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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在如今的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科幻文学已经不完全是凡尔纳、威尔斯等人创立的艺术门类，而是一种有反叛色彩的亚文化类型。在美国的科幻集会上，经常有打扮怪异，举止荒唐的人出现。他们的兴趣不在艺术，而在于标新立异。六十年代末的美国反主流文学浪潮中，一批科幻小说，如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就被反叛青年视为经典。八十年代出现的“塞伯朋克”流派中的一些人，就有过吸毒、制造电脑病毒、盗取密码的反社会行为。大批“飞碟教派”的产生，也是这类反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也并不难理解。如果说科幻文学在它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只产生精华不产生糟粕，反而不可思议。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三章：伪科学、邪教与科幻文学（3）
第三节：哈伯德案例
如果要研究当代邪教，罗恩哈伯德这个名字是躲不开的。并且他也是一个出名的科幻作家。所以笔者在此重点介绍一下这个案例。
哈伯德1911年出生在美国内比亚斯加的蒂尔登。据说，他12岁来从家乡到华盛顿时，遇上了海军军官汤普森，此人曾经在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手下从事研究。后来，哈伯德在自己的教义里，就改造并引入了许多精神分析的概念。年轻时，哈伯德游历四海，甚至16岁时到过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接触了东方神秘主义哲学。从30年代到40年代，哈伯德写作了很多小说，尤以科幻小说出名。那个时候，他是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里的一个二流作者。其代表作除了在中国流行的《地球杀场》外，还有《物竞天择》、《天上打字机》、《恐惧》等。他的作品风格受斯蒂芬金和布雷德伯里等人的推崇。 也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可以说，作为一名科幻作家，哈伯德不算太成功，但也不算不成功。
1955年7月，哈伯德在华盛顿宣布成立“科学教派”。他宣称，人是7500万年前被银河系暴君驱逐到地球上的幽灵所形成的物质外壳。幽灵在人的体内形成“印痕”，导致人的种种烦恼。他的教法可以清除“印痕”。因为这个教义和他曾经拥有的科幻作家身份，当时就有美国媒体讽刺其为“科幻教派”。科学教派不仅组织严密，而且通过合法注册，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资格。哈伯德本人十分贪财。他曾经对自己的亲信说，搞宗教远比写科幻小说挣钱。哈伯德不仅自己搞邪教，而且从科幻界里带出去一些有名的作者，如范沃格特等人一起活动。只是后来那些人很快认清了他的真实目的，退出了科学教派。从那以后，哈伯德结束了作为科幻小说家的生涯，成为一名邪教教主。科学教派在西方发展迅速，自称有八百多万名会员，影响巨大。
由于涉嫌大量违法捡财、信徒死亡、涉及暗杀活动等原因，八十年代开始，各国政府大规模调查科学教派。哈伯德逃避美国司法机构的追捕，潜到欧洲，于1986年去世。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邪教的“科学教派”应该仅指其在哈伯德主持下的时期。此人死后，教派由米斯卡维奇主持，经历了一个由邪转正的过程，逐渐被社会接受为一个新兴宗教。当然，这位继任者更是和科幻文学没有关系。
八十年代末，科学教派的教义著作《戴尼提》曾以心理学著作为名，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是新华书店系统第一次使用推销手段发行的图书。九十年代以后，他的科幻小说也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当然，《戴尼提》早已被人遗忘。哈伯德给中国读者以影响的是他的通俗科幻小说，而不是其邪教教义。有些科幻爱好者看到媒体上提到“邪教教主哈伯德”，甚至以为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
