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因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族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是因为共产党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正确运用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三大法宝；是因为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因而能够战胜世界上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第五章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讲 争取和平民主 准备自卫战争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的战略方针
日本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束。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 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力量遭到严重打击，各国人民力量得到空前发展。战前的6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法西斯被打败，英、法帝国主义也严重削弱。只有美帝国主义发了横财，增强了实力。在战争初期，它坐山观虎斗，大做军火生意，使经济和军事力量极大膨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始参战，且战场远离本土，遭受直接损失很少。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力大大增强，国威日益提高。同时，东欧和亚洲相继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整个亚洲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广泛觉醒。西欧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日益发展。它们成为打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重要力量。战后国际力量的上述变化，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也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但是，战后的世界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复杂斗争。美帝国主义取代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它依仗军事和经济优势，大肆扩军备战，建立军事基地，充当国际宪兵，妄图通过控制西德，扶植日本，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消灭民主力量，先控制欧亚，再称霸世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右倾思潮。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共产党组织，企图通过议会道路与本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平共处”，遭受了重大损失，也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在国内，经过8年抗战的洗礼，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有120多万党员，解放区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余万人。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形成的民主力量有了很大增强，并同我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要求和平、民主、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但是，战后的中国，内战危险严重存在。蒋介石在抗战中、后期一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已拥有350多万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他频繁调兵遣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日本刚宣布投降之际，他的最高统帅部竟连续下达反动命令：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接受国军收编；令侵华日军在原地“作有效之防卫，等待国军接收”；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收缴枪械；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样在日本投降后，便形成了美蒋勾结和美蒋日伪合流的局面。国民党军队在美机和美舰的护送下，占领了全国的大中城市、交通沿线和战略据点，积极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上述情况表明：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企图使中国仍然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中国引向黑暗。共产党正蒸蒸日上，国民党已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
（二）党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
在中国革命由抗日民族战争向国内阶级斗争转变的历史关头，为了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阐明党在过渡阶段的战略任务和方针政策，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的任务的决定》。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深刻地分析了战后国内的基本形势，阐明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毛泽东认为，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要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就要经过一场复杂的斗争。毛泽东通过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本性进行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是蒋介石的一贯方针。他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方针已经定了，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另一方面还必须明确，暂时和平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是因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是国内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发动内战不得人心；中国已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强大的解放区军民，使蒋不敢轻举妄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内战，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支持内战政策；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多退避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运送到内战前线，尚需一段准备时间；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当时均从各自的利益考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上述因素使蒋介石发动内战暂时还有许多困难。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准备自卫战争的战略方针：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认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自卫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就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针对蒋介石“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既定方针，毛泽东提出我党的斗争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接着，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毛泽东的讲演，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胜利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明确了党在过渡阶段的方针和原则，提出了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著名论断，使全党明确了斗争方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粉碎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作好了思想准备。
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一）重庆谈判和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方面依赖美国积极准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内战准备尚未完成，就施展“和平”阴谋。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他提出和平谈判的政治阴谋是：如果毛泽东不去谈判，就借此蒙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可趁此机会，对我施加压力，迫我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同时，还可以抓紧时机，筹划运兵，部署内战，实现其缓兵之计。
这个阴谋受到美国的鼎力支持。斯大林也从苏联战后恢复的需要出发，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赴重庆，同蒋谈判，商讨国内和平的协议。
对于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我党早有充分警惕。但考虑到国内外的和平呼声，特别是经过多年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如果在国内外和平势力的压力下，经过我党的斗争，能够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条件，或者延缓内战爆发的时间，或者限制内战的规模和范围，这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即使经过谈判斗争，和平不能实现，也可以暴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教育人民。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不放松自卫战争准备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了党关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阐明我党对和平谈判的方针和原则，既要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又要准备作有限度的让步，并要求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行动，震动了中外，充分表现了我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拥护。
重庆谈判是一场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蒋介石妄图在“政令军令之统一”的借口下，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我党的原则是：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决不能交给蒋介石。同时，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我党作了必要的让步。关于军队问题，我党提出：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可按6∶1或7∶1之比例进行整编，人民军队可缩编为24个师以至20个师。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我党指出：在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合法地位的原则下，可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决定自动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的8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长江以北。但是蒋介石坚持要共产党放弃人民武装和解放区政权，以致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经过43天的尖锐斗争，谈判双方在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许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通过“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双方同意对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继续商谈。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重大胜利。谈判的主要收获是：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表明了我党对和平的诚意，从而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地位；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教育了人民，争取了广大中间阶级、民主党派同我们站在一起，使国民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迫使国民党同意了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了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许诺了避免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假若国民党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其军事进攻。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开展。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但却毫无诚意，仍打算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大量印发他在1933年编印的《剿匪手本》，接着发出密令，要求他的将领对解放区“努力进剿”。同时，美国也出动大批飞机和军舰帮助蒋介石运兵到内战前线。到本年10月底，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军队已达80万人。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