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五、旧中国印象（2）
美国水兵坻达天津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才飞坻天津，我的几位参加抗日的亲戚，也相继回到天津，我记得一位最体面的亲戚，竟然佩着国民党将军的大肩章，我爷爷看不起这个人，这个人到我们家来摆架子，爷爷带答不理地把他臭走了，这位将军走后，我爷爷嘟囔着说，“我又不想巴结你做官，你到我家来摆的什么架子？”
除了做官发迹的亲戚之外，躲避日本入侵，远去大后方的亲戚也回来了，这些亲戚到家来，大骂国民党腐败，他们一心远去大后方参加抗日，但8年时间连一个职位也没有找到，有的年轻人热血沸腾，被编进了新一军，国民党将他们送到缅甸，根本也没有军事训练，白白荒废时光，直到日本投降，他们连日本兵也没有看见，最后虽落了个抗战8年，回到天津来，还是失业，没有事情好做。
国民党在天津建立政权机构之后，天津就算是中国人的天津了，家家户户挂起了总理遗像、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每天早晨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唱国歌，在教师的领导下，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余年，积四十年之经验……”最初还一字一字地背诵，后来就胡里胡涂地囫囵吞枣了。再至于总理到底遗嘱了什么使命，也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至于努力做什么和如何努力，就不知道了。
日本投降、民国光复，中国人没有高兴几天，一场强国的美梦就破灭了。国民党回来之后，接收大员们个个忙着贪污，日本人没留下什么东西，英美法德银行的资本，他们又摸不着，国民党政府贪婪的脏手只能伸向民间，他们敲诈民间企业，谁过去给日本人做过加工，这家工厂就被定为敌产，立即没收，变卖机器厂房，所得钱财全部落入了接收大员的腰包。
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党政人员，明目张胆地贪污受敲诈施勒索，他们一点也不怕百姓看出他们如何一夜之间侵吞巨额财产变成巨富，更当着百姓的面，挥霍享乐。国民党官员们出入舞厅，公开把舞女唤出来任由他们玩弄，他们吃遍天津，各家饭店开出天文数字的酒席，吃客全是国民党的官员。国民党反动政权完蛋之后，评说民国光复的三年时光，我爷爷说，“他们知道没有几天时间了，没有日子吃，没有日子玩，也没有日子贪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8年，中国人民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人民一心盼望能过上好日子，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背叛了人民对他们的希望，国民党自己亡了自己，最后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我爷爷说：“国民党不亡，实无天理。”
光复3年，国民党统治的3年时光，暗无天日，国民党官员们贪污，军警宪政为非作歹，随便一个马路上站岗的警察，就可以拦住送货的大车，车上有什么要什么，运西瓜的，要卸下一个西瓜，运青菜的要给他留下一把青菜，就和相声里说的一样，大粪车，也要拦下，要一包茶钱。
国民党政府官员公开贪污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做生意，办执照要花钱，每道关卡都得给买路钱，生意开张之后，今天这个税，明天那个捐，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就连消防队，一个打点不好，他演习救火，水龙头对准你的店铺，立即，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少一分钱，演习开始，你就倒霉了。
好多次，我随爷爷、奶奶出去购物，掌柜一看见军警人员走进来，立即就将一个红包送上去，更得送茶、送物，就这样，还要这要那，稍有违抗，立即扬长而去，过一会儿一群人涌进来，连砸带抢，你就休想再做生意了。
民国光复的第二年，经济就完全崩溃了，我只记得一次次的货币“改革”，今天国币，明天法币，兑换一次，老百姓吃一次亏，最后金元卷，爷爷从银行回来，进门只说了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
