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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当政时，晋公室的力量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却日渐强大。文公死后，王室力量更加衰落。到春秋中叶，旧公族已只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厉公将私家看成最大的威胁，他举兵杀戮，反而被私家所杀。晋朝中期以后，势力最大的卿大夫，有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史称六卿。
六卿代表着新兴的封建势力，他们不断地同以公室为代表的旧贵族进行斗争。公元前550年，以范氏为首的新兴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当权的旧公族栾氏，栾氏逃走，并在齐的帮助下重返晋，以私邑曲沃为据点，发兵进攻晋的绛都。为了战胜栾氏，范氏发布命令，有功者就做官受赏，士气得到鼓舞，提高了战斗力，奴隶出身的斐豹以解放自身为效忠的条件，范氏当即同意，斐豹作战表现英勇，杀死了栾氏的力士，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翦灭了栾氏。此后，新兴势力又相继打击谷氏、胥氏、原氏等旧贵族，政治完全被卿大夫所把持。
六卿为了竞争，他们各自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的革新措施，其中赵氏的革新最为有效。赵氏简子看到了争取民心的重要性，他实行很多措施减少农民负担，奖励军功，释放奴隶，任贤选能，因此比范氏、中行氏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在联合韩、魏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中，赵氏屡屡获胜，并最终把范氏、中行氏原有的土地瓜分。当时晋君曾出面干涉，但被四家罢黜，另立新君，可见当时他们的势力已十分强大。
四家之中，智氏是最强的，他一心想独吞晋国。公元前455年，智氏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赵后将赵家土地户口三家平分。赵襄子以晋阳为据点和其他三家展开对峙。由于晋阳是赵原有领地，治理得当，民心归附，加上赵氏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一时之间晋阳无法攻下。就这样相持了两年之久，到了第三年，智氏引晋水淹晋阳城。由于长期被困造成弹尽粮绝、人心疲散的情况，晋阳城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赵襄子想出了分化三家联盟的计策。他派相臣张孟悄悄地出城去劝说魏、韩。张孟对他们说，唇亡齿寒，如果赵国亡了，智氏的势力得不到抑制，野心不减，迟早也会消灭魏、韩两家，独吞晋国。韩、魏看清了形势，倒戈相向，暗中与赵商定共同灭智。智氏的谋臣看出事情有异，劝说智氏小心谨慎；然而专断跋扈的智氏不以为然，结果被其他三家联合灭掉了，其土地户口也被三家平分。这时晋已完全衰落，他们于是瓜分了晋国土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后来三家废掉晋君，晋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封建君主韩、赵、魏。他们各立宗庙，建都城，逐渐进入战国七雄的角逐中。
第一部分：华夏民族的形成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官学的没落和私学兴起，征战杀伐带来的对思想控制的放松，以民族大融合的环境，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不同的学派纷纷著书立说。诸子百家，最重要的就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另外还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等，他们代表了不同阶段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和宇宙万物提出各自的解释和主张，推动了思想领域的大繁荣。
最早出现的是老子，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其生平，文献记载得很少，老子年长于孔子，与孔子一样是春秋末年的人，有《道德经》一书。老子代表了没落贵族的立场，反对苛暴的统治，主张无为而治，推崇“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向往“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的自然宇宙观比较有价值，他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倡导直觉主义认识论，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他也出身于没落贵族，做过漆园小吏，后弃官终身不仕。庄子一生清贫，却著书十余万言，他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哲学基本立场，提出了极具特色的“齐物论”，认为万物本质都是相同的，反对主观片面性，提出人的认识中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另外还提出“逍遥游”的理想境界，对后世哲学观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儒家，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的理论核心是“仁”，体现仁的制度是“礼”。孔子之后儒家的继承人是孟子和荀子，但两者思想分歧很大。孟子名轲，字子舆，是孔子嫡孙子思的弟子。他提出性善论、民本思想，主张仁政。荀子名况，时人尊称为荀卿，著有《荀子》一书，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提倡“性恶论”、“法后王”的思想，赞赏富国强兵的制度政策。在自然观方面强调人定胜天，主张充分发挥人的力量控制利用自然。这显然是有别于传统孔孟之见的，与当时社会形势合拍。
墨家学派是由墨子创立的。墨子出身于平民，所以反对世卿世禄，主张尚贤。他的思想还包括“非攻”，要求对卑贱者也应给予平等的地位，反对相互侵犯。这种抹煞阶级界限的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墨家在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很有建树，较早提出了有关逻辑学的“名辩”思想，然而可惜的是墨家学派在秦以后就中断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派就是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战国法家一派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主张以法制代替礼制；另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以权术控制臣下，统治百姓。韩非集两家之大成，为后期法家的卓越代表。韩非生活于战国末年，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提出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理论。他认为法律是处理政事的惟一准绳；“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包括按照才能派定官职，对群臣暗中考察等；而“势”就是君主的政权、威势。只有三者结合，才能很好治理国家。韩非的思想成为秦王朝为政的指导思想。韩非还提出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新圣”说，并明确提出“理”的范畴，与“道”区分开来，提出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在于靠实力。
