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归涿州市旅游文物局领导，形成利用历史文物和仿古建筑为旅游经济服务的业态。
我想起一只海螺。它是我在鲘门的海滩上捡到的u。准确地说，它是海螺的壳。那只海螺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最后留下一只漂亮的像瓷器似的壳。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我深深地知道，所谓历史文物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壳而已。可是，那只海螺到哪里去了呢？
历史文物被毁坏了，可以用仿古建筑来重建它们的形式。可是，形式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像海螺一样，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那些形式，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生命意识。面对那些仿古建筑，我在问：通过形式上的重建，我们能够把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意识找回来吗？
望着车窗外萧瑟的早春景色，我的心情像枝条上的初芽一样颤抖着。忽然，我好象看到了什么。我请求司机停车，然后奔向刚刚经过的拒马河。
拒马河曾经是一条水大流急的大河，对所经山地产生强烈的切割作用，形成两壁陡峭的峡谷，使拒马河谷成为百里画廊。所谓拒马，言其水势之大，到了马不能渡的程度。然而，我面前的拒马河，已经看不到一滴水。远远望去，干涸的河床里到处是倾倒的垃圾。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迎风飞舞，挂在两岸的树枝上，使得昔日的百里画廊变成了一道五彩缤纷的垃圾走廊。
水啊，曾经滋养过中国5000年文明的水啊，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繁华似锦的现代社会变得如此匮乏呢？这一片被称为三国文化之乡的土地，在往后20年以后或者30年以后，还能适宜人类的居住吗？我们手中攥满了金钱，可是人生的希望在哪里呢？
我又想起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女士的托付。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年代，涿州需要宣传，涿州需要发展的机会。那么，我究竟应该如何宣传涿州呢？我不会吹捧，也不会使坏，我只是真心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心情复杂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在探索历史真相，也试图通过探索历史真相来寻找人生的答案。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探索的过程和我所找到的一切奉献给涿州的人民。我想，涿州的未来和发展机会，应该在每一位涿州人民的人生之中，而不是在那些广告语言和盲目的市场经济之中。
镜子与画像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
镜子与画像
从洛阳回来之后，我常常站在盥洗间的镜子前发呆。我又想起唐太宗的那句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可是，仅仅凭一面镜子，就能够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吗？
从铜镜到玻璃镜，镜子的品种是越来越现代了，人类却未必会因为它而端正自己的衣冠。由于价值观的多元化，奇装异服也有了大放光彩的舞台。镜子虽然在那儿，衣冠却要刻意地歪着穿，因为歪着穿有歪着穿的另类美感。
如果说现代人可以随意选择衣冠的款型和穿着方式，那么他们也可以随意地看待人类的历史吗？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于那一段再也不会改变的历史，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同一面镜子，但我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尽管历史在那里，其中的兴替却未必能够知晓。在众说纷纭之中，即使是再明亮的镜子也无法派上用场。
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那面镜子。当作家或者学者们讲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提供的也许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幅画像。例如，根据《魏国春秋》记载，曹操是一个“姿貌短小”的人。《世说新语》说，曹操当上魏王的时候，因为“自以形陋”，不足以“雄远国”，就命令崔琰冒充自己接见匈奴的使臣，而他自己则假扮成侍卫，站在旁边。可是，在一些现代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曹操却一改当年的猥琐形象，变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
《世说新语》的故事还有下文。接见过匈奴使臣之后，曹操特意派间谍去询问使臣对魏王的印象如何。使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魏王雅量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所谓床，在汉唐时期兼有椅子的功用。所谓床头捉刀人，指的是手握宝刀侍卫在椅子旁边的曹操。在使臣看来，曹操既然是“侍卫”，当然应该忠诚于“魏王”。可是，曹操装得不像，所以使臣觉得很奇怪。谁知曹操听到使臣那句话，竟然恼羞成怒，又派人追赶上去，杀掉了他。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英雄，并不一定是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匈奴使臣评价曹操的英雄形象，并不是说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而是说曹操身为“侍卫”，竟敢在“魏王”面前肆无忌惮的做派。而曹操之所以痛下杀机，恐怕也是因为害怕使臣回到匈奴之后，到处传播他“床头捉刀”的丑闻。
而今，记述曹操相貌的这些历史资料就摆在案头，而很多学者却觉得不可信。还有一些学者，一方面也承认曹操形象猥琐，可是另一方面呢？却又极力鼓吹曹操是一个如何如何伟大的英雄。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猥琐又伟大呢？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许多物是人非的改变。人们所崇尚的，再也不是那些独善其身的君子，而是纵横天下的英雄。如果你说要做一个君子，人们就会笑话你。如果你说要做一个英雄，人们就会敬佩你。我以为，正是这种改变让我们不能接受前人的历史观，甚至造成了我们对历史的故意曲解。名利主义成了我们评价人生的唯一选项，而社会上所流行的英雄史观，几乎已经丧失了道德上的评价标准。
千百年来，如果某位皇帝被人们比做秦始皇，如果某位官员被人们比做曹操，那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民间传说，民国初年，有人杀猪，把猪的内脏取出来；猪肝上面居然有“曹操”两个字。于是，人们就骂曹操奸恶一世，死后只能做畜生，从东汉末年到民国初年，不知道做了几辈子的畜生了。可是现在呢？如果有人被比做秦始皇，或者被比做曹操，那他一定会满心欢喜。在我们这个崇尚成功的现代社会里，无论秦始皇多么狠毒，无论曹操多么狡诈，他们已经成了光芒万丈的偶像，受到人们普遍的赞颂。
对进化论的反思
即使一个人像秦始皇那样狠毒、像曹操那样狡诈，也值得我们认同和赞颂吗？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当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所谓“适者生存”，与道德无关。
“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人生观。他用这种观点描述了生物演化的历史。他认为，低级的生物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过弱肉强食和某些功能性的改变，不断演化成高级生物，而人类恰好是演化的最高形态。
