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的。
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抗战后期转向强调必须追求政治现代化的趋向。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人民言动，应予涵容”。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
第二，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
（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
（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
（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无庸质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 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权威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政党”（outside party）。对于这样的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后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民主政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或是强化“革命”色彩，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形式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内实行民主集权制，并使党的意识形态趋与系统化，1927年后，国民党所谓“革命”已变质，“革命”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已经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中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自居领袖的蒋的权力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同时蒋介石竭力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的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抗战后期孙科出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年后，“只是作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就可实现。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从1928－1946年，孙科虽历经几度变化，但总的基调上，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大革命失败至三十年代初期，孙科虽表现反共立场，但程度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表现出一种新的灵活性，也为在实际层面渐趋缓和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末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权行方案”。孙科在三十年代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有意无意地庇护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下，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有武力不能“消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1928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孙科的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与一定的肯定，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
（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从积极意义上讲，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孙科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如下特点：
（一）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以经济建设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人民革命的发展，对于“平均地权”问题，还没有放置首要地位。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二十年代以来，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此时共产党武装力量刚刚兴起，孙科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
（二）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的前提出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
三十年代，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指出，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