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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逢吉的身边，一群号称“八关十六子”的小人聚集在一起，构成了李逢吉奸党的中坚力量。这个正在悄然成型的朋党中包括了李逢吉的侄儿李仲言，李逢吉身上所凝聚的戾气最终传给了他，并由他发挥到极致，从而给王朝带了一段最晦暗的故事；“八关十六子”中还里还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李虞、姜洽、程昔范等人。可是，这些人作为羽翼还可以，作为政治盟友就显然缺乏足够的分量。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张又新只是个从七品上的补阙，元和十四年才中进士的程昔范资历更浅，姜洽、李虞在长庆四年四月前都还只是一介布衣。李逢吉需要寻找一个有资历但又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合作者。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大约是翰林学士李德裕了。这也正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李德裕是一个不世出的政治奇才，足以让李逢吉相形见绌，但他也是个喜欢专断独行的人物。和李德裕共事，李逢吉绝没有大权独揽的可能。更何况，李德裕还是元稹的密友。此时的元稹虽然处境艰难，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奥援，卷土重来未可知。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非常被动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前宣武节度使韩弘和他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相继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韩绍宗。韩弘久任封疆，又长于搜刮，很有些积蓄。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会借着韩绍宗年幼无知的机会窃盗家财，就特地命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好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宦官却意外地在韩家找到了一本帐。当年，韩公武为了能保住父亲韩弘的宣武节度使之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每一笔都在帐本里有清楚的记载。这本帐目很快就送到了李宥面前。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硃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显得非常的醒目。李宥笑了。他很欣慰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机会。很快他就心怀叵测地援引牛僧儒入相。
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点：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显得平庸；更重要的是，牛僧儒并不是总表现出李直臣案件中的那种刚正不阿。对自己的同党、故旧的缺点，他总是视而不见。牛僧儒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即使牛僧儒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李逢吉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借皇帝对牛僧儒的好感，李逢吉不仅褫夺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时候，黯然离开长安，到浙西任观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绅在长庆贡举案中打击了策论案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朋友牛僧儒联手李逢吉开始对他实施报复了——牛、李之间的嫌隙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元稹罢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茕茕孑立。但是，李绅从没有放弃反击。当李逢吉预备帮助自己的密友令狐楚东山再起的时候，他明显感受到对手的力量。李绅自己利用翰林学士的地位，不动声色地破坏了李逢吉的意图。这使李逢吉暗地里下决心，一定要打垮李绅。他心里也清楚，李绅深得皇帝宠幸，不是很容易扳倒。另外，翰林学士蒋防与李绅同乡旧好。他和庞严也都在李绅和元稹的大力推荐下入翰林院的。元稹和李德裕离开后，翰林三俊的势力依然控制着翰林学士院。所以，李逢吉需要用一种更为隐秘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李绅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李宥不疑有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李逢吉对韩愈的打压多少是属于附带的。这一番布局的核心目的在于将李绅赶出长安。为了确保目的不落空，他又精心制造出种种假象，诱使浑浑噩噩的李宥错误地认为，李绅本人有意离开长安。韩愈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李逢吉排挤李绅的工具。
就这样，长庆贡举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不担心。如果自己的政敌只能依靠泪水来抗衡自己，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李绅的族子李虞由于文章博学而知名一时，他自称不愿做官，因而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任左拾遗后，李虞写信给李耆，请求向朝廷推荐，不料这封信误送到李绅手中，李绅便写信讥讽他，并把这件事在大庭广众中张扬。李虞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求见李逢吉，把李绅平时暗地里议论李逢吉的话全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更加憎恨李绅，于是，让李虞和补阙张又新，以及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人探察李绅的过失，然后，在士大夫中间张扬，并说：“李绅暗地里窥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议论，便指斥为朋党，向皇上告状。”由此士大夫也大多忌恨李绅。
