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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高兴，一进小楼，便见到了老朋友陈正人。二十四岁的陈正人是江西遂川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相识，曾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遂川县委书记。此时，他患肺病，来此休养（新中国成立后陈正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毛泽东在老古井住下来。每天下午，他总去福音医院，看望贺子珍和小毛。晚饭后，则上北山散步。夜里，是他读书、看报的最好时光。他可以看到“郑爱群”为他订阅的最新的报纸。傅连暲为他仔细地检查身体。他确实有点病，发低烧，以为是肺病。经过X光透视，肺部有钙化点，这表明他曾患肺结核，但已痊愈。傅连暲认为，发低烧可能是过度劳累的缘故，劝他在这里好好休息。
傅连暲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傅连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毛泽东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是怎么取胜的，讲述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战略，讲了集中优势兵力、择弱而打，讲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滔滔宏论，使罗明茅塞顿开。
罗明说，在福建，完全可以照毛泽东的一套去办嘛。
罗明急于出院，急于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急于到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去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可是，罗明尚在病中。他请傅连暲检查他的伤口，傅连暲认为伤口大部分好了，不过如果要提前出院，要外出工作，身边得有个护士照料。恰巧，罗明的妻子在护士学校学习过，罗明有妻子照料，便急急出院了……
罗明压根儿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遭到狠狠地批判，他在福建所搞的一套，被称为“罗明
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路线），这是后话。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宁都会议的情况，传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态度：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引者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当时，彭德怀的心态也颇有代表性。他在回忆录中所述及的，代表着一大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因为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
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当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吃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刘翰梦（又名刘汉生，化名高尔梦）的特务经常出入内山书店，收集鲁迅行动情报以及与鲁迅交往的人员的动向……
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只有阳台上放着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进入联系。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另外，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张闻天。后来博古从上海消失了，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一九三三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那里。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二十六岁的博古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博古的到来，使中共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同样失去存在的意义。任弼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之消失。任弼时不久被调离瑞金。一本关于任弼时的传记，这样写及任弼时遭贬的经过：
他参加组织召开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应为十月——引者注）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排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做法，事后，他就认识到是不对的。对于临时中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搞的这一系列“左”的东西，更是有看法。他正是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极“左”路线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高军：《伟大的战士任弼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热闹起来。那里的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被博古看中，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建于一八七九年，占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这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少共中央局”（亦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那幢房子也是土木结构，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六百多平方米，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组织部长王盛荣，也住在那里。这些当年尚属“小字辈”的人物，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博古的到来，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进一步批判毛泽东。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新官上任三把火。”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把火烧的便是那个罗明。在中共党史上，凡是称为“××路线”的，那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诸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可是，博古来到中央苏区不久，便大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颇为令人困惑。罗明，又名罗善培，最初是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往厦门的特派员，后来成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忽地有了一条“罗明路线”呢？这，最初连罗明本人都纳闷莫解，蒙在鼓中。其实罗明挨批，无非是因为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加以贯彻。博古碍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不便直接批判“毛泽东路线”，于是抓了罗明当替罪羊！据博古自云，“罗明路线”是他“一手发现”的！这样，批判“罗明路线”，也就由他一手导演。
不过，批判罗明的第一炮，是博古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的。那份《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下达的。《决定》指出：“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此，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一系列决定：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这一决定一经公布，二月二十日少共苏区中央局立即响应，作出《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指责福建团委书记陈荣在反罗明斗争中“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彻底性和顽强性”，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紧接着，二月二十四日，撤除罗明职务后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了刘晓（新中国成立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两天后——二月二十六日，博古以《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为题，在瑞金作长篇政治报告，“深刻揭露”了“罗明路线”的“实质”，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这样，幕后的“导演”跑到前台来了。
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斗争》，像炒豆一般，接连发表啪啪作响的批判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内中起着定调子的重要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出自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之手。虽说此文的观点是错误的，如今仍一字不易、磊磊落落地载入《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并加上“选编说明”指出：“对于这次错误斗争张闻天本人后来作过诚恳的检讨。为研究和吸取这次历史的教训，本书选录了此文。”张闻天的文章称，“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党的总路线”，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倾盆大雨般的批判，落在罗明的头上。在汀州，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罗明被斗了三天三夜！罗明奉命前来瑞金检查，一到瑞金叶坪就遭软禁。博古找罗明单独谈话。在谈话中，罗明才知他的错误的“要害”所在。
博古提及了罗明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博古正是从这份报告中，“一手”发现了罗明的“严重错误”。那份报告中，有这么一段：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句，虽然罗明在此后还开列了“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这下子，罗明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挨批判。
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言而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