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丽小姐说：“这是好事啊，齐天站起来，大家给他鼓鼓掌！”
我站起来，醒着的人鼓掌，雨伞他们还怪叫。结果睡着的人被吵醒，纷纷抬起头，睡眼惺忪地四处看看，而后继续睡去。
下课之后，丽丽小姐把我叫过去，问我准备的情况。我告诉她没准备。我还问她：“考作文还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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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丽小姐说：“当然能了，至少看看上一届的考题和获奖文章吧。”
老阴就没给我说过这些，我拿到复赛通知书之后，打了个电话给她。她只是一般性地祝贺了一下，第二天在班里也没提这事，搞得我自己都觉得这事肯定没戏。老阴大概觉得这是歪门斜道吧，毕竟她最擅长的是让学生在高考中得高分。
后来丽丽小姐给了我一本“新概念”的获奖作品选。是那本厚一点的A卷（也就是高三组），B卷她说要留给小露。
期末考试我考得不太好，只比上次稍稍进步了一点。
这个结果让我很绝望。因为，我已经把能用来看书的时间都用上了，自认为准备充分，谁知结果依然不令人满意。
出发啦祁又一
去上海之前那几天，微微不大高兴，也不知是觉得小露讨厌还是觉得我把她扔下不管了，总之她就是不高兴。出发前一天，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火车的时间，她的态度冷冰冰的。
出家门的时候，我没给微微打电话，以为她一定会去送我。我心情很好，DISCMAN里放的是Joe satriani的《Engines of creation》，而且整个世界阳光灿烂。踏出家门，一脚踩进阳光里，恰好音乐在这一瞬间进入高潮——长时间的沉闷之后，我终于有了一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我简直成了King of world——如果当时面对大海，我也会站到泰坦尼克号的船头怪叫两声。
后来到了火车站，微微不在那儿，我找到阿迪他们，聊了一会儿天，然后进候车室，到时间后上车。
在火车站，我一刻不停地寻找微微的身影，小露问我：“微微不来送你？”
我告诉她今天微微上补习班。
刚上火车那会儿，我心情不大好，还换了Portishead的专辑听，结果心情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于是我谁也不搭理，借着坏心情写诗。写好之后，小露拿去看，说是要学习学习。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她把那几张写着歪诗的纸还我，并且十分关切地问我说：“你没事儿吧？”
竟是这样的旅程祁又一
小露坐在我旁边，我们年级文科试验班的两个哥们——阿迪和老李坐在对面。我们四个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人独自远行，从北京到上海，总共14个小时，可是我们谁也睡不着。
我拿出随身带的两本书，一本是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另一本是石康的《晃晃悠悠》——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文集和小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两本书不可不读。一开始，我拿出《我的精神家园》看，小露问我还带什么了？我就把《晃晃悠悠》拿出来给她看。
后来，我们发现火车上才真是“晃晃悠悠”，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疼。就改为听CD。再后来，连CD都听烦了，我们就把车上的意见薄摘下来，在上面写小说接力，规定一个故事的框架和人物，一人写一段。
我们一边写一边聊天，聊天令我们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我、老李和阿迪，我们这三位高三学生都没做寒假作业，我们都想——万一中了大奖呢？那就不用再写那些该死的作业了。
后来，写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李突然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啊！”
我们都沉默了几秒钟。想想这段时间的遭遇，老李的话让我十分惆怅。
再后来，我们相继睡去。