公正地讲，作为科幻作家的哈伯德和作为邪教教主的哈伯德虽然确实是同一个人，但还是应该把“两者”分开。笔者曾经看到某位著名“反邪教人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出版社出版《地球杀场》是出版邪教书籍，但未受公众响应，仅仅只是他的个人观点。这说明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学会了辩证地认识一个人。在美国，他的《地球杀场》几年前也被搬上银幕。而美国人比我们更知道他的底细。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三章（4）
第四节：中国的情况
切莫以为，上述种种只是西方社会的风景。至少在中国台湾，这些现象均已经存在。1992年，一个叫陈恒明的人创立“真道教”，声称1999年世界将爆发核战，信徒们应该在1998年3月25日集中到美国加兰市，上帝将乘飞碟向信徒们现身，并带他们到火星避难。陈恒明带领一批信徒来到美国，每日练功不缀，声称要适应飞碟里的生活。后来，又有一个叫作“中国天地光明协会”的邪教组织以世界未日之名向信徒诈骗。其教主吴泰忠自称拥有特异功能——左旋光能运动。这些都是把科幻假设混入教义的例子。
在台湾另有一位社会名人，一方面热心推广科幻文学，一方面热心推广伪科学。他不仅是台湾“飞碟学会”负责人，而且是不久前声称培育克隆人的雷尔教派的台湾地区负责人。他曾经在电视上宣传雷尔教派“人类来自金星”的论点，还声称自己曾经被鬼附体等等。由于此人拥有“科幻作家”的身份，甚至曾经出资在大陆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幻奖项，给科幻文学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在中国大陆，这类现象也并非不存在。八十年代，张香玉就自称是外星人，懂“宇宙语”。在法轮功的教义里，“外星人”一词更是经常出现。只不过在大陆，尚未出现拿科幻概念去构建系统教义的邪教，倒是有大量的伪科学作品使用科幻概念。这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把种种非虚构的“神秘现象”和科幻小说并列在一起。笔者经常收到这类约稿信，编辑称他们需要科幻稿件，仔细一问，原来是要介绍“神秘现象”的稿件。2000年，我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出版。拿到样书一看，竟然被出版社编入“飞碟探索系列”丛书。当然，合同允许出版社这样作，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该出版社的编辑后来问我，有没有“研究飞碟”之类神秘现象的非科幻作品，他们可以考虑出版。我只好婉言谢绝。
笔者最为反对的，是大陆的科幻杂志也把神秘现象和科幻小说并列在一起编排。当然，这是科幻出版的“国际惯例”许多国家都有一类刊物，专门搜集奇异事件，吸引读者。比如前苏联的《人造卫星》，美国的《包罗万象》等等。他们在介绍非虚构性的神秘事件外，也刊登科幻小说。但笔者认为中国的科幻杂志不应该引入这个惯例。专业科幻杂志起着“标准”的作用，他们这样作，综合媒体或者大众更无法分清其中的不同。在图书经销商那里，《科幻世界》就一直与《奥秘》、《飞碟探索》这两个刊物并列在一起，被宣传为专登奇闻轶事的刊物。笔者认识的不少科幻爱好者也都同时收藏这三本刊物。笔者在主持科幻讲座时，每次都有几分之一的听众提问是围绕种种“神秘现象”的。这都说明，科幻爱好者普遍缺乏区别“真科幻”与伪科学的能力。
国内另有一种现象，是把科幻小说改头换面成真实报导来发表。1989年，阿波罗登月二十周年纪念之际，国内一家杂志在当年第10期发表了一篇《美国登月实况转播中断之谜》，讲述一名美国宇航员为了和平大义，拒绝宣读美国政府宣布占有月球之声明的“英雄事迹”。当时被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可笑的是，文章中介绍的第一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是“约翰、哈泼和威尔逊”，而不是现实中的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柯林斯。阿姆斯特朗那句名言：“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这是迈了一大步。”被改成“我，哈泼威尔逊，以全人类的名义宣布，月球不属于哪一个国家，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此话虽然大义凛然，毕竟不合史实。于是有人细查原委，发现那不过是载于美国《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月刊》1989年6月号上的一篇科幻小说。却被人惯以真实历史揭密的名义翻译过来。我们无法得知，译者和编者这样作是出于误会，还有有意地吸引读者。
