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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那你们应该可以用我说过的DNA方法去确定同域成员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域经过无数代以后相互之间会混合。”霍勒斯说，“我这一族的染色体含有所有六个域的基因物质。”
“那怎么可能呢？”我说，“你曾经也说过，关于不同的物种——即使来自同一域——之间能够杂交产生后代的想法是荒谬的。”
“我们相信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病毒对于在不同域之间传送基因物质起了实质性的作用。”
我思考了一会儿他的说法。有人说过在地球上，病毒转给生物的物质占了垃圾基因的很大部分。90％的人类染色体不负责合成蛋白质。而且现在，已经有基因工程师希望将牛的基因转到土豆中去。
“所有六个域都是以基因为基础的吗？”我问。
“我说过，我们发现的所有复杂的生命形式都是以基因为基础的。”霍勒斯说，“但由于在整个历史中，DNA跨越了不同的域，你建议的比较研究在我们那儿没有多大用处。从身体形态上来看，关系显然很近的动物的基因表面上看来似乎具有极大区别，这是因为来自其他域的基因的入浸。”
“有意思。”我说。突然我冒出一个想法，非常疯狂的想法，我简直不能大声说出。如果，真像霍勒斯所说，DNA在所有的生命形式中被广泛使用，而且所有的基因编码在各处都相同，甚至不同域之间的生物都能相互结合各自的基因，那么为什么来自不同世界的生物不能干相同的事呢？
《计算中的上帝》作者：罗伯特·J·索耶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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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还没到星期天晚上，但J·D·艾维尔和库特·弗西决定先看看博物馆，熟悉一下博物馆内部。
“进去要花九块钱！”弗西大声嚷嚷着。他们已经穿过大厅来到收费处、他正好瞥见价目表。
“那只是加拿大元。”艾维尔说，“它一块钱只相当于半个美元。”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两张俗气的紫色十元加拿大纸币。这是昨晚在“红龙虾”吃晚饭时他付了五十美元之后的找头。他把它们给了桌子后面的中年女人，她递给他一张收据，一个两块钱的加拿大硬币，两个长方形的塑料夹子上面写着“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在中间的“皇家”两字上还悬着个皇冠。艾维尔盯着它们。
“别在你的衬衣上，”那女人说，一副要帮忙的样子，“表示你们已经付过钱了。”
“噢。”艾维尔说，把其中一个递给弗西，将剩下的一个夹在衣服上。
那女人给了他们一本泛着光的小册子。“这是展室地图。”她说，“存衣处在那儿。”她指指她右面。
“非常感谢。”艾维尔说。
他们向前走去。一个肤色黝黑的男人，戴着蓝色保安帽，穿着白色衬衣，戴着红色领带，站在通向大厅的四级宽台阶的顶部。“‘假’页岩在哪儿？”
保安笑了，仿佛艾维尔说了些好笑的东西。“在你们后面，入口就在存衣处旁边。”
艾维尔点了点头，但弗西还在继续往前走。就在前面，有两个巨大的楼梯，左右各一。从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到楼梯直达三层，右面的楼梯还可以通到地下室。每个楼梯都环绕着一个巨大的深色木头图腾柱。弗西停在一根图腾柱旁边，向上张望着。这根柱子一直通向屋顶，顶端立着一只鹰的雕像。木头表面没有油漆，上面可以看到一根根长长的纵向裂纹。
“看看那个。”弗西说。
艾维尔瞥了一眼。异教徒的象征。“走吧。”他说。
两个人顺着大厅往回走。衣帽间的隔壁有一排敞开的玻璃门，门的上方有一块石刻，上面写着葛菲尔德·韦斯顿展览馆。在韦斯顿名字的两旁还装饰着小麦穗。在石刻上面是一面深蓝色的横幅，上面用白色的字母通告：
布尔吉斯页岩珍品
寒武纪大爆炸化石
沿着门框镌刻使这次展览成为可能的赞助公司的图案和名字，包括蒙特利尔银行、加拿大贝尔公司和多伦多《太阳报》。
弗西和艾维尔进了展厅。一幅描绘古代海底的壁画占据了一面墙，里面有各种样子奇怪的生物游来游去。沿着四周的墙壁和中间的隔墙摆放着一溜玻璃陈列柜。
“看。”艾维尔指着说。