李逢吉不露声色地把李虞、程昔范、姜洽等爪牙陆续安排到拾遗、补阙等位置上。这些官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弹劾大臣。李逢吉要让李绅陷入白章纷飞的窘迫境地。考虑到程昔范、张又新等人毕竟是士大夫，搏击李绅的时候多少有所顾忌，力度可能不够，李逢吉听从张又新、李续之的建议，从河北找来了凶悍的前邓州司仓参军刘栖楚。李逢吉需要的，就是这种无所顾忌的政治打手。
面对李逢吉的步步进逼，形单影只的李绅束手无策。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病入膏肓的天子。
李宥终于一瞑不视。李逢吉一党知道他们解决李绅的时机到了，开始日夜策划。在楚州刺史苏遇的建议下，他们为了避免李绅给新皇帝留下好印象，决定在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之前就对李绅下手。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新皇帝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于是，李逢吉率领百官上表称贺。退朝后，百官又到中书省称贺。这时，李逢吉正和张又新在中书省交谈，守门人不让百官进去，百官等待很久，只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向百官作揖说：“李绅贬官端州一事，我不能再退让了。”
百官都惊愕退下，惧怕张又新。百官称贺时，只有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作祝贺的表示，李逢吉发怒，任命他为吐蕃告哀使。丙戌（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是寿州人，他和蒋防都是由李绅推荐到翰林院任职的。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李逢吉一党坐大的局面已经形成。
给事中于敖向来和庞严关系密切，他把贬谪二人的敕书封还朝廷，百官都以为他要为二人辩解，因而替他担忧说：“于给事敢于为庞、蒋二人辩冤，触犯宰相，真是不容易啊！”后来，于敖上奏辩驳时，反而说对二人贬得太轻。
李逢吉在取得绝对优势以后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边的“八关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后，一边充当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无忌惮地欺压还有些正义感的士大夫，一边贪污纳赂，“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这种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最终把李逢吉一党弄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他们离覆灭的日子也不远了。
张又新等人仍然忌恨李绅，每天上书朝廷，认为对李绅贬得太轻，敬宗许可杀李绅。朝臣都不敢再言，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奏，指出李绅被李逢吉的党羽进谗言诬陷贬谪，人们都感到震惊，无不叹息。李绅是由穆宗提拔任用的大臣，即使他有罪，也应当本着对父亲尽三年孝道的精神，对他予以宽容，何况他根本无罪！李逢吉一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数文官士大夫，他们开始寻求途径，打破李逢吉奸党独揽朝纲的局面。那么，谁有资格对抗位高权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韦处厚资历还浅，不足以抗衡奸党；萧俛的资历和人品倒是让人信服，但他一心求退，无意进取；更何况，萧俛的同年令狐楚还是李逢吉的密友。只有一个人，论资望、论才干、论人品，都在李逢吉之上，是抗衡和取代李逢吉的最佳人选——那就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敬宗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丙申（十八日），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的职务。
只有他才能得到文官集团多数人的拥护，裴度的朋友，甚至和裴度曾有过节的人，现在都聚集在裴度的旗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李势力。于是，唐敬宗多次派人到山南西道的治所兴元去慰问裴度，向他秘密地转告即将召回朝廷重用的日期。于是，裴度上奏朝廷，请求入朝参见皇上。
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谁都能看出，李逢吉一党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冰山将倒，八关十六子们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还想垂死挣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京兆尹刘栖楚开始悄悄地尝试改换门庭，希望能侥幸躲过这场清算。可是，太晚了。
随着李逢吉一党的瓦解，中唐的党争也即将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该党的核心圈一分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训为代表，包括了张又新等人，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在长安兴风作浪，并最终导致惨绝人寰的“甘露之变”。更多的人随着李逢吉罢相离开了长安，淡出了决策层。据《程氏人物志》载，程昔范“会朋党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韦处厚赶到岭南烟瘴之地，任桂管观察使，并死在任上。
第二，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和李逢吉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分享他的权力，但又没深度介入他们的种种恶劣活动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闵等，则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整合，逐渐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
第三，与李逢吉奸党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另外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