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莲·梦露的一切女性状态都是文化建构。
关于男性的文化建构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即所谓“寻找男子汉”运动。其根源是骤然推开国门的中国人，遭遇西方的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觉得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惊愕。随之对中国坚持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更进而对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怀疑。在Xing爱领域，最公开被置疑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男性形象问题——即中国没有男子汉。
事实上在以才子佳人模式为基础的中国Xing爱理想模型中，确实是塑造了文弱书生型为代表的男性理想形象。贾宝玉、张君瑞、柳梦梅等在那一代要把中国文化联根拔起的人眼里确实与他们的女性理想形象相去不远。
但他们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的是：这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文治思想的表现。
中国从确立儒家思想为根本意识形态以来就确立文治的政治方针。在中国所有朝代中，文治都是理论性的政治制度。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武将不应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职责就是实施由文人政府作出的决定。
这与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欧洲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些职业军人（封建领主）不断相互征伐的历史。随之而兴起的现代西方，又是以武力殖民主义为支柱的全球扩展的历史，从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孔武有力的男性理想形象是可以理解的。
而中国文化中形成文人型理想男性形象也是必然的。在此我们还想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同志文学经典之一的《弁而钗·情俠记》中两位主角的身份和关系，极好的表现了中国文治文明的特色。在这部有趣的小说中，文状元将武壮元迷昏后鸡奸，武状元醒来后接受了这一现实，自愿的与文状元建立起同性恋关系——文状元为Top，武状元为bottom，这种关系在现代流行的同志文化格局中绝对是革命性的，但这就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和Xing爱文化的典型代表。
性文化性的极端代表
我们认为Xing爱的各方面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其中关于我们是谁——性身份问题，我们爱谁——性取向问题可以从大量的激进性学文献中得到丰富的咨讯。而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做什么——Xing爱方式问题。
如果说每一种Xing爱方式都是一定文化内涵的表现。那么确有一种Xing爱方式比其他方式的内涵都丰富——那就是SM。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种行为方式中仪式化、表演化、制度模拟化和历史模拟化的丰富内涵。它势必使其他方式在比较之下显得单薄。同时它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极强的心理偏向性，也使它的文化特征更为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在SMXing爱方式中，极强的仪式化特征是他区别于其他Xing爱方式的一个特点。
在SM方式中实际的肉体接触总是被一些仪式所包围着——规则、服从、惩罚——这些明显是社会关系组成部分的因素，被带到Xing爱这个被大家认为最生物性的人类活动中。在SM方式中，人不象一般认为的那种在Xing爱状态中那么——赤裸裸——他们带有明确的，并且是被强化了的社会身份。主人与奴隶，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已经被社会废除之后，在某种Xing爱方式中被复活了起来。这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行为，而人们需要从中得到的体验，是更深刻的心理体验，而不仅仅是肉体体验。
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方式看成一种历史的体验。参加者用一种表演化、仪式化的行为复员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类关系方式。它有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让人回到了不能再来的过去的年代。
总体来说SM方式不同于其他Xing爱方式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更复杂的建构性，也就是一种微型社会的建构。如果说其他Xing爱方式主要建构的是自己和Xing爱对象的个人形象。那么SM方式要建构的是一个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但它有制度，有阶级，有权力义务关系，还有保证社会运作的强制力量。应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某些人们（施虐方）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我们知道权力欲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代表人的社会性的欲望。而权力欲的达成可以说是人类欲望达成中最困难的一种，毕竟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无限权力的独裁者。而SM方式可以补偿这种不可实现的愿望。
与命运的交易
总的来说SM方式中施虐方的心理特征相对来说是浅层的，他更符合最庸俗的流行价值观——弱肉强食主义的要求。
而在SM方式中受虐方的心理特征才是真正有趣的，它代表一种更高层次的彻悟。它是对命运不可控制性的更彻底的对抗。在SM关系中：施虐方所要到达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控制感，从而使自己以为自己能够控制命运。
而受虐方表现出的不做任何反抗的顺从，却是在认清命运的不可控制性之后，以不作为的方式保持个性独立的防御策略。由于一切可能加诸于自身的打击都将被自己完全接受下来，从而打击本身失去了威胁性。它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而自己不去理会它就是了。
在这里我们要借助伟大的卡伦·霍奈尔的心理学理论来讨论“这种方式”。也许在名气方面卡伦·霍奈尔不如西格蒙德·弗落伊德响亮，但她开创性的工作却并不比弗洛伊德逊色。因为她修正的不光是弗洛伊德的男性中心观点，而且她还努力的将心理学从生理学领域引入文化学领域。也就是说构成我们性格的更多的是文化、历史背景，而不是由基因决定的本能。
卡伦·霍奈尔所分析的人类基本性格特征也就是人类用以克服生命的虚弱感和面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感的防御策略。我们这里看到两种（实际上是三种）背道而驰的方式的碰撞和相互利用。
