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登记过了吗？从服务台女人的所作所为来看，她好象登记过了。
西碧尔脱去潮湿的外套，把它放在椅子上，踢掉湿鞋，颓然倒在窗前的绿色靠背椅上。
她不认为这房间是自己的，但从服务台女人讲的意思来看，她也不认为这房间是属于别人的。
一时间，她只是瞪着大眼，茫然望着窗外，看着那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费城晨报》社占用的旧房。但总是坐在那里也没有意思，她便取出那两份报纸来。
费 城 调 查
城 市 版
适宜各阶层人的独立报纸
我眼皮累得要合上了。星期二早晨，1958年1月7日
1月7日，这意味着我丢了五天。
◇ 人被射上186英里高空 共产党人如是说
◇ 加文谈导弹发射台价格问题
◇ 85界国会 今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我不在世上时发生了那么多事！飞行员完成爬高壮举后完全降落
我的爬高也是壮举。那些街道。那些台阶。那么多街道。我丢失了时间，这就不仅仅是降落了。
费 城 晚 报
星期二，1958年1月7日
付帐。办完手续后离开旅馆。我没有登记住宿，又怎能付帐离去？我没有行李怎么住进来的？预报暴风雪持续整夜。
整夜？
还是在这里呆下来吧。她把报纸扔进带花纹的金属废纸篓，然后到书桌那里打电话找服务员。她要了豌豆汤和一杯热奶。在等候食物送来的片刻，她要给威尔伯医生打电话。太拖拉了，真是拖拉，那么久才跟大夫联系。
西碧尔刚拿起受话器，要把威尔伯的电话号码告诉饭店接线员，但梳妆台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无法相信地瞧着那件东西，不由得急急挂断了电话。放在梳妆台上的，赫然是那带拉锁的文件夹。
梳妆台上，还有一付露指的女用手套，还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电梯旁还在使用的红围巾。
她心惊胆战地朝梳妆台走去，拿起文件夹，打开拉锁。里面正是她五天前在实验室一把抄起往里一扔的化学笔记。
梳妆台的一角，还有一样她原先没有注意的东西。这是在费城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一套睡衣睡裤的收据。这家商店，她去过好几次，离大森林饭店不近，但坐上地铁，简直是门对门那么近。这套睡衣的价钱是6美元98美分。难道这钱是从她钱夹中支付的？
睡衣！在哪儿呢？抽屉里，壁橱里，都找不到。
她去浴室寻找。起先找不着，后来发现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象一付有罪的样子。
睡衣睡裤已经起皱，被人穿过了。是她穿着上床的？睡衣裤浅黄浅绿条纹相间，花哨而鲜艳。这不是她的风格。她总是选择单一的颜色，一般是由浅蓝到深蓝。而这套睡衣睡裤却是孩子们喜欢挑选的色调。
西碧尔回到卧室，感到双腿无力。发现梳妆台上的东西以后，她愈发懊恼。带拉锁的文件夹似乎在瞪着她，红围巾威胁着她，连那付露指的手套似乎也指点着她，仿佛它们都有自己活动、自己运行的能力。
床头小柜上还有一件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张黑白画，画着一个坐在悬崖上的孤独女子身影，面对着一座似乎要将她攫而啮之的森然大山。这幅画曾印在大森林饭店提供的信笺上。既然在这屋里，显然是作者留下的。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
门上敲了一声，服务员把西碧尔要的汤和奶用托盘放在桌上。“今天晚上你不太饿嘛，”瘦得皮包骨的服务员说道。他好象拿她这次要的食物与以前要的作比较。他的声调柔和，态度很体贴，似乎与她很熟。但西碧尔知道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服务员离去了。
望着托盘上的食物，西碧尔又感到一阵惊慌，但这与她在货栈区看到那些丑陋建筑时有所不同。这个服务员、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务台女人、那套睡衣、绘着悬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画，这些都有着某种涵义，可怕的涵义。她在货栈区感到惊慌是由于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后来买了报纸，对发生的事有所了解，结果惊慌更甚。现在明确无误地知道了，惊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拟。那套睡衣、那张黑白画已经说明问题，无可置疑了。
西碧尔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把汤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干燥的外套，带上围巾，戴好手套。她把睡衣和收据塞进文件夹。她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尽管她知道雪还在下着，火车也可能赶不上了，她还是必须赶回纽约。如果她呆在这里，可能要出大事。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知道，必须在她还是她自己本人的时候赶回纽约去。
《人格裂变的姑娘》作者：＇美＇ F·R·施赖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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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内心世界的战争
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西碧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西碧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西碧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西碧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西碧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1945年8月，西碧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西碧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西碧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西碧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亲甚至父亲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亲头上有花白头发。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而不是仅仅一代）的代沟。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西碧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但当她陪着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当时医生很少），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亲就诊了。由于母亲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西碧尔始终在场。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多塞特小姐。”西碧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亲去化妆室了。