自达尔文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为进化论寻找证据。他们把那些证据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排列起来，以实现学术上的自圆其说。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困境，例如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质疑：既然生命可以进化，那还用得着保护环境吗？
经济学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认为，人类活着就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他们利用进化论来描述人类社会的演化，其中的每一个演化过程，都是由人类的经济行为决定的。最后，斯大林把这些描述定义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认为，这五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必然经过的演化过程。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类一起生产，一起分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后来，因为分配不公平，一部分人占有更多的财富成为贵族，另一部分人则沦为奴隶。再到后来，将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给予制度化，贵族阶级从奴隶主转化成封建社会的地主。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权力属于最高阶层的国王或者皇帝，阶层与阶层之间等级森严。接着出现了资本主义革命，改变了封建社会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工人们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却遭到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于是他们要发动新的革命，以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社会进化论，也称为历史进化论。
应该承认，社会进化论有若干部分是相当有道理的。例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呼声，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这种呼声不仅激发了社会底层的贫民阶层的斗争意识，也使得处于社会中上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羞愧。
但是，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进化论，都仅仅是一种观点，而非事实。原始社会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社会形态。罪恶滔天的奴隶制度并不必然出现在社会进化论所定义的那个历史时期。封建制度在秦始皇时代就被推翻了，直到清朝晚期才出现资本主义运动，中间几千年的历史并非空白，却无法用社会进化论来解释。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明清时期的文化比唐宋时期更优秀。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一旦他们接受进化论，必然痛恨那个黑暗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社会。他们一方面敌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要向祖国效忠，于是出现了心灵上的撕裂。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推翻的是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而诸如秦始皇、曹操等人尽管有许多令人震惊的反道德行为，却被目为有功于历史的英雄。
我以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定义：“究竟什么是封建社会？或者说，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我问过很多学者，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事实上，“封建”是周武王伐纣之后，由周公所创造的一种政治体制，或者说是一种管理模式，是“封邦建国”、“封爵建藩”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废除封建制度，采用郡县制度，建立了秦朝。但是，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却把秦始皇定义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而且给它贴上了诸如“黑暗的” 、“落后的”、“腐朽的” 等具有负面意义的文化标签。如果不把这些文化标签撕掉，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真实的中国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如果历史是一种进化的过程，那就意味着我们比前人优秀，我们可以傲慢地看待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圣贤人物。我们也不得不相信，无论一个人的道德多么败坏、品行多么凶恶，哪怕他推翻了他的国家，那也是社会进化、或者说历史进化的表现，值得人们赞而颂之。与此同时我们再也无法相信真理——一种理念，今天被看作是进步的，明天被看作是落后的，哪里还有真理永恒存在的空间呢？如此一来，人们就永远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答案，只能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虚妄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还有第三个问题，与经济学家们所讨论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有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事实，人们当然应该去推翻它，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文明、更能够体现民主性的社会形态。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为社会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有理”的政治口号是无比正确的。可是我要问：它真的是一个事实吗？
我以为，这三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反思。只要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人们在历史观和文化观上面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
寻找那个确定性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社会依然是不公平的，而他们自己就处于被压迫的景况中。他们依然有着“造反有理”的潜意识，所以他们相信社会进化论。这样就决定了他们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们不理解道德，也不相信真理。当他们谈论真理的时候，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所谓相对的“真理”，意思是说，“真理”是用相对的方式比较出来的，今天你是正确的，明天你就不一定正确了。可是，如果“真理”是如此地不确定，那还叫“真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还记得我在洛阳舌战群儒的时候，学者C曾经表示过他对真理的怀疑。我当即问他：“那么，您此生在寻找什么呢？”他疑惑地看着我，没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诉他说，每个人都在为他的人生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