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要求，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三）大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进行了探索，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模式。
大会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要改变过分集中的倾向，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即：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个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为大会决议所采纳。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
（四）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面临着新的考验，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由于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是脱离群众的最危险的倾向。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为此，大会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反对官僚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主观主义。
大会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出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28日，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17名政治局委员，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八大继承了七大选出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并有新的成分加入，为以后的新老交替作了准备。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大会，它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了党的主要任务，坚持了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强调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果。
三、 八大以后的进一步探索
八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沿着八大指出的正确方向，对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继续进行了探索。最主要的成果表现在：
（一）关于调整所有制结构问题。
八大以后，党按照八大确定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调整经济关系。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人们称它为“地下工厂”，还出现了“地下商店”。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这类事物，引起原工商业者和社会的注意。1956年12月，毛泽东就这些问题同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多次谈话、讨论，他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随后，刘少奇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也认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这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不仅个体经济，一定限度的资本主义私人经济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这是对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更大突破。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分析了当时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6月公开发表。这篇讲话，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包含着广泛的思想内容。
第一，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提出了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敌我矛盾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就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明确了在剥削阶级消灭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地位。
毛泽东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虽然还有阶级斗争，但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敌对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在国内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第四，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经济工作上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一系列正确方针。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倾向。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的方针，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八大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它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 、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这些矛盾，通过或者联系到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即人民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学习在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以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明年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整风运动的任务是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既要对缺点和错误进行严肃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整风指示发布以后，全党的整风运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自上而下地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文件，在学习文件基础上，总结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党中央强调要开门整风，召开了党外人士的座谈会，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建议。广大党外人士和群众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他们希望共产党领导得更好，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对党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都有重要的作用。整风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在他们影响下，一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思想偏激、缺乏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发表了一些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形成了一股错误思潮，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罢课闹事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反右派斗争。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对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不进行批判，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不坚决予以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