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相声演员说的那种可怕现象，我是看到过的。玉米面，天津人说是棒子面，早晨国币20万元1斤，到了上午10点，就30万元1斤了，再到下午，米面店关门，说是没货，其实是等着明天的大价钱了。
物价飞涨，可怜的是穷苦百姓，早早出去卖苦力挣钱，晚上拿到工钱，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了。街头常常看见拉胶皮车的人夫饿得昏倒在马路上，情景真是悲惨。
苦穷百姓难以度命，投机商趁机大发横财，投机商背后都有国民党政府官员，钱权交易，是国民党政府腐败的一大特点。
我的一个姑父，我们称是四姑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讨小老婆、吸毒，赌博，嫖娼，人们都断言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突然一天，四姑爷穿着一身黑警服到侯家大院来了，还有大肩章，明明就是一个小官了。他怎么做官了呢？他的一个“抗日”朋友回来了，在天津当了大官，四姑爷找到这个朋友，送了一份厚礼，这个朋友让他挑个地方去当派出所所长。四姑爷一想，天津最肥的地段是东浮桥派出所，水旱码头，又是一个商业区，人口密集，更有许多明娼暗娼，是一个被黑社会势力把持的地方。四姑爷一口咬定，要去东浮桥派出所，那个朋友收了重礼，楞把原来的所长免了职，派四姑爷去那里做了所长。
这一下，四姑爷了不得了，每天只到派出所去露一面，天津人说是“点卯”，狗屁不通地向下属说一句“好好干吧。”随后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还能去好地方吗？
四姑爷做了派出所所长，活赛栽下了一棵摇钱树，想摇多少钱，摇钱树就往下掉多少钱，每天家门口送东西的人排成队，忙得他的小老婆收都懒得收了。
四姑爷在东浮桥做了一年的派出所所长，自然也被免职了。为什么？他搂够了，后来“运动”的人等得不耐烦了，据四姑爷说，做一年派出所所长，够一辈子花的了，只是可惜才过了2年，天津解放，四姑爷因为早就脱下了老虎皮，没按国民党军警人员对待，只是“管制”了2年，解除管制之后，找我想做一个卖棉花糖的小炉子，我对他说，你找别人去吧，我没有技术，他说那不需要什么技术，人家都是用铁皮砸巴砸巴就可以转起来的。
日本投降，民国光复的3年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腐败灭亡的全过程。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将权利当做个人图私利的手段，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还是我爷爷的至理名言，“国民党不完蛋，实无天理”了。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用来维系它的反动统治、保护这个特权集团不被推翻，只有两个手段，一个手段是特务暴力，第二个手段就是扼杀言路。
天津有名的河北天津中学，座落在天津城西北角外的铃铛阁，天津人称是铃铛阁中学。解放前铃铛阁中学在华北一带名声很大，学生个个英才。因为学生来自各地，许多学生住在学校里。铃铛阁中学有一个小学部，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小学。
第二部分五、旧中国印象（3）
解放前铃铛阁中学训育主任，桌子抽屉里放着手抢，训育主任一说唤什么人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个学生随后就要被“带”走了。学生们流行着一句黑色幽默的玩笑，“训育主任叫你了。”可以想象训育主任是何等的可怕。
解放前的中学生，比起如今的中学生成熟得多，解放前的中学生至少懂得生活的艰难，吃饭要钱，上学读书要钱，许多穷苦学生，家里生计无着，还是舍不得辍学，铃铛阁中学的学生家庭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其中也有许多穷苦学生，有的学生下午最后一节课免修，匆匆跑到报馆领200份晚报，再跑着送到各家各户，能够有200份报纸送，就可以有钱上学了。
生活上的贫富差异，引发了关于社会平等的思考，面对着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实，学生们自然对现行体制有自己的看法。求取社会平等，消灭贫富愚昧，许多中学生有了自己的理想。
