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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号称是总结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行程的普遍公式，都是乐观的。在我们今天，斯宾格勒就复活了斯多噶派那种循环周期的学说，这种学说如果当真的话，就要把人类的一切努力归结为整个的徒劳。按照斯宾格勒的说法，存在着一系列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相当详尽地重演它的先行者的模式，每一种都慢慢地上升到成熟阶段，然后又陷入无可避免的破灭；我们文明②的破灭开始于1914③年。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扼止我们的世界朝着衰老前进。幸而，这一理论是没有根据的，正有如它是黯淡的一样。以前的各个周期都需要对历史做出一种非常矫揉造作的安排，要过分强调某些事实而又过分轻视其他事实。即使情形不是这样，过去各个文明的事例也还是太少，而不能保证这种归纳。而且它忽略了由科学所引入的质的方面的新颖性，以及由近代战争的世界规模的特性（包括胜利者世界规模的主宰的可能性）所形成的量的方面的新颖性。说教者会扬言，天下无新事；但是如果他能看到一座大动力站或者一场平流层上的战争的话，他就不会这样说了。必须承认，这些事物可能不会防止他去说〃一切都是枉然〃，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有些东西是要从历史中学习的，但它们却并不是简单的普遍公式那样是只能抹去大半数的史实才能说得通的。炮制各种历史哲学的人，都可以看做是神话的编造者而被我们一笔勾销。但是仍然有两种十分不同的功能，是历史学可以担当的。一方面，它可以探索比较小型而低级的概括，从而可以构成一种（与哲学相对立的）历史科学的开端。另一方面，它可以由于研究个人，而探索着把戏剧或史诗的优点和真实性的优点结合起来。我并不准备把这两种功能中的任何一种置于另一种之上。它们是十分不同的，它们诉诸于不同类型的心灵，而且它们需要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用《米德尔敦》和布鲁塔克的传记①来说明这两种历史类型。我不愿意被剥夺二者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它们二者所提供的满意程度却悬殊得有如两极。一种是客观地在观察人，就像一个天文学家在观察天体；另一种则诉之于想像力并力图给我们一种对人的知识，那是一种驯马的人对马的知识那种知识毋宁说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那是不可能翻译成科学的语言的，然而那在实际事物中却是有用处的。
科学的历史学是一项近代的发明。因此，就让我们暂时把它放到一旁，而来考虑一下阅读已往某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会有什么收获。
希罗多德①是被称为历史学家之父的，他有许多理由值得我们阅读。首先，他满是有趣的故事。几乎是在书的一开始，就是一位虚荣的国王康道里斯（Candaules）的故事，他很遗憾除了他自己而外竟没有一个人能充分赏识他那位王后的美丽，他希望他自己能以此而为人所艳羡。于是他就把他的首相季革斯（Gyges）藏在帷幕后面，使首相能窥见王后赤身裸体在洗澡。但是她看见他的脚伸露出来，就谴责他给她带来了一场致命的侮辱。此时此地，她就向他做了一番演说，她说：〃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赎罪，要么你就必须死，要么你就必须杀死国王并娶我。〃季革斯毫无困难地做出了他的选择，并且成为了以克罗索斯②而告结束的那个新王朝的奠基者。希罗多德满是这类的故事，他一点也没有由于顾忌有损于历史学的尊严而感到阻力。尊重事实也并没有使他回避戏剧情节；关于居鲁士③击败克罗索斯的叙述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尽管有的部分显然只是传说而非历史。
对于任何一个喜爱人类学的人，希罗多德对他当日所存在的各种野蛮人习俗的描述都是非常之有趣的。有时候他单纯是在复述旅行家的故事，但是他却往往会被近代的研究所证实。他自由自在地充分在检阅他所知道的各个民族和种族，他对此前是一无所知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份有关古代世界的可赞美的介绍。