醒来时，已经快到上海了。窗外晨曦微芒，树木不停向背后掠过，带着冰凉的色彩消失。小露偎在我怀里——这个惹人喜爱的小妹妹，她的模样像只小猫。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阿迪他妈妈的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司机老张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住处。那公司在浦东，是一座小塔楼的4层，有两个房间专门用来接待客户。
我们看了房间，两人一间，有点像宾馆里的标准间，能洗澡，有带暖风的空调，还能看电视，只是没有电话。老张建议我们三个男孩挤一间，只要在两个床间搭个地铺就行。后来，老张看了看我和小露，又说：“要不我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下火车之后，小露就一直挽着我的手，看上去十分亲热。
阿迪嘻嘻哈哈地说：“成，您别管了。”
阿迪把老李拽进房间，砰地一声关上门，不一会儿又打开，挤眉弄眼地对我和小露说：“不打扰二位了。”
我说：“操你妈，阿迪，你这不是逼着我犯错误么。”
小露则抱住我的胳膊说：“阿迪，算你识相！”
小露冲进房间，把书包和羽绒服扔在地上，像鸽子一样飞到床上，打了一个后滚翻叫道：“齐天！放马过来罢！”
我脱下大衣，坐到另一张床上，笑着说：“等会儿不要喊疼，你这个小Chu女！”
不一会儿阿迪和老李也过来，我们一起商量了这几天的安排。大家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决定上午先休息，下午再开始玩。
我们先玩了两天，逛街，吃东西，四处转悠。第一百货楼上的烧卖特别好吃，人民广场也很漂亮；最让我惊奇的是，在上海最大的那家书店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北京文学单独有一个展柜，王朔、石康、刘绍棠都有——甚至王小波的遗作也摆在这里。他们大概认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写的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全应该算作北京文学罢。
比赛那天，我们起得很早，整个上午无所事事。
老张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吃了午饭，等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不少了。
我们慌乱不迭地收拾了东西，一个接一个地跑上车——由于我是个提笔忘字的家伙，所以特意从北京背了一本字典准备比赛的时候用。结果，当汽车开动之后，我大叫一声：不好！我把字典忘在书包里了！
大家都不管我，纷纷说：到那儿找个书店现买一本吧。
等我们过了黄浦江以后，我又大叫一声：不好！我把学生证忘在书包里了！
这回事态严重，大家都很同情我。翻头回去很可能迟到，司机老张问我们到底怎么办？我想了想说：算了，用身份证证明罢，反正复赛通知书上有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坐的车子离开主干道，拐进拥挤的小马路。老张告诉我们说：前面不远就是南洋模范中学了。
这时候，小露问我：“你再检查检查，看通知书带没带。”
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我翻遍了全身口袋，哭丧着脸在老李几位的脸上巡视了一圈。他们都一脸惊诧地看着我。阿迪看了看老李，又看了看小露，最后问我说：“不会吧？”
我点点头说：完了，复赛通知书也没带。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复赛通知书、学生证和字典都放在一个小书包里，准备比赛当天拿上书包就走。结果那一天，我偏偏没把书包带出来。
要开始了祁又一
没办法，只好拜托老张帮我回浦东取一趟。
这个当作考场的中学对我来说很陌生。老李和阿迪在二楼，小露在旁边的考场。只有我和一帮素不相识的家伙呆在这个朝北的教室里。我还记得那天阳光很好，我很兴奋，买了一瓶百事可乐，喝下去一半，于是变得更兴奋。我当时认为，周围这些家伙都是“自己人”——这让我特别高兴，平时很少见到这么多“自己人”坐在一起。我和后面的一个女孩聊天，她竟然是从云南来的，而且坐的是硬座。听她介绍，更远有从东北和新疆赶来的。
人们基本上都在看书，我大概扫了一遍，觉得每个人都特别亲切，我甚至发现有个家伙看的书正是《我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最令我震惊的是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个家伙。他先用手帕擦了擦手——这个动作吸引了我，然后我看到，他从书包里毕恭毕敬地捧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本线装书，此君先用鼻子闻了闻，作出很陶醉的样子——和微微闻蛋糕的表情差不多——而后又擦了一遍手，小心翼翼地翻篇，摇头晃脑地看。
