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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因为，毛始终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机要和组织部门，毛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华北八路军的指导，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道法自然”了，在暂时处于孤立状态的这大半年里，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卷士重来。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是毛韬晦养气、以力逆境、以“道”造势的重要阶段。在王明、周恩来等正轰轰烈烈、频频曝光于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的日子里，毛一则不动声色、潜心观察，随时注意各项事态的发展，另则，他又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
新口号既已发明，但仅有“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行。于是，以术谋势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兴奋中心了。
（1）运用一切方法，全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自1935年底莫斯科与中共电讯交通恢复后（初期电讯仍不稳定，1936年初即完全正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头上挥之不去的金箍咒。尽管毛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讯，从而在讯息获得及解释方面赢得了比较充分的主动权，但当王明返国后，面对参与新方针制定的王明，使毛原己获得的解释上的自主权，顿时相形见绌。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同事，如久旱望云霓般，将王明传达的斯大林指示视为甘霖，而将毛的肺腑之言撇之一边。若要改变这一状况，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毛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王明的后台米夫己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己为毛在莫斯科的活动提供了空间。1938年3月5日，任弼时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提供的汇报提纲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会议精神，但也同时夹进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意见。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后，毛在争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胜利。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则不啻为毛的巨大胜利了。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发挥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认书。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
1938年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轻慢有其复杂的原因。尽管季氏与王明私交甚笃，王明唯一的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但在1938年席卷全苏联的大恐怖之血风腥雨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之功业，尽在情理之中。季氏与斯大林毕竟非一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1938年季氏搞的小聪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过去。这也是毛以后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2）积极引导军队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彼等尽最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在发展中共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军方与毛原就完全一致。自太原失守，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中共军队失去友军配合作战的客观环境时，八路军事实上就采纳了毛的战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3万发展到30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3）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鉴貌辨色，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1938年3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使洛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8年3—4月，毛联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中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事，展开了电报战。虽然一时难分胜负，但毛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
（4）推迟召开中共七大。自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后，由于环境极其险恶，中共迟迟未能召开七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成了合法政党，1937年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洛甫并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于3月10日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决不愿意在形势对己不利的状况下召开七大。洛甫已经拟就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束之高阁没有发出，于是，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近期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被一再推迟。
由于毛在固守既有阵地的同时不断出击，其政治之优势逐渐形成，毛的韬晦养气终获成功。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
（1）利用有利时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2）将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中共权力结构的组织配置方面。1938年11月5—6日，毛借周恩来携其给蒋介石亲笔信赶赴武汉，王明、博古赴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而未能出席六中全会闭幕式之机会，乘机对王明等的“阶级投降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借以冲淡和挽回其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对王明等观点的妥协。会议后又以武汉失守为理由，撤销长江局，缩小其后继机关南方局的权限，继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调王明回延安，将其置于自己密切的监护之下；复正式委任康生为中共社会部部长，使康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共的叶若夫兼贝利亚；继之，再派刘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着手分阶段解决项英和新四军问题；最后，大力扶植与留苏派毫无渊源的高岗，将高岗树为陕北党和红军的旗帜，以巩固中央后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势既造成，其威乃现，一度与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对于周恩来的翩然而归，毛当然求之不得，周之杰出才干和欲易国民党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1938年，经过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己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于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洛甫等不仅凭藉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弘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亳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鸣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0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据，缘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而在毛己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素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当然，毛作为“策略大师”，更知道如何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洛甫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很清楚，一旦有了军权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