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敢和革命群众对抗，把他揪起来！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上狗林希的当，他想打乱我们革命前进的步伐，我们坚决不答应。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把狗林希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就在这位工人向大家说话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我从地上拉起来，遭到人们毒打，就是觉得全身皮肤发胀，头重得抬不起来，努力睁开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楚，一定是被打得全身是伤了。凭直觉，我听出向人们说话的人是一位老工人，他出身好，在车间里一直是政治骨干，在刚刚结束的四清运动中，他是车间的领导成员，也是车间党支部委员。这位老工人对我一直很好，虽然也不说什么同情的话，但他从来不和我为难。他看见我被人们毒打得几乎就要失去知觉了，不能出面搭救我，就以车间领导的身份出来解救我，但他不能为我开脱，就说是带我回车间去“狠狠地收拾”我，一定要把我治得服服帖帖。
众人只顾着打我，把满院的牛鬼蛇神丢在一边，不把我交代一个地方，革命已经无法进行了，这位老工人来的正是时候，革命群众让老工人把我带走，他们还有革命使命要完成呢。
跟在老工人身后，拖着重重的脚步，我走回车间，老工人把我带到车间后面的一间小黑房里，让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然后自然是恶凶凶地对我说：“林希，你听着，你和革命群众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惟一的出路。”
说过，老工人把我扔在小黑房里，又把房门从外面锁上，还留了一个青年人在房外看守，他就离开小黑房了。
老工人救了我一条命，如果不是他出来解救，就是人们不把我打死，也会把我打成残废。被关在小黑房里，我倚着墙，这时才有了疼痛的感觉，腰部被他们狠狠地踢过，从后背到尾骨，疼得难以忍受，肩膀也疼，腿也疼，头发被他们揪得更疼。看看胳膊、看看腿，胳膊、腿上好几处地方已经踢得又红又紫，至于看不到的地方，那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我的脑袋空空荡荡，什么想法也没有，我只想喝水。
第六部分十九、十年浩劫（1）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半年，我结婚，有了一个家庭，妻子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甘心和我过苦日子，不嫌弃我的右派身份和胡风分子的可怕政治背景。在我建立小家庭的时候，我也只是以为大的政治风暴可能已经过去了，从今之后，出卖劳动力，养家活命总还是可以的吧？谁也没有想到，紧跟在一切政治运动后面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场浩劫，它把中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除了“四人帮”那几个败类之外，几乎无一人得以幸免。
早在工厂还没有开展运动之前，妻子就嘱咐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逆来顺受，万不可犯“混”脾气，要知道你已经是有家的人了，这时妻子已经怀孕4个月，进入8月以来，妊娠反应越来越厉害，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妻子已经就要支持不住了。
但，政治无情，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早在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前，她在工厂里就已经被视为是反革命家属，每天下班之后，除了参加大家都得参加的政治学习之外，妻子还要再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反革命家属的学习。这样，每天她从工厂回来，总要到很晚很晚，有时候，马路上开批斗会，电车不能行驶，她还要步行15公里，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妻子为我受的劫难，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8月26日夜晚，妻子又很晚很晚才回到家来，一直等到入夜12点，还不见我的踪影，她估计我在外面“出事”了，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但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更想到才怀孕4个月的孩子，强迫着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和衣倒下、强迫自己睡一小会儿。第二天，她又去上班，心里乱乱糟糟地挨过一天，晚上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再回到家来，还是没有我一点消息。妻子坐不住了，想去打听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找谁去打听呢？向工厂里打个电话？那就更不可能了，谁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的情况呢？在疯狂的年代里，一切正常的想法都是疯狂的，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她勉强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还要往工厂跑。
在万分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有两天下着滂沱大雨，晚上从工厂回来，又没有电车，妻子淌着满街的水，顶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在大雨中，不时有游街的队列走过来，妻子说，看着那些被大雨淋得全身湿透的牛鬼蛇神，再听那些革命群众的喊叫声，真和穿行在阴间一样，本来就胆小的妻子，一路走着，吓得魂不附体，回到家来，又得不到我消息，一个怀着身孕的女人，活在那样的时代，真是最大的不幸了。
终于到了公休日，妻子来到工厂，想打听我的消息，她走到工厂大院门外，往里看，工厂院子很深，什么也看不到，再往里面望望，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我的名字，还画着红叉叉，妻子当然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妻子不是来打听我是不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妻子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等了好长时间，也从大院走出来几个人，妻子想走上前去问一声，但人们看见工厂门外形迹可疑的人，便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还没容妻子向他们询问，人们便匆匆地跑开了。
据妻子后来对我说，去工厂的路上，她的心情还万分紧张，她害怕看见什么可怕的景象，到了工厂大门外，看里面倒还平静，也听不见斗人、打人的声音，渐渐地她才平静下来，再远远地看看大字报，她料定我还活着。按照她的经验，她们工厂里有人经受不住折磨，自杀了，革命群众不但没有被牛鬼蛇神的自杀吓着，反而就在尸体旁边开批判大会，还满工厂贴大字报，“什么什么人死有余辜”。妻子在工厂门外看看，大字报上写着：“狗林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如此，她才感到万分欣慰，我还没有“灭亡”，而且我还没有“投降”。
