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房间来，”我们一回到旅馆，海伦就干干脆脆地跟我说，“听着，”她说，一边脱下手套，摘下帽子，“我在想一些事情。看来我们寻找罗西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障碍。”
我闷闷不乐地点点头，“刚才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想着这个事。不过，图尔古特也许能在他的朋友们那里为我们找到一些材料。” 她摇摇头，“这如同大河捞针。”
“大海，”我毫无情趣地说道。
“大海捞针，”她修正道，“我一直在想，我们忽视了某些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
我瞪着她：“是什么？”
“我母亲，”她直截了当地说，“你在美国问起我有关她的情况时，你是对的。我一整天都在想着她，她早在你认识罗西之前就认识他了。自从她第一次告诉我他是我父亲以来，我就从来没有认真问过她关于他的情况，我只知道这对她来说是个痛苦的话题。还有”——她叹了口气——“我妈妈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她没法告诉我罗西的研究情况。其实她去年就告诉过我，罗西相信德拉库拉是存在的，但我也没有过多追问她——我知道她很迷信。不过现在我在想，她是否知道一些情况，能帮助我们找到他。”
听了她开始的话，希望在我心中陡升，“不过我们怎么和她谈呢？我记得你说过她没有电话。”
“她是没有。”
“那——怎么办？”
海伦紧紧握住手套，用力打了一下自己的膝盖，“我们得去见她本人。她住在布达佩斯城外的一个小镇上。”
“什么？”现在轮到我烦恼了。
“哦，很简单嘛，我们只要跳上一列火车，带上你的匈牙利护照，和我的——哎呀——美国护照，顺道去和你的一位亲戚聊聊德拉库拉。”
出乎我意料之外，海伦笑了，“保罗，没必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嘛，”
我不得不笑起来，“好吧，”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发现你总会有主意的。”
“是的，我有。”她抚平手套，“实际上，我希望我的姨妈会有个计划。”
“你的姨妈？”
海伦望向窗外，看着对街老房子陈旧的泥灰，“她和我妈妈不一样，她有电话，我想我会打电话给她。”
“你是说，她可以让你妈妈来听电话，让她和我们谈吗？”
海伦呻吟一声，“哦，老天，你以为我们能在电话里谈论私事或者有争议的事吗？”
“对不起，”我说。
“不，我们要亲自到那里去。我姨妈会安排的。那样我们可以和我妈妈面对面地谈。而且”——她声音里多了几分柔和——“见到我她们会很高兴的。那里离这里不是太远，我有两年没见到她们了。”
“好吧，”我说，“为了罗西，我愿去尝试所有的办法，虽然我很难想象拐弯抹角地溜进专制统治下的匈牙利。”
“啊，”海伦说，“这么说，要你溜进专制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是不是更难呢？”
这次我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我终于说道，“这个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德拉库拉的坟确实不在伊斯坦布尔，那么它有可能在哪里呢？”
我们坐了一会儿，各自陷入了沉思，不过彼此想的不可能差得太远。
海伦动了动，“我去看看房东太太肯不肯让我们用楼下的电话，”她说，“我姨妈很快就要下班回家了，我想马上跟她通话。”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我问道，“这毕竟和我也有关。”
“当然可以。”海伦戴上手套，我们下楼，在客厅里拦住房东太太，花了十分钟解释我们的意图。
海伦坐到客厅的椅子里，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串号码，“响了，”她冲着我笑，那是美丽的、坦率的微笑，“我姨妈要讨厌这个了。”接着，她变得警觉起来，“伊娃？”她说，“埃琳娜！”
我仔细听，她肯定在说匈牙利语。在电话的另一头，她的姨妈似乎有千言万语。有时，海伦聚精会神地听，然后又突然插进那马蹄得得一般的奇声异调。
海伦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不过她突然抬头扫了我一眼，咧嘴一笑，胜利似地点点头，好像她的谈话结果令人满意。
“快说，海伦，”我又坐回到椅子上，咕哝道，“吊我胃口，急死我了。”
“是好消息，”她平静地说。
“你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
她咧嘴笑了，“呃，在电话里我只能说这么多，我得显得非常正式。不过我告诉她我在伊斯坦布尔，正和一位同事进行一项学术研究，我们需要在布达佩斯待五天，好结束我们的研究。我解释说你是一位美国教授，我们在合作一篇论文。”
“是关于什么的？”我有点儿担心地问道。
“关于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欧洲的劳工关系。”
“挺好，不过我对此一无所知。”
“没关系，”海伦把一根绒毛从她那条干净的黑裙的膝盖上拂掉，“我可以跟你说说。”
“你真像你父亲。”她那副随和而有学问的样子让我一下想起了罗西，这句评论我脱口而出。
让我吃惊的是，海伦面露哀戚，只是说：‘这是个关于遗传战胜环境的有力观点。”她接着说：‘不管怎样，伊娃有点生气，特别是我告诉她你是个美国人，我知道她会生气的，当然，她也需要先生生气，这样在电话里才显得正常。”
“显得正常？”
“她得考虑她的工作和地位。不过她说会为我们作安排的。明天晚上我得再给她打电话。就这么多了。我姨妈非常聪明，肯定有办法。等我们有更多的消息后，我们就买从伊斯坦布尔到布达佩斯的往返票，也许是飞机票。”
我想着可能的开销，叹了口气。不过我只是说，“在我看来，她要是能把我们弄进匈牙利，还不让我们惹上麻烦，她得创造奇迹才行啊！”