国内有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刊物，本非科幻杂志，而是专门刊登“神秘事件”的。在早期，这份刊物上的内容还是介绍真实存在的“神秘事件”，而晚近一些期号上，竟然也出现了由科幻小说改编的非虚构类“神秘事件”。只不过那些被改编的科幻小说比较冷僻，知者寥寥罢了。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三章：伪科学、邪教与科幻文学（5）
第五节：分析与思考
江晓原认为，伪科学具有三个社会功能：娱乐；作为对未知事物的“候补解释者”；安慰心灵。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科幻作者把伪科学题材拿来制成娱乐品，和宣传伪科学本身不同。因为虚构和真实之间毕竟有原则区别。
回溯科幻文艺史，“神秘现象”题材很早就出现其中。即使凡尔纳这样深入理解科学的科幻作家也多少触及到“神秘现象”。在《海底两万里》中，他让尼摩船长发现了沉入海下的大西国遗址。在《地心游记》里，他让主人公朦胧地看到了史前巨人。只不过他的科学素养，使得他在进行这类描写时一带而过，从未把它们作为主题。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别利亚耶夫就创作有《最后一个亚特兰蒂斯人》，开始直接把神秘现象当作主题。到了六七十年代，神秘现象题材在科幻作品里才大量涌现。其中不乏有《ET》、《第三类接触》这样的精品。这也正是各类“飞碟教派”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不能说飞碟教派是受了科幻小说的启发，只能说它们共同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到了九十年代，《X档案》更成为“神秘现象类”科幻作品的集大成者。这部长达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几乎收齐了当时所有的神秘现象，并且有许多制作者自己的创造。编导采取摩棱两可的叙述方法：主人公穆德倾心于超自然现象，把种种未解迷案都想象为越自然现象。故事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他的观点总是正确的。而他的搭挡斯卡利则坚持理性思维，在案件的总结报告中把它们归结为尚未揭示的自然现象。《X档案》里面汇集了魔法、巫术、灵魂附体等情节，其中一些可以说是用科幻包装的魔幻作品。
在中国，六十年代曾有童恩正的《雪山魔笛》，以“野人”为题材。但总体上神秘事件类作品极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神秘事件被视为科普内容，出现在许多媒体上。科幻作家们也纷纷以之为题材。至今，神秘事件类科幻已经成为中国科幻小说的一个不可分隔的组成部分。不久前，湖北少儿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国内作者原创的神秘事件科幻小说集。
以笔者的看法，科幻小说可以有两种方式“合理”地触及流行的“准伪科学”题材。一是只把它当成故事道具，并不追究其真实性。比如冯尼格特在短篇《巴恩豪斯效应》里，描写一个特异功能超人，甚至可以用遥控的方式毁灭全世界的武器。那是一篇幽默讽刺小说，特异功能在这里只扮演道具的作用。
另一种方法，是将伪科学题材放入严格的科学检验程序中。比如，卡尔萨根在《接触》里，为寻找外星人的过程设计了严密的科学程序。王晋康在《三色世界》里，为研究特异功能设计了相应的科学程序。对于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来说，他不会声称世界上绝不存在外星人或者特异功能之类的现象，而是认为：迄今为止那些外星人或者特异功能案例无一通过了严格的科学检验。在这两部科幻小说里，严格的科学检验是其与伪科学题材区别的标志。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美国作家斯蒂芬金创作的《死亡区域》。这部写于六十年代的科幻恐怖小说，详细描述了当时美国“飞碟教派”的种种表现。主人公约翰尼成为植物人后，他的母亲承受不了精神打击，加入了一个又一个荒诞的飞碟教派，甚至变卖家财和其他信徒一起等待外星上帝的光临。小说里又描写了一家“神秘现象类”杂志的编辑的丑态。作者对于这些社会现象的认识既是正确的，又是深入的，那嘲讽的笔调让读者很清楚作者的思想立场。但同时，主人公约翰尼又拥有真正的特异功能。创作此类题材的作品时，如何在真与幻，虚构与现实之间把握好“度”，《死亡区域》是一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
为什么人们对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