在工厂门外看了好半天时间，妻子绕路到姑妈家去看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到姑妈家去过，姑妈家只有两位老人，惟一的儿子———我的表哥，也是右派，在北京郊外一家金矿劳动改造，估计他可能和我一样，又“出事”了。妻子说，听听表哥的情况，也可以猜测我的情况了。
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妻子已经很累很累，好不容易来到姑妈家，一进门，还没容妻子向姑妈询问表哥的情况，姑妈倒先向妻子问道：“你也知道了？”
妻子非常诧异，便向姑妈问道：“我知道什么了？”
妻子后来对我说，也许是姑妈当时已经精神失常了，也没有向妻子多说任何话，当即姑妈就对妻子说：“你表哥没有了。”
一时之间，妻子没有听明白姑妈这句话的含义，还向姑妈问道：“怎么没有了？”
姑妈冷冷地对妻子说：“死了！”
一下子，妻子几乎昏了过去，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候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你到后面院子看看去吧，你表哥的尸体就‘停’在那里了。”独生子的突然死亡，使姑妈失去了理智，永远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要让我的妻子去看她儿子的尸体。
妻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也似是变得麻木了，也不想想看了表哥的尸体会给她怎样的刺激，麻木地她就向后院走了过去，及至走进姑妈家的小后院，就看见院里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蒙着一条白被单，想来那一定是表哥的尸体了。
妻子说，她一下就懵了。
没敢再往前走，妻子回到姑妈房里，妻子后来对我说，她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姑妈的话，反倒告诉姑妈说：“林希也多少日子没有消息了。”
姑妈没有回答任何话，突然双手捂往脸，放声大哭了起来。
突发的事件，使人们的神经完全错位了，人们几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悲痛。
很晚很晚，妻子才从姑妈家回来，那一夜妻子一点也没有睡着，而且一连多少天，妻子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姑妈家小后院里躺着的表哥尸体，一闭上眼睛，她就几乎吓得失去了知觉。直到多少年过去，就是到了现在，妻子还常常从梦中大叫一声醒来，从此妻子变得胆小，看见什么都怕，有时候会怕得大声惊叫。
…………
我们自幼生活在大家庭中，兄弟姐妹间感情极深，表兄弟、表姐妹之间，也非常要好。我的这位表哥，长我一岁，我们两个人小时候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在一起，直到后来我去唐山，我们分开，就是这样，每次我从外地回来，在天津住多少日子，我们就在一起呆多少时间。
表哥姓郭，自幼努力读书，不似我这样心猿意马地总想早早出人头地，表哥安心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在小弟兄间，他的学习成绩最好，我们这一茬小弟兄，无论谁在学习上有了难题，都去找他，只要一找到他，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明白的难题，表哥几句话，就使我们豁然开朗了，表哥在我们这茬小弟兄之间，威信极高，长辈们也说，将来表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高中毕业后，表哥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重点大学，造就军事工业人才，表哥又是优等学生，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成了学校团干部，光明前途已经向表哥展开了。
第六部分十九、十年浩劫（2）
谁也没有想到，1957年把表哥打成右派，表哥和姑妈都是爱面子的人，他被打成右派的事，一直到他被学校开除、送到矿上去劳动改造，我们才知道他出了“事”，也就在这同时，我被送进农场，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1964年，我从农场顶着右派帽子回来，春节，在姑妈家见到了表哥，这时他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了，在金矿上做技术工作，我看到他的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的内容，我一点也看不懂，我只看出他工作很有成效，更看出他工作的努力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表哥和我同是右派，但我们从来没有表露过对于反右运动的不满，表哥更是非常严肃地向我说，这些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在各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提高，他更对我说，过去我们都是吃了骄傲的亏，其实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有到劳动人民中改造自己，才知道个人的力量原来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经历过劳动改造，表哥从心里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从感情上他有一种重新做人的动力，他绝对不似我这样，从感情上就不接受反右运动对我的“批判”，反右运动给我定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反胡风运动中我受到株连，又因为那时候我年龄太小，无法给我定太重的“罪”，更不能逮捕我，正好有一场反右运动，顺理成章，就把我打成右派了。
表哥的被打成右派，只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太好，更是因为他对革命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其实在大鸣大放时，他并不是学生领袖，他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或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向党进攻，一个学理工的学生能够懂得多少政治呢？但到底他没能逃出那一场劫难，由此，也就毁了他的一生。
据姑妈后来对我说，就是在我被关押在工厂的第二天，8月27日晚上，姑妈正在家里做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问：“郭家是住在这里吗？”姑妈闻声迎了出来，只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姑妈说，谁也没有料到是她的儿子出了“事儿”，明明就看见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汽车，可是谁会想到就在那辆大卡车上“停”着她独生儿子的尸体呢？
姑妈把陌生人迎到房里，这时陌生人向姑妈介绍自己说是北京金矿上的人。姑妈想，可能是儿子最近不能回家，有事情让人给家里送个信儿来了，就还客气地给陌生人送茶，还问陌生人吃过饭没有。
坐了一会儿，姑妈向陌生人问是不是儿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家里，或者是向家里要什么东西？这时，陌生人停了一会儿，慢慢地对姑妈说：“你的儿子在矿上出了一点事，矿上派我来给家里送信。”
“哦。”姑妈答应了一声，心想儿子会出什么事呢？他的右派帽子早就摘掉了，文化大革命么，不是人人都要受教育吗？
“矿上的领导嘱咐我说，见到您之后，一定要先安慰您冷静。”矿上来的人还对姑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