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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
“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50年1月5日阳明山演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时说：
“军队腐败、政治贪污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军民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上为什么有人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第五、“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蒋介石认为，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趋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多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经济方面又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为克服这一危机，解决生存问题，并奠定“反共复国”基础，蒋介石今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土地制度等。蒋介石还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
第六、蒋介石认为，“国际外交上的失败”是与苏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美国的妥协主义分不开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用较大篇幅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时说：
斯大林利用雅尔塔会议，以恢复“日本 1904年对俄背信攻击所取得的俄国前有权利”作为他对日作战的条件。苏俄无权提出这一要求。蒋还认为美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立场是错误的。美国的妥协立场助长了苏俄的侵略行动，同时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向苏俄妥协。
国民党之所以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妥协，蒋介石认为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
蒋介石还说：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成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20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承认外蒙独立还由于外蒙已为苏俄所控制，中国对外蒙领土已名存实亡”。且“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蒋说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是一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
蒋介石还认为：在外交方针上过分信赖美国导致了“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个大错”。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蒋介石则又能立即捐弃“前嫌”，仍倒向美国的怀抱。
第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并且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是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尽”，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当时在学校的青年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当时，蒋介石提出：
“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省”。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运动。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
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人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神话”。不惟台湾人不相信，连蒋介石赖以支撑台湾的盟友美国，也压根不相信他果真能“光复大陆”。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态度的冷淡和中国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2．父业子承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至此，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却在秘施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的战略布署：“父业子承，培养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纷纷打人冷宫，把台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他让既能够帮助自己支撑眼前残局，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的陈诚任阁。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权坛上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角色，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军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牢牢抓着枪杆子的精心安排。这一职务，官衔虽说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他主管的政治部，是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及对去大陆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自然有不少人为之喝采，当然也免不了妒嫉的眼光。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上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他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服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在政工干校与王永树（第二任校长）、王升（当时的教育长）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总政治部主任”的官衔虽非极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只是蒋经国苦于在军中资历太浅，素无军功，深感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此，在“政治部主任”的金色招牌下，蒋经国开始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兵，网罗自己的势力。
来台初期，蒋经国的班底，世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战干团”的学生，以及后来开办政工干校时的干部；“一俄’则指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如严灵峰、王新衡等。第一、第二“两干”虽然都是蒋经国旧时的嫡系亲信，但大多官卑名微，在老将云聚的台湾，这些人自然排不上号，还得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因此，在后来政工干校开办后，蒋经国也将这两“干”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一俄”虽多干才，但为自己效忠的知己也为数寥寥，更何况它为蒋介石所忌讳，因此，“一俄”并无积极贡献。蒋经国于是致力于培养“第三干”。
1952年11月，经过一翻筹划后，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他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于校宗旨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紧，从不容他人染指。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复兴岗作为“龙飞之地”，干校的学生便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脱下军服进入党政军各界，便是他掌权的班底。王升接掌干校，先为教育长，后升为校长，以培养学生忠于“青年导师蒋主任”为己任，“太子门生”无不出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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