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印象好像是在那里主要是学习拳击和击剑，献身于赌博、狩猎、游泳和那些带给他淋病的欢乐。不过拜伦不像他的诗集《闲暇的时刻》所暗示的那样闲散。在贵族的懒散面具后面隐藏着一位雄心勃勃的大学生，他翻译维吉尔的作品，写了一部长篇叙事诗，18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易逝篇》（1806年）。这些早期的抒情诗模仿蒲柏等诗人，诗作保守又轻佻，透露出那种忧伤的人世悲哀，它已成为拜伦的标志。几年后，于1814年，当他再返剑桥大学时，人们在议院里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这次回来的可是闻名全欧洲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浪漫主义者及其痛苦的长诗，海涅形神兼似地将它译成了德文。这就是拜伦的大理石像上手捧的那本书，雕像立在三一学院图书馆里的纪念碑底座上。
拜伦说，在剑桥大学，“也许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些最幸福的时光很大一部分来自学院时一位15岁的唱诗班男孩，约翰·埃德勒斯顿。据他所写，他和拜伦保持着“一种强烈而纯洁的激情”。正如在学院的男人世界里，同性关系形成了一股自然的潜流（此类关系在后来的女子学院里一点也不减少），拥有一个唱诗班的男朋友是三一学院的传统。这个男孩早逝后，拜伦创作了挽诗《致赛沙》献给他。但另一段友谊更加有名，它始于同一所学院，结束于打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篇对死亡的控诉。
1828年，艾尔弗雷德·丁尼生，一位近视的、蓄着长发、有点害羞的三一学院的大学生，认识了一位更年轻的同学，很快就爱上了他，甚过了爱他养在房间里的蛇。阿瑟·亨利·哈兰，极有语言天赋，能言善辩，和丁尼生一样崇拜浪漫派诗人，他俩都是使徒俱乐部的成员，他们一起旅游，在剑桥生活得很幸福。1833年，22岁的哈兰猝然逝去，深深打击了丁尼生。同年，丁尼生动笔创作《悼念A。H。H》，一部抒情的悼亡作品，最后写成132首诗，这是英国文学中最长的挽诗之一，艾略特称它为“一部绝望的作品，一种宗教式的绝望”。士兵和寡妇们在这些诗篇里获得安慰，维多利亚女王在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也从中获得了安慰。该书于1850年出版，坦尼森和他的前辈华兹华斯一样被封为桂冠诗人，1884年他被晋升进贵族阶层。
今天还要读洛德·丁尼森的作品？一定要读，他是位催眠大师和音调大师，是那个时代给人慰藉的代表性声音。你只要读读他最美的诗篇之一《提托努斯》就行了，早在学生时代，在他1831年没参加考试离开剑桥大学之前，他就开始创作这一诗篇了。《提托努斯》是一个由于众神赐给了他永生、越活越老却求死不得的容颜衰老者的戏剧独白—“痛苦的不朽”在生物遗传时代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
萨克雷和他在三一学院的同学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他们离开学院。1859年，一本书使菲茨杰拉德声名鹊起，那本书并不是他自己创作的，但他翻译得太出色了，故而一直被当做他的作品跻身于英语世界—12世纪波斯人欧玛尔·哈亚姆的《鲁拜集》。菲茨杰拉德后来到爱琴海东海岸继续学习，他是一个天生的游手好闲者，他更神往健壮的海员，只要他们看上去“像菲迪亚斯的雕像”。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幼发拉底人》（1851年）是剑桥大学生之间的柏拉图式对话，他们在“三大酒桶”酒馆里喝啤酒打台球，一边谈论青春的快乐和英国大学教育的弊端。
“大学对我的品位、我的智慧、我的哲学或我的个性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在剑桥读过书的那许多作家之中，谁也没有像约翰·考珀·波伊斯这样过激地否认过大学教育对其发展的影响。他对剑桥大学没什么好感，但他感激剑桥郡。通往艾利的大路、村公墓、萝卜地、前往格兰切斯特途中的河谷草地及其杨柳，“它们是我的恩师、我的院士、我的图书馆、我的课堂，这些是我的圣地！”在手执橡木拐杖“神圣”而孤独的长途跋涉中，原想成为牧师的历史系学生波伊斯的文学兴趣被唤醒了，出现了“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的一种幻觉”。将近40年之后，在1934年的自传里，他强调说，这“无法形容的幸福感……风在身边疾呼，空气在自由漫延，他沉迷于一种强烈的自然和物质体验之中”。从诗歌学的角度来看，传奇的约翰·考珀·波伊斯的成名之路确系始于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对最优美最生动的描写来自一位从未在剑桥上过大学的女性。她父亲在那里教书，她的兄弟们在那里学习，她也是在剑桥大学认识她丈夫的。没有剑桥大学，莱斯利·斯蒂芬男爵的女儿就不会成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也开始于剑桥大学。