弗西点了点头。陈列柜从墙的表面突出，下面都留有空间，炸弹可以放在那儿。问题是它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如果不是被大人，也会被小孩子看到。
展厅里大概有几百个游客挤在一起观看化石和记录如何发现它们的影片。艾维尔从他的屁股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本子，开始记笔记。他在展厅里转了一圈，数着陈列柜的个数——一共二十六个。同时，弗西注意到了展厅里有三个摄像头，两个是固定的，剩下的一个来来回回扫描着。它们会制造些麻烦，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艾维尔不关心化石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但年轻的弗西挺想了解。他顺着次序仔细看了每个展柜。柜子里陈列着被有机玻璃外壳包裹着的灰色页岩片。这将是个麻烦问题。虽然页岩掉在地上以后会破裂，但它们还是挺坚固的。除非爆炸设计得非常合理，否则陈列柜有可能会破碎，但那些带有奇怪化石的页岩可能会逃脱爆炸。
“妈妈，”一个小男孩说，“那是些什么东西？”弗西顺着小孩指的方向看去：，屋子深处有两个巨大的模型：一个长了很多条像高跷一样的腿，背上长满触角：另一个长着管子般的腿，背上是一丛丛刺。
小孩的母亲，一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女人，瞥了一眼说明板，随后向她的儿子解释道：“亲爱的，听着，他们并不十分确定这个生物到底是什么，因为它的模样太奇怪了。过去他们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站立的，所以他们就设了两个相互颠倒的模型在这儿。”
小孩子似乎对答案很满意，但弗西好不容易才压制住开口的欲望。这化石明显是个谎言，一种对信仰的考验。无论从哪个方向设置这个模型看上去都很奇怪，这一事实表明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看到一个小孩被这把戏引人歧途，他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
弗西和艾维尔在展馆中花了一个小时，他们对它已经相当熟悉了。每个展柜弗西都画了草图，这样他就能知道它们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化石。艾维尔则注意到了警报系统——如果你刻意寻找的话，这些东西非常明显。
结束以后，他们出了博物馆。外面站着一大群人，很多人都别着纪念章，上面画的是传统的大头黑眼灰色皮肤的外星人。弗西和艾维尔进博物馆时他们就已经在这儿了，全是UFO疯子和宗教狂热分子，等着看一眼外星人和他的飞船。
弗西从街头小贩那儿买了一小包油油的爆米花。他吃了一点，将剩下的一粒一粒抛向无数只在便道上蹒跚的鸽子。
“嗯，”艾维尔说，“你怎么想的？”
弗西摇了摇头。“没地方藏炸弹，即使放了也不能保证炸掉那些石板。”
艾维尔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仿佛他是被迫同意的。“这就是说我们不得不采取直接的手段。”
“恐怕是的。”弗西转了个身，面向博物馆正面壮观的石阶。宽大的台阶通向博物馆的玻璃大门和门上方的三扇彩色玻璃窗。
“咱们没能见到外星人真是太糟了。”弗西说。
艾维尔点头分担了弗西的失望。“外星人可能信仰上帝，但他们还没有找到耶稣。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能指引他们见到救世主……”
“那将是无上的光荣啊。”弗西说，他的眼睛都瞪大了，“绝对是无上的光荣。”
艾维尔拿出他们一直在用的城市地图。“好吧，”他说，“看起来如果我们往南乘四站地铁，就离他们拍摄《红与绿》的地方很近了。”他用手指弹弹地图上一块红色的正方形标志，标志里印着：加拿大广播公司演播中心。
弗西笑了，所有关于光荣的想法暂时被搁到一边。他们都爱看《红与绿》，发现它居然是在加拿大制作的还大吃了一惊。今晚是现场录制，门票是免费的。“咱们走吧。”他说。两人走向地铁入口的扶梯，从街面上消失了。
好吧，我得承认。在等死的过程中有一件好事：它能加强你的自省力。就像塞缪尔·约翰逊曾说的：“当一个人知道两星期后会被吊死，他的注意力将变得高度集中。”
我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智慧设计的说法——为什么几乎所有进化论学者都会拒绝。我们已经和创造论者战斗了一个多世纪，那些相信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六个二十四小时内造出来的傻瓜们。他们认为化石，即使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也不过是诺亚洪水的遗留物。他们还认为上帝故意将宇宙创造成这个样子，使得我们误以为它很古老，而且巨大无比。
