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9-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第1部分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图2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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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引言　杜修贤：著名“红墙”摄影师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一米八的个头，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韧倔犟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　　　　
　　　　比如，他从不给我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1/4秒的快门。他只是用手夹着一根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2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状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令我目瞪口呆……　　　　
　　　　再比如，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从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我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那哪是什么瞬间啊，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挥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10多年。然而，离开中南海20年后，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看上去有点威严冷峻，回避着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杜修贤的政坛镜头和红墙故事就能给人们带来亲切、真实，也带来沉思和震撼。　　　　
　　　　和他熟了，开始窥视到他那似乎严厉的外表下善良温和的心灵，他走上摄影路之前的穷困与艰辛。　　　　
　　　　故事滔滔不绝流出他的心窝，故事也滔滔不绝流过我的笔端……　　　　
　　　　为了让镜头内外的故事叙述得亲切自然，故采用第一人称，让红墙摄影师走近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回忆中……　　　　
　　　　1926年11月，我出生在陕北米脂县城。母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盘膝坐在炕头的背影，手里是我们儿女身上永远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衫。父亲在当时小小的米脂城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他打得一手好算盘，祖上曾是个大户人家，不知在哪一脉蔫了香火，渐渐地败落了下来，到父亲这一辈除穷得只剩下认识几个字外，几乎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租住在破烂不堪、极便宜的土垒房里，父亲的算盘已系不住我们兄弟姐妹不断增长的嘴。哥哥姐姐五六岁就上街拾菜叶和瓜皮，充填家里煮饭锅里的容量。盐水煮菜叶，盐水煮瓜皮，我们天天吃这些，我几乎记不起来白面馒头的模样，更不要说回味它的滋味了。　　　　
　　　　母亲也常出门，她做有一手好针线，常到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得来一点工钱，筹划全家人的油盐酱醋和针线布头。　　　　
　　　　贫穷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家。小小的我用稚弱的肩头，挑起了沉重的生活重担，并开始试图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在我有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后，更是家徒四壁，最后只好住到山梁高处的窑洞里，因为窑洞愈高租价越便宜。　　　　
　　　　我提着哥哥姐姐曾提过的篮子，走上街头。　　　　
　　　　西瓜堆旁，我汗流满面立在灼人的阳光之下，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每一张瓜汁四溢的大嘴，极有耐心地等待瓜客们啃完最后一口。就在他们放弃瓜皮的刹那间，我的篮子便准确无误地接住那片甩落的瓜皮。几十年后，我细细回想当时的情景，专注等待瞬间的耐性和对瞬间的准确反应，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磨就？　　　　
　　　　1937年，我11岁。穷山恶水的土坳里几乎与世隔绝，好像战争与这个世界相隔很远。但自从我的哥哥被征兵去了南方的抗日前线，我们家就开始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终于有一天，一封来自长沙的“光荣信”——我的哥哥在长沙会战中战死，母亲几乎塌了精神支柱。她整夜整夜地哭啼，把眼睛都哭坏了……　　　　
　　　　春耕在即，有田地的庄稼汉站在地边，似乎看见了金黄季节，憋着劲地朝手心吐唾沫，心焦地等着开犁。没田地的汉子们只好排在大户人家的门外，指望用廉价的劳动力换取昂贵的生存资格。　　　　
　　　　米脂高府是这远近闻名的富贵大户。门口排了打工的长队，我也在其中。　　　　
　　　　春寒刺骨。一批批汉子刷了下来，哭丧着脸走了。我却留了下来，因为我告诉高府女主人，我会洗碗扫地干一切家务活。　　　　
　　　　整整一年，从日出干到日落，我是一个不知疲劳的佣人，终日忙碌。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想起满脸辛苦的母亲，未尽的男儿责任强烈地咬着我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穷人的路？　　　　
　　　　我离开了高府，自谋生路。　　　　
　　　　14岁的我，走上一条不知漂泊何处的路，那心情那痛楚那苦涩那孤独根本无法用白纸黑字表达清楚。　　　　
　　　　那一夜，我行走在漆黑的山道上，暗夜隐没了山梁和山坳，只能隐约地勾画出轮廓。寒冷侵遍了全身。黄土坡的怀抱里有人可以在安逸中睡觉，白天也不用劳动。而我的母亲、父亲整日操劳，全家却要挨饿……　　　　
　　　　我痛苦不堪地想着，脚下的路离故土越来越远。　　　　
　　　　天放亮了，晨霭里，我看见远方有城墙的影子。走近一打听，是绥德县，和米脂邻近的一个县。这一夜我竟然赤脚走了40多里地。　　　　
　　　　又饥又渴，双脚火辣辣地痛。　　　　
　　　　我忽然惊奇地看见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咦？什么兵？是不是红军？我曾在米脂城里见过红军，听说是穷人的军队，我走上去向他们打听“你们是什么兵？”　　　　
