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在广场的群众。全国其它各地的悼念抗议活动，也遭到破坏和镇压。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标志着人民群众的新觉醒，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噩耗传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四人帮”还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他们在报上公开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以此诬蔑和打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陈云、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十分焦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向叶剑英表达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期望。9月下旬，徐向前、聂荣臻派人转告叶剑英，请赶快拿主意，早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亲自主持，叶剑英坐镇指挥，汪东兴具体负责，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等被“四人帮”掌握的新闻舆论机构。当晚10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还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党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第二讲 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时期
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含着各种矛盾和因素。“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历史错综复杂，除了占支配地位的全局性“左”倾严重错误以外，还有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所以，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和研究这十年的历史。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着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观原因
第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步：第一步，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由此产生了政治上、理论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从而奠定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错误的开端。第二步，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和随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伸到党内。第三步，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套“左”的理论，使之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社会思潮。第四步，1965年毛泽东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党的领导。随着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毛泽东同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不正常，他对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他同志感到不满意甚至愤慨，并逐步形成了“中央要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到1966年上半年前后，毛泽东对我国政治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因此发动一场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就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并被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终于造成了全国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第二，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领袖的能力，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大致说来，1957年以前，毛泽东是很谦虚、很谨慎的。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需要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更加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个人专断作风也随之发展起来。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常常表现在他与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在历史上有独排众议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到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责任指导党。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好得很，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号召要搞个人专断，相反他还多次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学霸王别姬。所以，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很独特。就是在组织程序上或手续上一般都经过集体讨论，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央集体往往都是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这又使得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以为是正确的主张。
第三，毛泽东勾画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现状，建立一个理想化的“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1958年的“三面红旗”，被他认为是一生中的得意之作，此后他大致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1966年的《五七指示》，则是他对自己构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系统表述。他要建立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一大二公”的亦工亦农亦武的，限制商品发展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无论是经济建设上，还是政治主张上，都可以在他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中找到根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在中国建设他所构想的“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的障碍，清除其他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崭新的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
第四，毛泽东重用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他们则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由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的同时，党内外对“左”倾错误的怀疑、不满以至抵制也在不断发展，并在党中央领导核心中反映出来。而毛泽东由于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并为中央领导层内部日益明显的分歧而焦虑。一种危机感使他更难以听进不同意见。危机感产生了一种孤独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倚重了过去就有好感的林彪和从前并未重用的江青、康生等人，并默认他们煽动个人崇拜。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也竭力迎合毛泽东的“左”倾观点，推波助澜，把它推向极左。而这一切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
（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客观原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毛泽东上述错误时指出，造成这种错误除了毛泽东主观上的错误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造成毛泽东在理论上失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党长期处在激烈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环境之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的而不适用于现在的老经验老方法，从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这就使我们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的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我国不断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的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党内，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一些“左”的观点。
造成毛泽东个人专断也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与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如个人崇拜，权利过分集中，领袖职务的终身制等，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本国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造成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党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结论。这个结论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个结论呢？所谓“革命”，具有多种含义，一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它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全面的历史革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革命。另一种是革命这个概念的转义或延伸，如社会生活中某种重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而“文化大革命”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种，所以不能说它是什么革命。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干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行，但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来看，它的主导方面是党的全局性的严重“左”倾错误，而不是反革命。
之所以说它是一场内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空前混乱和对马列主义信仰的严重削弱。建国以来十七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列主义原理被当成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又被当作社会主义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