我们以上已经提到施虐方的精神状态，在卡伦·霍奈尔理论中被称作傲慢—报复性，虽然它流行于所谓的主流文化中，但它还是一种最虚弱的心理防御——即欺骗性自我膨胀。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他们坚持拒绝相信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他们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和整个世界。在SM方式中他们把这种心理状态实现在一个封闭的表演性的微型社会关系中。
而在受虐一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两种心理特征型：一种是超脱型特征，他们对付险恶人生的方式是不对生命有任何好大希望，只准备接受一切生命的遭遇而无动于衷。这样的结果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所有的结果都不比他们预料的更糟。
但在受虐方式中还有一种心理特征更值得我们重视，应该说这是人类文化中极其根本的一种文化背景——即顺从型人格。
顺从是一种交易。它有着明显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我们文明的根源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整个社会形态都建立在这个交易之上。
事实上权力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交易，一方获得统治其他人的权力，是在保证对方获得安全和生存利益的前提下，而被控制一方保证服从，条件是对方能使自己安全而安乐的生活。
但顺从型人格的决定性确立却是随着宗教的发展和确立而来的。事实上宗教从本质上就是一种顺从的交易。人类保证顺从神，神给于人类幸福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可实践的意识，但它决定性的将人类带进了文明时代，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只要我们付出了给予神的承诺，我们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在SM关系中，受虐一方所采取的就是顺从型的防御策略，由于自己实践了全部对于施虐方的承诺，因而应该得到相应的抱偿——对方给自己的爱情。
使用身体的权力
对于SM方式的心理分析说明，其心理动因并不特别，它只是现有人类基本情感的一些常见的类型。但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把这些情感现实化了，同时还肉体化了。
因而我们注意到正是肉体化成为这种方式被广泛敌视的原因。事实上将这种感情现实化的方式并非只有SM方式一种。有许多小规模的社会形态中充斥着这种方式的实践，甚至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这种实践会蔓延到整个大的社会形态——国家之中。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这种实践几次几乎彻底摧毁现代文明。但对这些现象似乎人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予以了容忍，并且这些实践还实实在在的威胁到大家的生存。然而一种微型，封闭型的、对其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实践却被视为不能容忍的罪恶。这里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用人类肉体的方法。
在面对使用肉体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肉体属于谁？”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肉体当然属于我们自己。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我们首先来看看当一个人还处在童年、少年时期时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下事实显示得更清晰。一个歌星喜欢和男童发生关系，当事件暴露后，一位女作家——也是一位母亲愤然指责他“侵犯了所有母亲”。在这里被使用的是男童的肉体，可为什么被侵犯的是所有母亲，因为在我们的权力模式中那是属于母亲（和父亲）的财产。一个人在童年少年时期，其肉体是不属于自身的，因而他们没有权力对身体的运用发表意见，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所有对这些肉体的使用都被禁止，这些肉体的本体表示同意也不行——他们也根本无权表示同意，现代法律体系首先假定他们不同意。
而当一个人成年之后他们的肉体被归还给自己了吗？事实是没有。社会用整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牢牢的控制了人的肉体。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肉体应按文化定义的形态塑造出来。一类肉体被指定一类特定的人使用，任何把自己肉体提交给不在这个范围内的个体使用都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而在使用方法上也有明确的规定，任何不在这一规范内的行为都被视为非法或不正常。
对强权的僭越
SM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危机，除了它对肉体自主权的强烈要求动摇了社会控制人身的制度之外还有一个让社会不安的是，它使用肉体的方法颠覆了社会预定的人类感受观念。
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还有什么是我们的，那么感觉应该最后防线了。我们的感觉总不应该是社会构建的产物。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社会设定我们的感觉，任何超出这些设定的感受都会成为对社会安定的威胁。
我们知道在SM方式中，被经常利用的感觉是痛苦。而这就于社会设定的感觉体系发生了冲突，在社会设定中，痛苦是被要求全力避免的。而社会利用人类避免痛苦的设定；来驱使人们按社会构建来完成自己的社会行为。如果人类不再毫不迟疑的避免痛苦，那么社会构建将成为一种岌岌可危的东西。简而言之，如果社会用以对人的主体个性进行讹诈的威胁失去了效力，社会妄图吞没人的主体个性的阴谋也必将破产。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要牢牢的把惩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原因。在现代社会里，人的身体不可侵犯，包括在过去社会被允许的人身依附关系中的身体侵犯都被禁止了。最典型的家庭中的肉体侵犯被禁止了。而这样得到的结果是，肉体被全然交付给了社会——它是社会的财产所以没有人能侵犯它——侵犯它就是侵犯了全社会。
因而SM方式是对全社会的挑战，这其中被利用的是肉体，社会的财产，被两个或多个社会个体私分了，利用了，这也就自然成为一种侵犯社会利益的罪行。
最终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社会对“这种方式”抱敌视态度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种方式的考察我们清楚了所有人类在今天所处的生存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的支持个人以自身最真实的感受寻求快乐和幸福的努力。我们一直在反抗着一切妄图剥夺我们自由的强权与压迫，如果我们连处理自己身体的权力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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