　　　　“八路军，共产党的军队。”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吗？”　　　　
　　　　“一样，以前是红军，现在打日本鬼子，改成八路军。”　　　　
　　　　一个念头在心里猛然腾升，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能当红军吗？”　　　　
　　　　“那你到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试试，那里正在报名呢。”　　　　
　　　　只要有饭吃，去哪儿都行。当时我不懂得革命道理，只要有饭吃不饿肚子就是最大的满足。　　　　
　　　　我随着教员的指头在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歪斜的笔画，心里就有一种好梦难圆的惴惴不安。　　　　
　　　　教员的指头又指着下一栏，叫填写父母的姓名。我僵然，赧颜不语。　　　　
　　　　“不识字？……小兄弟！你不够学校招生的标准，过几年再来，好吗？”　　　　
　　　　我红着眼圈退出了人群，依依不肯离去。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扫地打水当勤务员吗？”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注视着我。　　　　
　　　　“我都会做。”他的问话我并没有听懂。什么叫勤务员？管它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了再说。“先生，我给人家扛过活，能做许多许多的活计，先生，留下我吧！”　　　　
　　　　“叫同志，革命队伍里不叫先生。”　　　　
　　　　“同……同志，让我留在这……革命队伍里，我会干好勤勤……务员。同志，留下我吧。”我急切地使用刚学来的新词句，结结巴巴地恳求这位教员，这是最后的希望。　　　　
　　　　我终于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如果那次我被拒之门外，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我的人生道路会是怎样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有读书识字的一天，能懂得革命道理，懂得知识，懂得许多上辈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被“穷”的苦闷抽打的灵魂，现在豁然开朗了，仿佛打开一扇天窗，灵魂在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乐园里徜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像巨大的支柱耸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如磐石般的支柱虽然经过风蚀雨淋，但，一直耸立着、支撑着，直到今天。　　　　
　　　　1940年的夏天，学校里的一位教员生了重病，要到延安治疗。病人去延安需要有人护送，学校领导问我。　　　　
　　　　“200多里的路，靠双脚走，行吗？”　　　　
　　　　“行！”我的坚强自信和成熟，赢得了学校的信任，终将这副重担搁在我的肩上。　　　　
　　　　马一前一后担着用席子扎成的“架窝子”，病人躺在上面。我们上路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它在向我招手，我感觉到了。　　　　
　　　　我看见了延河边的宝塔山。激动、兴奋冲击着每一根疲劳的神经，浑身的血呼呼直奔。就连奄奄一息的教员也双目生辉，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病自然也就减退了三分，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将病人送进延安总医院后，我按照学校的吩咐，到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据说他们那里缺人手。　　　　
　　　　我被分配在中央出版发行部青年队工作，还是勤务员的工作。　　　　
　　　　不多久，我又调到新华书店当勤务员。日复一日地推移，我头顶上的“员”也随之不停地变动，通讯员、书店店员、书店管理员……　　　　　
　　　　　新华书店的对面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电影团，在那儿还开了个小小的摄影室。　　　　
　　　　我常去玩，渐渐地我迷上了摄影。神奇的照相机好像有着无尽魅力，老是牵着我的腿去和它“相会”。时间一长我萌动着一种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部照相机，“喀嚓”、“喀嚓”照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愿望在1944年初实现了。　　　　
　　　　我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成为一名学摄影的新兵。　　　　
　　　　吴印咸当时是电影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有了一部德国“蔡斯”相机，后来又有了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相机。　　　　
　　　　我痴迷了，从没有什么东西像这样让我着迷过，仿佛每一个画面都有着永不褪色的魅力。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吴印咸和我们学员分别了，他去了东北战场，而我随十八集团军也上了西北战场，也就是后来的第一野战军。　　　　
　　　　战争锻炼人，也锻炼了我的拍摄技术。　　　　
　　　　全国解放时，我已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记者了，后来在兰州军区画报社当了摄影组的副组长。我的官当得并不好，但照片还是很有出息的，报刊上常有它醒目的一席之地。　　　　
　　　　从那时到现在，许多许多岁月在手指间流逝走了，我也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但要我忘记初衷是不可能的。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1）

　　　　1960年元月，我刚满33岁，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第一节　正式担任周总理专职摄影师　　　　
　　　　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风很硬，像刀在脸上刮，连胡茬根都在颤抖。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拍火热沸腾的场景。幸好那时人年轻，耐寒，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干得挺欢，照片发稿也多。　　　　
　　　　1960年元月，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我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我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海和南海的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