他的历史的主题是欧洲和亚洲的冲突，这在他那个时候以波斯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的败绩④而达到了顶点。在此后所有的世纪中，这场席卷一切的战役一直在继续着。萨拉米标志着希腊时代亚洲人向西扩张的终结；然后便是由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欧洲征服了亚洲，到了图拉真①的时候而达到顶峰，随后便是长期的亚洲优势。5世纪阿提拉②在夏龙的败绩和8世纪摩尔人在图尔③的败绩就确定下来了亚洲征服范围的界限；亚洲最后的大胜利是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④。在此后的世纪里，欧洲由于科学技术而占有毫无疑问的优势；相反的运动的第一个信号，是日本人在1904…1905年的战争⑤中打败了俄国。这个相反的运动将要走到多么远，现在还不可能猜测，因为尽管日本无疑地会被打败，但是中国和印度将接踵而来成为亚洲的竞赛者。所以这些尘世上的巨大运动，都是在希罗多德所提出的框架之内出现的。
修昔底德⑥是伟大历史学家中的第二位；他的主题比希罗多德的要小，但是处理得更有技巧，也更加注意准确性。他的题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康福德⑦曾指出过，他的历史著作是以希腊悲剧为范本的：他自己心爱的城邦雅典最后是战败了，就像是一个典型的英雄被命运之神和自负的骄傲驱向了灾难性的但又并非是不光彩的结局。他的写作是严谨的，并且严格限于有关的事情；这里面没有闲碎语的节外生枝，也没有什么令人开心的东西。但是这里却有着一种充满了史诗光辉的手法，表现出人们被命运之神驱向愚蠢 之路的场面，当正确的抉择会带来胜利的时候，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错误，他们由于激怒而变得邪恶，并终于陷入了无可挽救的毁灭。这个主题是一个打动希腊人的心灵的主题。有一种伟大的非个人的威力（叫做〃运命〃或〃正义〃或〃必然〃都无所谓）在掌握着世界，并且高出于神明之上。无论任何人或国家或事物逾越了这个法定的疆界，就都要受到对傲慢的惩罚。这就是真正的希腊人的宗教，而修昔底德则在他的著作中非常出色地阐明了它。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布鲁塔克就一直是古代历史学家之中最有影响的人但确实并非是在历史学作家们中间（因为他一点也不可信），而是在实际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中间。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卢梭和哈密尔顿①的思想倾向，就大部分都得之于他；他的箴言供给了卢梭以学理，他的英雄则供给了哈密尔顿以雄心。一个一直都只不过知道他是位名人的人，大概会很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轻率的流言蜚语的写作家，他抵抗不住好故事；而且除了少数的事例而外，总是十分愿意讲述乃至于夸大他那些英雄人物的弱点。例如他讲过马克·安东尼②在已经是一个高官的时候，由于带着一名三流的女戏子到处游逛而得罪了人，他甚至于因她而冒犯了极其尊严的地方长官（这还是在他达到足以追求女王③的那种地步以前）。他又讲过恺撒④还是青年的时候，怎样地由于在元老院的一次会上读了布鲁塔斯母亲的一封情书（元老院里是不许任何人阅读任何东西的）而惹了麻烦。于是他就进而以莎士比亚所擅长的那种略带嘲笑的浮夸角度来描绘恺撒。他的英雄都不是完美的雕像；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可能存在过的人，哪怕事实上他们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写历史可以有许多种美妙的方式，其中有三种可以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布鲁塔克来表明，第四种则由吉本①来表明。我们必须承认，吉本有着严重的缺点。他的学问用近代的标准来衡量，是不合格的；他的人物，哪怕他们是野蛮人，都有着一种18世纪的味道，像是伏尔泰②笔下吃人的牲畜那样；诸侯、战争和政治挤掉了普通老百姓和经济事实，是超出了近代读者所能希望之外的。但是在承认了这一切之后，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并且讨人喜欢的作家。
他的机智和讽刺尤其是当他用它们来蔑视迷信的时候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的优点是，尽管他对个人的描绘往往令人失望，而他对伟大事件行程的感受则是准确无误的。没有别人曾经提出过一幅历史纲要，能比他做得更好。在一部书③里，要处理好从公元2世纪到15世纪的整个时期，乃是一桩伟业；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丧失过对他那主题的统一性的目光，或是对它那几个部分之间所要持的比例的目光。这就要求能掌握一个伟大的整体，这一点是超出大多数人的能力之外的，而且这一点和他所有的缺点相形之下，就把吉本置于历史学家中的第一流地位。
