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多甘认为女人觉得喂奶麻烦，“纯粹是因为方法不对，如果女性愿意牺牲一点乳房的美丽，亲自哺乳，而喂奶方法对了，会在其中得到许多乐趣。”写作《哺乳论述》时。卡多甘刚做了父亲，他向所有母亲保证，如果喂奶方法正确，便不用担心“丈夫因哇哇哭声而心生不耐，而且孩子会安静、好脾气、爱玩、爱笑与安睡”。显然，卡多甘建议的哺乳方祛在他的家里创造了奇迹。
套一句当时的陈腔滥调，愿意亲自授乳的女人不仅对家庭尽责，也是对努力照顾百姓福祉的国家尽了责任。证诸18世纪欧洲国家战争频仍，卡多甘就和许多国家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一样，十分忧惧人口减少。
身为医生，他也深切检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认为他们雇用奶妈，不过是为了炫耀身分地位；相反的，他极力颂扬那些“仅有几条破毯子替孩子保暖，除了母乳之外，一无食物可以喂哺孩子的母亲”。卡多甘说，由这类母亲哺乳长大的孩子通常都“健康强壮”，仿佛穷人小孩对富人的疾病有免疫力。在卡多甘的理想社会里，每个女人（不分阶级）都亲自哺乳，每个家庭都是个庇护所，共同建构国家的“公共精神”。18世纪中期，哺育母乳已经成为平等政治的教义之一，但还要经过半个世纪，英国女人才大多自己哺乳，但似乎井未松动英国的阶级结构。
18世纪的美国不像母国一般流行雇用奶妈，美国女人大多亲自哺乳，哺乳期约为1年。有的母亲刻意使用哺乳作为节育手段，哺乳期更长。另一方面，美国当时的婴儿夭折率非常高，据估计，约有四分之一的新生儿活不过1岁，5岁前的夭折率更高达一半；美国母亲多数选择亲自哺乳，可能也是忧虑孩子无法存活。
但是从当时的报纸广告判断，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奶妈，总是有新来的移民、原住民女性或南方黑奴愿意出卖自己的奶水，在目己家中或者住到主人家中帮忙哺育孩子。聘用奶妈的人家通常是主母奶水不足，或者难产死亡。
哺乳类动物一半不会哺乳
我们再把焦点移回欧洲，奶妈论战吸引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参与，包括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他在1752年的论文《非生母》（Nutrix Nowerca）中写道，请奶妈哺育孩子违反自然律，危及了母亲与小孩的生命，因为哺乳行为能让母子健康。林奈对乳房史的贡献不在他吁废除奶妈，而是创建了分类学上的“哺乳纲”（Mammalia）一词，将吸奶动物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Mammalia源自拉丁文mammae，意指泌乳器官，涵括一切生有毛发、三个耳骨、四个心室的胎生动物。
科学史学者史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质疑林奈为何选择“哺乳”一词作为分类命名，他说：“拥有泌乳器官不过是哺乳动物的诸多特征之一，”更何况还有一半的人类不会哺乳。林奈的同辈学者如博物学家布丰（tede Buffon，1707一1788）也反对这种命名，因为某些哺乳动物没有乳头（比如种马）。尽管如此，18世纪人们对女性乳房的病态执着，还是让哺乳动物这个分类学名词迅速取代旧有的四足兽一词，获得全世界的承认。
英文的哺乳动物为mammals、法文为mammiférees（拥有乳房者），德文稍稍改变焦点，称之为Saugetiere【按：a上面带两点】，意指吸奶的动物，分类命名焦点放在幼兽，而非母兽。老实讲，德国人以吸奶作为分类命名标准，似乎较合逻辑，因为它同时涵盖了雌雄两性。不过，林奈的哺乳动物一词影响深远，也吻合了18世纪偏好母亲授乳、将女性角色局限在家庭的政治氛围。有趣的是，林奈对女性乳房的关注似乎早有征兆，在他于1746出版的《动物界》（Fauna Suecica）论文集里，卷头插画便是一个四乳的女人，用来象征动物界。