进化论发展中著名的事件包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进化大辩论中击败了主教“狡猾的山姆”威尔伯福斯。还有我学到过的克莱伦斯·达罗在学术争论中埋葬了威廉姆斯·钱宁斯·布莱恩。但他们的战斗只是个开始。不断有后人前来，在所谓的创造论的幌子下满嘴喷着垃圾，妄想将进化论赶出课堂。甚至在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他们还极力要将原教旨主义对圣经的说明推向主流社会。
我们的仗一直打得很漂亮，斯蒂芬·杰·古德，理查德·陶金斯，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说，也包括我——我没有那两位的演讲天分，但我也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与创造论者争论。大约二十年前，博物馆的克利斯·麦克高文写了一本极妙的书叫作《世之初：一位科学家表明为什么创造论者是错的》。但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一个教授哲学的家伙——指出副标题有些傲慢：一个人就可以表明世界各地的创造论者都是傻子吗？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那种处于包围之中的感觉的确是可以被原谅的。甚至到了今天，美国的民意测验仍然表明只有不到20％的人相信进化论。
承认在某一时间点存在过某种智慧引导，这就好比打开了泄洪闸。我们斗争了这么长时间，斗争得这么艰苦，我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为此被投进监狱，要让我们承认可能的智慧引导就等于让我们打白旗。我们确信媒体会因此进行白热化的辩论，最终无知会支配高层，我们的孩子不但无法分辨，而且也学不到任何真正的科学了。
回顾起来，我们在当初应该更开放些，应该考虑到其他多种可能性。或许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就为达尔文理论中的粗糙之处上光上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的话，代价或许会让我们无法承受。
弗林纳人不是创造论者，肯定不是——他们不过是一批科学家，接受大爆炸理论，并认为宇宙有个开端（爱因斯坦觉得这种想法和常识太格格不入了，于是他做出了他自认为这辈子最大的失误：调整他的相对论公式，以避免承认宇宙有个开端）。
但现在泄洪闸己经打开了。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谈论创造、大爆炸、以前的宇宙循环、基本常数的形成以及智慧的设计。
对于进化论学者，生物化学家，宇宙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指责一浪高过一浪，说我们知道——或是至少有模糊概念——这一切都有可能是真的，还说我们故意压制它，拒收有关这个主题的论文，嘲讽那些在通俗杂志上发表类似观点的人。
要求采访我的电话如潮水般涌来，根据博物馆交换机的记录，几乎每三分钟就有一个。我告诉部门助理黛娜，除非教皇亲自来电，否则不要烦我。我是开玩笑的。但萨尔班达在布鲁塞尔披露真相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教皇的代表就给博物馆打了电话。
虽然我很想一头扎进公共辩论，但我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我弯着腰站在我的桌子前，翻着上面的一堆文件。东西很杂：AMNH组织需要的一份我曾写过的关于云南龙的报告；在这个星期结束前我要批准古生物学部门的预算；一个高中生的来信，告诉我他想成为一个古生物学家并要求我给他一些职业上的建议；黛娜的职工评议报告；一份去柏林作报告的邀请；我给丹尼洛娃和塔玛萨基的书写的引言；我答应修改的两份JVP的手稿；两份我们需要的树脂；一个要求修理恐龙馆中照明设施的通知单；一本我自己的书，要求我在上面签名；七封——不，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