1900年春天，索比·斯蒂芬邀请他的妹妹弗吉尼亚和维尼莎去参加五月周的学院舞会。那次亮相就像一部契诃夫剧本里描写的一样，“身着白衣服，头戴大帽子，手拿太阳伞，无与伦比的美貌惊羡四座”—莱奥纳德·伍尔夫这样描写他在三一学院的朋友房间里和弗吉尼亚·斯蒂芬和她妹妹相遇的情形。维尼莎也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克莱夫·贝尔的。也是在这个房间，在三一学院的新大院里，读者俱乐部的成员们每个星期六半夜时分就聚在一起，朗读弥尔顿、雪莱，还有他们自己的诗作。除了克莱夫·贝尔，这个子夜社团的成员还包括莱奥纳德·伍尔夫、索比·斯蒂芬和利顿·斯特雷奇—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最初萌芽。另外还有国王学院的一些朋友，广遭非议的使徒秘密团体的成员福斯特和凯恩斯，莱奥纳德·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1902年也被吸收进了这个团体。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无条件地信仰理智、信仰理性的坦诚，即使在私生活、性关系上也完全直言不讳。学习时代结束后，这群剑桥大学朋友又在伦敦斯蒂芬的两个妹妹家中找到了一个新集中地，在布卢姆斯伯里城区。剑桥大学从而获得了那个诙谐的尊称—“剑河畔的布卢姆斯伯里”。
弗吉尼亚·伍尔夫1904年陶醉地讲道：“世上没有比这更美的地方。”她爱剑桥，但她又痛恨这个男人世界的完美化身。她出生在伦敦，但她觉得剑桥才是她的故乡。莱斯利·斯蒂芬男爵，曾经是三一学堂的学生，后来成为它的院士，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在女儿弗吉尼亚·伍尔夫眼中是“剑桥大学精神分析的榜样”，同时又是一位缺少活力的鼻祖。她一生都感觉到这个地方和她本人出身之间的矛盾。她“出生在剑桥的边缘地带”，从未受过大学教育，1930年她给埃塞尔·史密斯写信道，她“天生属于那个目光短浅、禁欲主义、清教徒式的种族”。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断地前往剑桥描写剑桥大学。一开始她住在她的贵格会教徒的卡罗琳姨妈家，在格兰切斯特街33号，后来住在纽纳姆学院，斯蒂芬家族的另一位女亲戚在那里担任院长。1928年10月，弗吉尼亚·伍尔夫为纽纳姆学院的女生们演讲“莎士比亚的妹妹”（《女性和小说》），一星期后又在格顿学院讲授了同样的内容，是那里的女大学生俱乐部邀请她去的，那个ODTAA俱乐部，这是“该死的事一桩接一桩”（OneDamnedThingAfterAnother）的首字母缩写。“我温和地告诉她们要喝葡萄酒，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她在日记里记道，“我感觉自己老了，过于成熟了。没有人尊重我。”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年）就是在这些剑桥大学学报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偏离主题谈到了雌雄同体，它被视为一篇超出了女权主义文学观的精典之作。
“剑桥大学也许太像洞穴了。”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激烈批评这个充满妒忌和虚荣的温室，但她对学院生活魅力的描写十分令人神往，最美的是在长篇小说《雅各布的房间》（1922年）的第三章里。好像她是想借雅各布·弗兰德斯这个角色为1906年死于伤寒的哥哥索比虚构出的第二生命—弗兰德斯1906年进入大学，住在三一学院的一个房间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弗吉尼亚·伍尔夫描写的剑桥大学无人能比，是表现派进行冷嘲热讽的一部杰作。晚上灯光映照着学院和它的教员们，那渊博学识的滑稽灯光，像伊拉斯谟·科万，他啜饮着葡萄酒，韵味十足地吟唱起拉丁文诗歌，这是无人能比的。“语言宛如他唇上的葡萄酒……维吉尔在哪里都听不到如此动听的吟唱了。”而极尽三寸不烂之舌的导师索普威斯说道：“讲啊，讲啊，讲啊—好像一切都可以称道，心灵穿过嘴唇遛进薄薄的银盘，它们像银子一样熔化在年轻人的头脑里，像月光般柔和自然。噢，很久之后他们会回忆起来，在迟钝的心灵深处回味。”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7节 文学的剑桥（3）