林奈就和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一样，认为哺乳是一种母性本能，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天生懂得哺育、照护后代，母亲不必经由教导，就知道如何哺乳幼儿，因为这是她的天赋本能。奇怪的是，即便在中世纪时代，人们也直到【按：疑为知道】某些女人（主要是贵族）缺乏基本授乳本能，好几位法国诗人便曾描绘初为人母者的艰苦，“不知道如何喂奶”，因为她们从未学过，“极端缺乏授乳技巧”。
今日，从众多医学文献与人类学研究，我们发现人类并未拥有授乳本能，哺乳就和许多社会行为一样，必须经过观察或资讯的传递学习而得。黑猩猩、大猩猩等高等哺乳动物，如果是圈养于动物园里，有时也必须经由教导，才懂得如何哺育幼儿。为了教导灵长类哺乳，动物园是请人类母亲在栅栏前，表演哺乳动作给栅栏内的动物看。林奈如果看到这一幕，不知会做何感想？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林奈不是深受l8世纪的母性思想洗礼，也不是7个小孩的父亲，或许今日人类不会被称之为“哺乳动物”？
在法国，喂食母奶的论战掀起革命战火，哲学家、政论家、政府官员、医生纷纷带头反对奶妈制度，最有名的便是卢梭。他在1762年出版的教育论文《爱弥儿》中指称，哺乳会使母亲与婴儿、家庭的关系更紧密，提供社会革新的基础。卢梭说：“一旦女人再度成为母亲（此处当然是指授乳），男人也就再度担起父亲与丈夫的角色。”
民主卢梭的性别歧视
不管卢梭的语言多么诱人、思想多么具有影响力，还是遭到后世批评者的指责，因为他认定女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取悦丈夫、哺育孩子。卢梭坚称，上帝给了男人会思考的大脑、女人会泌乳的乳房，男人如果觉得女人的乳房迷人，都是为了物种延续与家庭维系等最终目标。在这种把母亲塑造为社会救赎力量、强调哺乳超越阶级的平等政治表象下，其实隐藏了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别主义。卢梭式思维认为有爱心、乐于付出、勇于自我牺牲的女人就是理想的母亲，而后两百年里，这个观念一直盛行于欧洲及美国。
如果我们深入卢梭的真实生活，便会发现他的主张颇有可疑之处。首先，他从小失去母亲，由父亲和奶妈带大，后世评论者（尤其是偏好精神分析者）认为他童年丧母，导致日后对乳房强烈不变的渴望。从卢梭的著作里，亦可察觉他对乳房近乎变态的偏执，他在《忏悔录》第七册里，描绘与威尼斯高级妓女吉儿丽塔（Cuilietta）的性爱灾难。一开始，卢梭先是不举，等到他好不容易想要享受吉儿丽塔的美丽胴体时，却惊然发现她的两个乳房长得不一样，其中一个似乎变形还是乳头内凹，这使卢梭彻底失去性欲，将自己的阳痿怪罪于吉儿丽塔的丑恶乳房，诟骂她为：“遭上天、男人与爱情摒弃的怪物！”。
身为父亲，卢梭更是不称职得很。他与勒瓦瑟（Thérèse Levasseur）私通多年，生下5个小孩，全部丢给养育院。这些秘闻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788年《忏悔录》下部出版后，才暴露出卢梭私生活的另一面。但是在这之前，卢梭已有广大妇女读者群，她们纷纷遵循《爱弥儿》一书的建议，拒绝雇用奶妈（有时还甘冒丈夫的不悦），亲自给孩子哺育母乳。
卢梭的回归自然论大为风行，强调喂食母乳的观念甚至吹到了法王路易十六的宫廷（1771一1792），皇后玛丽安朵内特为了享受田园气氛，特地在凡尔赛宫内搭建茅屋，挤奶棚、挤奶女工、牧人、绵羊一应俱全。为了向哺乳母亲致敬，玛丽安朵内特还请赛弗尔（Sèvres）艺匠做了两个瓷碗，长得就像两个完美的乳房。这个时期的女人往往以亲自哺乳为傲。罗兰夫人是卢梭哲学的追随者，也是当时最有学养的女人之一，她曾说过如下名言：“我是个母亲，也是个哺育者。”她决心不把女儿交给奶妈，即使奶水干枯了，被迫以液体食物取代，她也不肯放弃。令人吃惊的是，罗兰夫人的奶水干涸了7星期，又奇迹般恢复泌乳。
伊丽莎白·勒巴（Elisabeth Le Bas）夫人虽不像罗兰夫人那么有学养，也在回忆录中指出未婚夫曾在婚前对她进行人格测验，问她将来愿不愿亲自哺乳。伊丽莎白的先生勒巴（Philippe Le Bas）众议员是坚贞的共和主义者，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忠实追随者，他希望确定伊丽莎白会迫随共和党的理念，亲自为孩子喃乳。为了考验伊丽莎白的坚定度，勒巴还故意设下问题陷阱，要让她说出反对喂食母乳的话，但是伊丽莎白太聪明了，没有上当。
