士作学术与时事的座谈讨论，忽接电话，急忙赶至寓所。哥哥！您已经走了！您因大量呕血、不支而逝，真可以“五内俱裂”来形容！怎不令亲者心痛、情酸！但您留下的最后容态却又如此安祥，因为您已尽了您能做的一切。……
在知您离世的一刹，知你因大量咯血而逝时，真是悲愤异常，恨那些无知与不义的一群！上帝啊！请原谅我这一时间的气恼和激动！哥哥！这绝不是你想到的。您一定会说：“原谅他们的无知！”您一定知道，他们自己会慢慢地反悔！直到想过来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并肩携手，完成救国救世、救人救己之大业的！
没有人不为国家的前途着想的，除非他是卧底的卖国贼！没有人愿意自掘坟墓自毁前途的，除非他另有阴谋！……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之立国，自古即以“中道”相结合，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同，则虽为碧眼黄发亦中国之。……
爹爹！哥哥！您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后，我们全国上下，必仍追随党国继此政统，奋力以赴，以报列祖列宗与国人。你们安息吧！
蒋经国晚年锐意于政治革新，同时决意向“政治禁区”突飞猛进。可惜天不假年，蒋经国的政治宏图尚未最后实现，就过早地撒手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4．老去情怀及其他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称居总裁、“总统”，位极人臣，我行我素。到了台湾之后，他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但作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人来说，他也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习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蒋介石在大陆期间，饮食起居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安排是非常有规律的。抵台之初，则因在大陆战败，整日间坐于日月潭的涵碧楼中，反省其失败原因，并制定“反攻”计划。重登“总统”宝座后，即全力投入稳定台湾、准备“反攻”的行动中。此时他虽已60多岁，但出于反共使命的需要，仍到处奔走、演说、打气、安抚，精力旺盛，超过一般的同龄人。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生活也算比较有规律。办公之余，他有时养花、种草、逗狗等，晚饭后喜欢看电影，一般情况下都有人在旁边为他解说。晚10时入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澡。浴毕写日记。晚间写日记已成为习惯，数十年毫无间断。
蒋介石平日饮食很简单，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求营养，不求奢侈。不但烟酒不沾，而且连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蒋介石素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如台湾淘汰人力车的议案，就是他亲自督办的，此举虽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又经常使下级处于被动地位，引起诸多不便。
国民党最基层组织为小组，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为加强对党员的控制，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藉方为有效。小组会议每月举行一次。蒋介石的规定，他自己不能不遵守，他参加的那个小组，是由“总统政府”或顾问等党员组成，属政要阶层。在每次召开小组会时，组员之间互称同志，惟独对蒋介石称“总统”。小组成员中一位湖南常德籍的张炯曾提一建议：“我们在小组会议上都互称同志，更亲切些，我建议以后称呼‘总统’为蒋同志或蒋中正同志”。蒋当时含笑点头说：“好！好！”实则心中不悦。也有人问张炯，“蒋介石是喜欢别人恭维的，你这个建议，恐怕引起他的不高兴”。张炯为人比较正直，答道：“这是合理的建议，我可没有想到这些”。由此事可看出蒋介石是个多么虚伪的人。他“领袖”自居，喜欢标榜“民主”、“平等”，可是一旦事到临头，又常常暴露其刚愎、孤傲的性格弱点。
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经蒋介石亲自核定。当他深思熟虑之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告纸上发表，使有些调动工作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出缺，“宪兵司令部”推选该部第二处上校处长盛先熙出任。蒋介石亲自如见盛。当他走进“总统”办公室时，蒋介石看到他的仪表不错后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盛的家眷在何处时，盛答在大陆湖南湘潭故乡。蒋听后告盛先回去，最后任命迟迟未能发表。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盛先熙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盛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盛氏的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蒋介石这个人素喜疑心，逃台后尤甚。他在大陆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打败，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毛泽东的一切都恨之人骨，连毛泽东的同乡竟也难辞其咎。
到了晚年，蒋介石也特别喜欢和孙子、曾孙一起戏耍，宣享天年之乐。同时，他对戏剧也颇有兴致。1956年蒋介石70岁寿诞时，适有香港粤剧界艺人白玉堂组团来台“祝寿”。蒋早年在广州多日，对粤语比较了解。当白玉堂等上演剧目时，白饰演薛仁贵，演得非常卖力。但白玉堂怕蒋介石听不懂粤语，改用普通话，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有人到后台传话说：“蒋公对粤语能听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话，以免弄巧成拙”。白玉堂听后如释重负，拿出平生所学为蒋介石表演，深受蒋介石的赞许。
蒋介石不仅喜欢粤剧，更喜欢听评剧。但据蒋的部下说，蒋到台湾从来没有听过评剧，蒋介石曾说：“不回大陆，不看评剧”。
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心目中；是个“伟大”的父亲，没有人比他更“伟大”。蒋介石生前及死后，蒋经国发表了大量文章，肉麻地吹捧他的父亲。在蒋经国的笔下，蒋介石的作为和“贡献”超过了历代有作为的君主。
进入七十年代后，台岛愈发陷入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孤独与凄凉境况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人联合国，蒋家小“朝廷”的“外交”急剧走人困境；美、日等大国领导相继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好。在一连串沉重打击之下，86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身体机能从此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这次手术起，蒋介石的身体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3年7月，台湾报刊发表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儿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意在向公众表示蒋介石身体尚健。1974年8月，台湾当局再也瞒不住事实真相，只好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肺炎，再度人院。1975年2月下旬，蒋病情渐危。3月下旬，蒋自感来日无多，遂召“五院”院长来听他口授遗嘱。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当局明令从四月六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膝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的场面十分冷落。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居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阉。蒋介石在这里筑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枢暂借此地。
1975年 4月 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