探求救国救民道路，学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有在学生宿舍门外，贴着“某某读书会”的纸条，这类读书会一直受到三青团和训育主任们的监视。学生们组织读书会，校方不能干涉，但三青团和学校内的特务组织却在破坏，一天晚上，一个读书会正在活动，学校里的三青团拉来校外流氓，带着凶器闯进读书会，将正在室内的学生打得头破血流，事后学生们组织抗议，校方也说调查，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不了了之了。
光是打人还不罢休，一天早晨，听说夜里学校闯进人来，将一位同学架走了。学生们向校方质问，校方只说不知道此事，也不答复这位同学是被什么人绑架走了，直到解放，这位同学也没有回来，同学们都说，他被杀害了。
年轻的朋友们以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既然出现过闻一多、李公仆那样的反蒋义士，至少国民党当局还允许言论自由，其实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只是一种假象，过激的报纸杂志没有发行量，民间也不敢订阅，谁家敢订一份过激的杂志报纸呀？有时叔叔、哥哥从外面带回来一张过激报纸，全家人吓得立即关上院门，直到将这张报纸烧掉，大家才吐出这口气来。家长们确实骂过国民党，也说过国民党不亡实无天理的话，但那都是偷偷地说的，谁也不敢公开在外面说。
没有言论自由，报上全都是无聊的屁事，家里也订着报纸，每天报纸送来，爷爷看也不看，就扔到一边去了，叔叔哥哥们看，也是看电影广告，报上充满了明星绯闻，我记得清清楚楚，报上几乎全是明星们的屁事，什么哪位明星到什么地方了呀，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呀，谁和谁偷情了呀，和我们今天的报纸比起来，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政党终于完蛋了，一个政权终于解体了。这首先是人民对这个政党、对这个政体失去了信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崩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到最后无论国民党说什么，也没有人相信了，人们看报听广播，都是从反面去理解。明明是物价飞涨，还说是什么“市场震动”，明明是民不聊生，还说是“生活改善”等等等等，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最后只能靠谎言维系了。再到后来，解放战争开始，报上说的“战地转移”、“全歼敌军”，人们都知道是八路军将那个地方“拿”下来了。
我们对于解放战争的感觉，是从所谓东北流亡学生涌进天津开始的。1948年夏天，大批东北学生涌进天津，说是东北已经解放了。这批学生好像都是反对共产党的，可是国民党又不肯带他们一起撤退，他们就涌进天津躲避战争。东北学生涌进天津衣食无着，就整天在街上捣乱，饭店看见东北学生，忙着关门，电车看见东北学生，到站也不敢停下，匆匆从东北学生面前开过去，东北学生追在后面往车上扔砖头。
1948年的秋季，我已升入中学读书，我读书的中学原来是英国营盘，学校很大，教室之外，更有许多宿舍，市政当局没有地方收容东北学生，学生们就涌进学校，强行住进了教室宿舍。这一下，没法上课了，像我们这样的低年级学生，一去学校就挨东北学生的打，有一次我去学校正赶上东北学生和我们本校的同学蓝球赛，球赛才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双方发生争执，东北学生大打出手，看见天津孩子就打，吓得我们抱头鼠窜，从此再不敢到学校去了。
时局已经是越来越吃紧了，此时，东北已经完全解放，解放军直逼北平、天津，国民党没有别的本事，时局一紧，就搜刮百姓，今天一个捐，明天一个税，催得急，要得紧，普通百姓人家，更一户必须出一个人去修筑“工事”，也就是去挖战壕。挖战壕是苦差事，不光是吃苦，还受气，工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一般的百姓人家谁也舍不得出人去挖战壕。
不出人，就得出钱，一天一个工多少钱，你得按数交出钱来，由保甲长代你雇人去挖战壕。这些从居民家里挖出来的钱，保甲长留一小部分，大部分要交上去，全被派出所和区公所私吞了。光出钱雇工顶替挖战壕还不算，到后来每天还要派交大饼，怎么还要交大饼呢？军队“守卫”天津，百姓要犒劳国军，鱼呀肉的是不好折算的，每天就每家按大饼交钱，谁家不交钱，就算“通敌”。
人人都知道国民党没有几天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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