然而光是阅读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东西是不够的；许多重要的东西，许多令人高兴和愉悦的东西，是只有随意阅读传记和回忆录才能发现的。教授们一定不可妨碍我们去认识：历史是充满了笑柄的，而且最荒诞不经的事情确实是发生着的。我发现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只是出现在我们很好地认识了某个时期之后；因为那时候，每一桩新事实就可以嵌入它在七巧板拼板游戏中的地位。直到我们对于一位显赫有名的人物知道了大量详尽的细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判断他究竟是不是的确像他表面上看来那么伟大。有些伟大人物越是加以研究就变得越发伟大，我要提到斯宾诺莎和林肯①作为例子。而另一方面，拿破仑在近距离上，就变成为一副滑稽可笑的形象。在他和约瑟芬②结婚的那天晚上，她的哈巴狗在他上床的时候，咬了他的小脚，或许这并不是他的过错；然而在许多看来他是处于不利的场合下，全部的罪责都显然是要由他来负的。在他和塔勒兰③的许多次争吵中，有一次他控告他那位外交大臣是个跛子，还有个不忠实的妻子；在他走了之后，塔勒兰转向旁观的人耸了耸肩膀说道：〃多可惜，这么一个伟人居然耍这么坏的态度。〃他和玛丽·路易丝④的结婚礼是由代理人举行的，他到法国边境来迎接她。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典礼，包括一次国宴，国宴上所有拿破仑周围的伟人和贵妇都是要出席的。宴会的时间到了，时间过了，而皇帝和皇后仍然没有出现。宫内大臣已十分惶惑而失望，最后经过周详的询问，他才发现拿破仑为了享受一个皇帝女儿的垂青，等不及要到宴会之后。沙皇亚历山大⑤采取了自己的办法，佯装成一个头脑简单的青年而完全欺骗了他。在他和拿破仑表面友谊的高潮时，亚历山大写给他母亲说：〃谁最后笑，谁就笑得最好。〃在这两个皇帝的通信中，一切的技巧都是在亚历山大这一边，而一切的装腔作势都是在拿破仑那一边。可惜，历史学家未能强调拿破仑滑稽可笑的那些方面，因为拿破仑变成了一种神话、一种传说，在激励着人们对军事征服的赞颂和对军事超人的崇拜。他对德国人的作用特别恶劣，德国人既赞颂他，而同时又由于他所加之于他们的屈辱而希望复仇。如果他们能嘲笑他，那么他们的复仇就可能对人类的代价更小一点了。
非常不同类型的卓越人物的会晤，常常是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是令人吃惊的。没有任何两个人能比罗伯特·欧文和沙皇尼古拉①之间距离得更加遥远了。罗伯特·欧文是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是一个热烈的无神论者，他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还是一个颠覆活动的煽动者。尼古拉是一个凶恶的暴君，他的统治是黑暗反动的统治；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到西伯利亚并把巴枯宁②发配到彼得和保罗的监狱里。我们大概不会期待这两个人彼此会喜欢对方的，然而他们两个惟一的一次会晤却是十分亲善的；确实这件事发生在尼古拉做皇帝和欧文成 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前。尼古拉跋涉了一路到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地方来参观欧文的模范工厂，他见到了这里的一切，称赞了这里的一切，还邀请慈善家到俄国去建立类似的工厂。欧文是如此之醉心，乃至把他全部的图版都送给了他这位贵宾这使得欧文夫人大为冒火。他们俩在晚期的生涯中彼此对于对方都想些什么，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另一方面，歌德和贝多芬大概可以被我们期待着是彼此喜欢对方的了，但是并不如此；因为当作曲家到魏玛访问诗人的时候，诗人试图教导他宫廷的礼仪，而贝多芬则愤怒地坚持要按自己选择的样子行事。
关于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③，人们写过许多胡言乱语；因为既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