我偷偷眇了一眼，那上面的字全是竖着写的，而且有大有小，直看得我眼花缭乱。
当然也有败风景的家伙，在我右面不远有个姑娘，她在桌子底下看书——我猜她是不好意思——她在看的书叫《XX名人名言录》。后来她发现了我，脸上立刻表现出愤怒，并且毫不犹豫地白了我一眼，那本小册子也被塞进座位里去了——现在想想，我确实有点讨厌，人家爱看什么书我管得着么。
可爱的老张祁又一
比赛一点钟正式开始，监场的人发下题目和稿纸，我十分苦恼，可是又没有办法。正如我前面所说，那天的阳光非常好，我坐在这样的阳光里，听着周围的“自己人”们“嚓嚓嚓”爬格子的声音，感觉十分慌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就要到一点半，而我闲坐着，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嗟！天亡我，非战之罪。
基于这样沮丧的心情，当司机老张拎着我那个该死的书包冲进教室时，我简直被他感动了——要知道，他的到来太富有戏剧性了，连我自己都怀疑这是不是我幻想出来的。
当时我冲上去接过书包，差点拥抱他——如果他不说后来的话，我会认定他是当代活雷锋。——其实说了也没什么，他依然是当代活雷锋。
当时，老张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书包递给我，但是并不撒手，而是在安静极了的考场里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说：“书包我给你拿来了，我这是帮了你的大忙罢？”
我打赌，所有人都听见老张所说的话了。老张的严肃认真教我目瞪口呆。我狠不得立刻开始写我的文章，如果可能，我甚至希望一秒钟写下一万个字。可是老张却拽着书包不撒手，而那个书包里装着我的复赛通知书啊！
——总之，时至今日，老张的表现依然叫我无法理解。他如果干脆把书包给我的话我会更感谢他。其实，即便雷锋叔叔再世，干了这样的好事，大概也希望被人心存感激吧？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这样说来，倒是老张的方式比较直接。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直接的勇气，实在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也太戏剧性了祁又一
比赛完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当时的情况是，评委们连夜审稿，第二天下午就颁奖。最关键的问题是，谁会被各大学的招生办主任看上，就看颁奖前——也就是今晚的电话。
回到浦东，我们在陆家嘴转了一圈，天还没黑，我就开始怂恿同志们打道回府。一开始阿迪他们还不愿意，待我晓以利害，告诉他们今晚的电话是多么重要之后，老李连说有理，并且说，万一错过北大招他的电话就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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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到住处，爬上楼梯，刚打开房门，就听见电话铃响。老李大喝一声——“有电话！”
我和老李东奔西跑，在房间里一通好找，像两个撞来撞去的电子。只有阿迪故作镇静，慢慢地东看西看，还作出一副老大的样子说：“急什么，急什么！”
最后小露站在楼道里说：“别找了，电话在这屋呢。”
我和老李冲出去，电话铃声也停了。
小露指了指办公室，说：“喏，电话在里面。”
老李扒在门口听了听——当然什么也听不见，他问小露说：“你肯定？”
小露说当然，亲耳所闻。
我们回去找阿迪要钥匙——房间的钥匙都在他那里——结果这小子说：“那是办公室，我怎么会有钥匙。”
“阿迪，你这鸡芭，少装出无所谓的鸡芭摸样！”我踹了他一脚说：“你想想，万一北大的来找你，可是电话老没人接，人家就想：招谁不是招啊，换一个人吧。——那怎么办？鸡芭，这是一辈子的事啊！”
老李搡了阿迪一把，说：“对，你这个鸡芭，快想办法！”
阿迪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也着急，我有什么办法！”
小露出主意说，可以把老张叫来，他应该有钥匙。
我说：“对！是他让咱们留这个电话号码的，让他跑一趟，来把门打开。”
阿迪说：“你好意思麻烦人家！？”
我一想，是不太好意思，几个小时之前刚麻烦过。
我们聚在办公室门口，一筹莫展。
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倒霉透了。我是指，对于我来说，长时间的沉默和压抑之后机会好不容易来了——甚至可以说，机会和希望近在眼前，我和它的直线距离大概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