利顿·斯特雷奇也很想成为这么一位优秀的教员，早在学生时代，他的外表、举止到他的漫画都体现了这个角色。这位斯特雷奇脸色苍白、眼睛近视、瘦弱、说话总有点歇斯底里、身材奇高，塞西尔·比顿议论说：“倘若他不是像软芦苇一样弯着腰的话，他甚至会有双倍高。”利顿·斯特雷奇留有火红的胡子，考试通过后还幽灵似的在剑桥大学游荡过几年，这里是他精神的寄托地，同性恋尝试的理想场所，“在他谋求三一学院的教授职位失败之后，他写了那本使他成名的书，《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1918年），一本批判性地对待民族英雄们的杰作。这位官员未取得教授资格，在剑桥、布卢姆斯伯里和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之间、在和女画家多拉·卡琳顿及其丈夫的争风吃醋中度过了余生。”
“描写美好的生活大概和享受美好的生活同样困难。”小说家福斯特只能证明他的朋友利顿·斯特雷奇的这句话。在使徒俱乐部的圈子里，斯特雷奇称福斯特为灰褐色的人，因为他外表腼腆，不引人注目。他的小说被拍成华丽的电影，例如《印度之行》、《霍华德庄园》等，但这无法掩饰身为同性恋的他终生所处的两难困境，这种不利处境让他具有了描写僵化的道德和阶级界限之外的爱情的不凡才能。直到福斯特1970年去世，他1913年动笔的长篇小说《莫里斯》才在他国王学院的房间里被人发现。当剑桥大学生莫里斯知晓一位贵族同学对他的爱慕之情时，“他的震惊触及了灵魂深处”。福斯特本人认为《最漫长的旅程》（1907年）是他最具个性化的小说，是一部体现剑桥大学和他的生活、友谊和美学经验的重要价值的杰作，体现了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价值。俱乐部的伟大推介人是道德哲学家和使徒乔治·爱德华·穆尔，他的《伦理原则》问世于1903年。这位三一学院的教师，他“以角斗士的不折不挠和圣者的正直追随真理（莱奥纳德·伍尔夫），穆尔为人类更坦率地看待同性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凯恩斯和福斯特这些学生来说，他是理智的解放之声，一个救世主式的角色。“剑桥充满了具有神奇才能的朋友们。”福斯特写道：“人和图书相互影响，智慧和思考结出硕果，激情潮涌，而爱使讨论有了深度。”在剑桥做过各种客座讲座之后，福斯特于1946年回到他的母校，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弗吉尼亚·伍尔夫叫他“一只蓝蝴蝶”，他在国王学院的A号温室里找到了属于他的茧。
鲁珀特·布鲁克1906年上大学时，在搬去格兰切斯特之前也在A单元住过一段时间。他的名字在英国家喻户晓，同他的抒情诗一样得到了高度的评价。鲁珀特·布鲁克是第二位剑桥的民族英雄，但他不是第二个拜伦。他和玛丽莲·梦露一样英年早逝，而且是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英国最高贵、最理想儿子的象征”，丘吉尔1915年在《泰晤士报》上的悼词强化了这一传说，它让这位诗人士兵、仇恨德国的布鲁克成了船头的木雕塑。叶芝称他为“英国最英俊的青年”。鲁珀特·布鲁克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尤其对于男人们。“一位年轻的阿波罗，金色头发／梦游似的站在战场边／神态高贵，对这永恒的/短暂生活毫无准备”（弗朗西丝·康福德，1908年）。不管格兰切斯特的这位阿波罗多么符合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雌雄同体的理想，但他不是别的使徒那样的爱国主义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爱国主义—理想化的战争十四行诗的手稿都一直存放在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阵亡成员纪念碑前的橱柜里。如今我们对这迷惘的一代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布鲁克的同学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