伊丽莎白后来嫁给了勒巴，也的确在一个奇特状况下哺乳。1794年，罗伯斯比尔被政变推翻，勒巴也被送上断头台，伊丽莎白带着五周大的孩子被关进监狱，在牢房里待了九个月，这段期间，孩子都是吃她的母乳。勒巴对伊丽莎白的最后遗言是：“用你自己的奶喂哺孩子……启发他爱国。”
我们不难理解罗兰夫人与勒巴夫人何以选择亲白哺乳，因为她们同是奉行共和理念的中产价级女士，追随着革命的大洪流，接受了哺乳的神论。比较难以理解的是许多王公贵族也热烈崇拜卢梭，使他鼓吹的喂食母乳理念跨越了阶级差异、政治党派与国家界限，横扫了欧洲。
在德国，哺乳的母亲成为诗歌与绘画歌咏的对象，有时母亲的乳房还成为家庭和乐的焦点，比如安东（Johann Anton de Peters）在1779年的《爱育的双亲》（ Die Nahretern）【按：a上面带两点】粉彩画中，便让父亲、小孩围坐在母亲的乳房前，仿佛它是温暖的火炉，显然乡间父母要比都市父母慈爱得多。
同样的主题到了英国，便成了讽刺上流阶层迎合哺乳潮流的画作，贵妇的乳房出现在画面里，心却不在那里。吉尔雷（Jamcs Gitlray）在1796年的《赶流行的妈妈》中，勾勒了一位穿着高贵时髦的女士，僵硬地坐在椅子边沿，让女佣抱着奶娃在她胸前吸乳，窗外，一辆马车正等着载这位贵妇出外寻欢。
有钱女人控制贫穷女人的社会手段
到了18世纪末，哺育母乳已经成为宗教般的狂潮。1788年时，一群有钱的法国妇人成立“妈妈慈善机构”（La Charite Maternellé），协助贫穷的巴黎母亲，资助条件有三：受助妇人必须结过婚；有教区出具的行为良好证明；亲自哺乳孩子。根据“妈妈慈善机构”的说法，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亲自哺乳可以“强化家庭连结、让母亲更有责任心，并强迫这些母亲留在家中，预防她们出外从事不当行为或者乞讨”。强迫哺育母乳成为富有女人控制贫穷女人的社会手段。
不是只有“妈妈慈善机构”的女人如此，连法国国民议会都在1793年6月28日通过法案，明订母亲如不亲自哺乳，便会失去贫户补助。另外一项针对未婚妈妈的条款则指出，只要她们愿意亲自哺乳，就可以和已婚妈妈一样享有国家的补助。
一年后，德国也追随法国的脚步，在1794年通过更严格的法案，有钱妇人统统得自己哺乳。如果汉堡的数据可以用来推衍到全德国，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德国妇人并未遵循这条法案，依然聘用奶妈哺育孩子。18世纪的最后十年，汉堡地区富有人家对奶妈的需求量依然和以前一样。1796年，“汉堡济贫所”（Hamburg Poor Relief）成立一个产科病房，免费收容未婚妈妈待产，条件之一就是她们产后得做奶妈。除非她们的身体无法哺乳，至于这些未婚妈妈自己的孩子，可以留下来一起哺育，也可以送到乡下给村妇哺乳。
换言之，贫穷的法国母亲要给自己的孩子哺乳，才能获得补助；贫穷的汉堡母亲，情况则完全相反，她们必须为别人的孩子哺乳，才能获得政府帮助。这两个例子显示政府的干预力量深入了家庭领域，不仅法国、德国如此，邻近的欧洲国家也一样。由于法国一向是欧洲政治、风尚的领导者，法国土地的轻微震动，都会将震波传送到邻近国家，套一句当时的话：法国打个喷嚏，整个欧洲都感冒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法国大革命对女性的乳房都有深远影响。有的女人以华丽煽情的词藻描绘她们对哺乳的期待，一位孕妇便说她等不及要将孩儿揽向胸前，“奢侈灌溉他营养健康的乳汁”。有的母亲必须痛苦抉择，是继续哺育小孩，还是陪着丈夫人狱、逃亡、作战。诗人拉玛丁（Alphonse de Lamartine）的姑妈曾说，哺乳帮助她妹妹逃过一劫，因为“她的丈夫被抓进监牢，狱卒看她还在给孩子哺乳，便放她一马”。整体来说，当时法国人对孩童的健康极度关注，让女人拥有许多“方便”。回首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关哺乳的传奇故事，当时的女人并不觉得是鸡毛蒜皮或无足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