除了以上提到的影响较大的学派，还出现了诸多其他学派，像提倡阴阳五行说，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辩论名实为特征，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及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激烈和复杂，也促成了思想界的大解放，催生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深刻。
第一部分：华夏民族的形成战国争雄
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在中原崛起；齐也由姜姓变为田姓；秦、楚、燕分别占据西陲、南园、北疆，这七国各自改革图强，新一轮的争霸战争轰轰烈烈展开了，史称“战国七雄”。七雄间的对抗争霸成为战国时代的主题。七雄除燕外，都曾是春秋霸主，且多是卿大夫取代原来的诸侯而起的新兴势力。
战国初，为了增强在争霸战争中的实力，各国纷纷兴利除弊，变法改制。首先进行变法的是魏，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起用李悝，实行变法，使魏国最先强盛起来。由于地处各大国之间，为了既扩充地盘，又不至于四面树敌，魏对赵、韩采取了既联合又攻战的策略。魏通过伐楚，遏制了楚的北上，又击败韩，进攻赵。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因此又称梁惠王。后来，魏又以武力迫使韩献出大量土地，国力大增，使韩、鲁、宋、卫前来朝会，并在前344年，主持了“逢泽大会”，率12诸侯朝见周天子，成为盟主。
这个时候，齐和秦也迅速崛起，开始与魏争雄。首先向魏发起挑战的是齐。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攻赵，很快逼近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孙膑与庞涓师出同门，但因遭庞涓嫉妒而被削去双足。足智多谋的孙膑分析了形势，认为魏现在出师在外，国内一定空虚，不如避实救虚，围魏救赵。田忌采纳了他的建议，领兵杀向魏都大梁。庞涓听说后忙领兵回救，但因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中了齐的埋伏，全军覆没，齐大获全胜。
事隔不久，魏国再次进攻韩，韩又向齐求救，齐仍派田忌、孙膑率军解救，这次他们仍然直奔大梁。庞涓因为有了上次教训，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孙膑这次却采用了退兵减灶、诱敌深入的战术。齐军假装失败后退，第一天留下军灶10万，次日减为5万，故意示怯，不断撤退，制造假象。庞涓中了计，以为齐军逃亡严重，就率轻骑追赶，又中了孙膑的埋伏，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这一战后，魏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而齐和秦则成为东西对峙的两个霸主，展开激烈二争强。
秦经过商鞅变法，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它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而齐也因马陵之战而提高了威望，齐秦对峙局面形成。魏、赵、韩地处中原，成为他们必争之地，而楚则是他们斗争的焦点。这时各诸侯位国间产生了“合纵”与“连横”的斗争。主张联合小国抗击齐或秦的是“合纵”；主张依附于一强而攻击众弱国的是“连横”。楚怀王在位时，秦派张仪入楚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允诺归还楚国的商於。楚怀王信以为真，与齐断交，但当向秦索地时却遭到拒绝，于是发兵攻秦，大败。魏乘楚国空虚，突袭楚国。楚国连遭打击，逐渐衰落。
楚衰落后，齐成为秦东进的最大障碍。秦就联合燕、楚、韩、赵、魏共同伐齐，大败齐军。燕国这时乘虚而入，趁势攻下齐的都城临淄，连攻70余城，将其并入燕的版图。秦在“合纵”斗争中削弱了齐国，继续向东发展。公元前266年，秦昭王任用范睢为相，采纳了他“远交近攻”的策略，即远交齐楚，近攻三晋。三晋之中，惟有赵还具有单独抗秦的力量，秦赵之间冲突不可避免，于是出现了著名的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战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只尚“纸上谈兵”的赵括被误听流言的赵王启用，代替了老将廉颇，在与秦的对峙战中惨败，赵国40万大军被俘，秦军乘胜前进，包围赵都，魏国的信陵君窃出魏王兵符率援军救赵，赵魏联合打败了秦军。虽然秦暂时受挫，但实力不减，六国中已没有一个能与之单独抗衡的，秦统一六国的形势渐渐成熟。后来秦以十年之功终于结束了战国群雄争霸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第一部分：华夏民族的形成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维护秦国利益而实行的一系革新措施。当时各国为了在群雄争霸的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纷纷进行了变法革新运动。商鞅变法是其中实行最彻底、最全面，为期最长，成效也最显著的一次变法，影响深远。
商鞅是卫国没落宗室贵族的后裔，本名公孙鞅，又叫卫鞅，因为在秦主持变法、政绩卓著而被封商地，所以又叫商鞅。商鞅最初在魏的国相公孙痤门下，颇受其赏识。公孙痤死后，却始终得不到魏惠王的重用。这时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定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求贤令。商鞅听说后，便来到了秦国，通过宠臣引荐，见到了秦孝公。
最初两次，商鞅有意大谈儒家的王道治国理论，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到了第三次，商鞅才道出自己真正的主张，就是以法家学说为治国纲领，以“霸道”治国。孝公听到这些，变得精神抖擞，君臣越说越投机。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但是却受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先后进行两次变法，新法内容主要包括：
一、废井田，开阡陌，在法律上允许土地私有和买卖，这是经济制度划时代的变革。
二、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破除贵族世袭特权，论功行赏，按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有利于新兴封建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