西碧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亲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西碧尔，直截了当地问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顿了顿又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又令人大惑不解。霍尔医生怎么能猜出她的愿望呢？他居然会本能地听到她紧闭心中的企求，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早就称他是聪敏的医生、奥马哈市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
西碧尔突然想起霍尔医生在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后，正在等着她的答复，现在没有时间容她沉思冥想。她慢吞吞地回答道：“噢，我身体方面倒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医生。”她极度渴望他的帮助，但又怕告诉他太多，于是又说了几句：“我只是有些神经质，我在学院里神经质闹得厉害，所以他们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学校。”
霍尔医生注意地听着。西碧尔感到他是真心想帮助她。但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尔医生为什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现在不在学校念书，”医生问道：“那你在干什么？”
“在一家初级中学教书，”她答道。她尽管不是大学毕业生，但仍然能当教员，原因是战时教员短缺。
“原来如此，”霍尔医生说：“你提到的神经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个问题把她吓着了。有哪些表现？这正是她不愿讲的事情。不管霍尔医生多么想帮助她，不管她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帮助她仍是无法告诉他。她从来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这方面的事。即使她愿意这样做，她也做不到。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的生活，使她与众不同。但这是什么力量，连她自己也说不出，道不明。
西碧尔只是说：“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这句话，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花言巧语，但她很难从霍尔医生的脸上看出什么反应。他毫不惊奇，也不作任何判断。
“我替你预约吧，”他顺水推舟地说道：“星期四你陪母亲来时我把预约时间告诉你。”
“好啊，谢谢你，大夫。”西碧尔答道。
这串表示感谢的简单而僵硬的习惯用语，显得十分空洞无物。她想道，这些用词根本不能表达她现在汹涌无比的激情。她找精神病科大夫，不仅是想恢复健康，而且是要返回学院。回校，是她梦寐以求的事，而找精神病科大夫是唯一的出路。
西碧尔什么都没对父母提起过，但在星期四，霍尔医生当着她母亲的面通知说：“威尔伯医生跟你约定的时间是8月10日下午两点。她跟年轻人特别合得来。”
西碧尔感到自己心跳起来，然后是猛跳。但是，能见到精神病科大夫的兴奋心情，却被一个代名词“她”而打了折扣。女大夫？没有听错吧？她所知道的大夫都是男的。
“是的，”霍尔医生还在说着，“威尔伯医生在治疗我转给她的患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西碧尔心不在蔫地听着他的话，心里一直想着女的精神病科大夫。但她忽然想开了。她同那位学院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的关系很融洽，同梅奥诊所①的一位神经科男大夫的关系却很糟糕。他只看过她一次便把她打发了。他的灵丹妙药是告诉她父亲：只要她继续写诗，她就会好的。
霍尔医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胳膊上，一面斩钉截铁地说：“还有，你作母亲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西碧尔听到大夫的语调，看到母亲显然默许时，几乎吓呆了。自小到大，她始终与母亲在一起。西碧尔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想尽办法也无用。她母亲在西碧尔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这就象日出日落那样无法改变。但霍尔用一句话便把它给改变了。
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此。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甚至西碧尔的父亲，更不用说西碧尔本人，曾经告诉她母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的母亲（自称为“伟大的海蒂·多塞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铁石心肠，战无不胜。她不会听从命令。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亲离开诊所时，西碧尔热烈地盼望那位即将见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没有花白头发。这个愿望也许十分荒谬，但却非常强烈。
8月10日下午两点整，西碧尔来到奥马哈市医学艺术大厦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