海伦笑了，“她是能创造奇迹，因此我现在才不会在妈妈村里的文化站工作。”海伦站在金色的街道上，“我想再看看这座城市，”她最后说道，“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吃饭前，我们可以在那里走走。”
“好的，我也想这样。”
我们朝那幢宏伟的建筑走去，一路上不再说话。等我们走近时，陷入了更深的沉默，仿佛我们的心在相互靠近。我不知道海伦是否也有同感，抑或她沉默是因为教堂的巨大衬出了我们的渺校我仍在想图尔古特昨天对我们说的话——他相信德拉库拉通过某种方式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吸血鬼的诅咒。
“海伦，”我说，虽然我不太想打破我们之间的这种宁静，“你觉得他会埋在这里吗——在伊斯坦布尔这里？果真如此的话，苏丹穆罕默德死后仍担心他就有道理了，是不是？”
“他？啊，是的。”她点点头，“这是个有意思的想法，不过穆罕默德会不会不知道呢？图尔古特会不会找不到证据呢？我不相信这种事情能捂住几百年没人知道。”
“如果穆罕默德知道的话，也很难相信他会允许自己的敌人葬在伊斯坦布尔。”她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快到哈吉亚·索菲亚的大门了。
“海伦，”我缓缓说道。
“什么？”
“如果坟墓有可能在这里，那么这可能意味着，罗西也在这里。”
她转过身，盯着我。她双目炯炯，“当然，保罗。”
“我在导游手册里看到，伊斯坦布尔也有地下废墟——地下墓穴，地下蓄水池之类的——就像罗马一样。我们在离开前至少还有一天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和图尔古特谈谈这个。”
“这主意不错，”海伦轻声说，“拜占庭帝国的王宫肯定会有一个地下世界的。”她几乎要笑起来。不过她摸着围在脖子上的围巾，似乎那里不舒服，“不管怎么说，王宫留下的废墟一定充满邪恶的精灵——也许是弄瞎表兄弟或干了类似坏事的皇帝们。互相做伴，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全神贯注地读着对方的心思，想着这些心思会把我们引向何等奇异而飘渺的追踪。
起先我没注意有个人突然狠狠地盯着我们，那不是个吓人的大妖怪，而是一个瘦瘦的小个子，在离教堂的墙二十英尺远处徘徊，在人群中毫不起眼。
在一剎那的震惊中，我认出这个小个子学者乱糟糟的灰发，白色的编织帽，淡褐色的衬衫和裤子，就是那天早上进图书馆的那个人。不过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头。那人犯了个错误，他看我的目光过于专注，我可以在人群中猛然与他对视。他消失了，像鬼魂一样消失在快乐的游客中。
我冲上前，几乎撞翻海伦，但太迟了。那人消失不见了，他知道我看见他了。那不自然的胡子和新帽子下面的那张脸我在国内的学校里肯定见过。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时，它很快就被一张纸蒙上了。
这是那个死去的图书管理员的脸。
第三十四章
我有父亲的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父亲照相的地点似乎是在一栋学校大楼旁。他一只脚自信地踩在长凳上，一只胳膊随意地搭在上面，体形不算出众，但看上去很顺眼，中年后他的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如果照片是彩色的，他那光滑的头发在阳光下必定是古铜色的。我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父亲跟我描述过一次。从我有记忆开始，我认识的父亲是白头发的。
那天晚上在伊斯坦布尔，我在思考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首先，我第一次看到一张死去的脸复活了。其次，死去的图书管理员看到了我，又消失了，这让我觉得难以保证公文包里的文献资料的安全。想到这家伙渴望得到我们复制的地图，我当然也不敢冒险打瞌睡。他在图书馆里为了那份地图，跳起来要掐死海伦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让我在时间的流逝中睁大双眼，那么，还有一张熟睡的脸离我不远——但也不太近。我坚持要海伦睡在我床上，我自己则坐在那张破旧的椅子上。我隐隐感到她也害怕，从她那里飘来一缕的恐惧会比另一个女人吓得哭泣起来更让我害怕，我的神经骚动起来。也许，让我无法闭上眼睛的还有她通常挺直而高傲的身躯显出了慵懒和柔软，还有她一直显出的坚定。
还没到六点，已经有一阵浓咖啡的味道从屋里某个地方飘出来。图尔古特坐在一张绣花椅子上，腿上摆着一个活页夹。
“啊，我一想到有事告诉你们，就待不住了。”
“我也有事告诉您，”我闷闷地说，“您先说吧，博拉博士。”
“图尔古特，”他心不在焉地纠正我，“瞧这里。”他开始解开活页夹的绳子，“你们已经见过我在档案馆做的复本，我还收集了弗拉德在世时以及他死后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各种事件的资料。”他叹了一口气，“其中一些资料提到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神秘事件、死亡和关于吸血鬼的谣言。我还从所有可以找到的书上收集关于瓦拉几亚龙之号令的记载，不过昨晚没有新的发现。后来，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塞利姆·阿克索。他不在大学工作，是个书店老板，不过很有学问。在伊斯坦布尔，对书的了解，尤其是讲述我们城市历史和传奇方面，没人能比得上他。我要他为我找找十五世纪后期在伊斯坦布尔是否埋葬了任何来自瓦拉几亚的人，或这里有没有与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或龙之号令多少有联系的墓地，哪怕是蛛丝马迹也行。我还给他看了我的地图复本和我的龙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对他说，您认为那些图形代表了一个地点，即刺穿者的墓地。”我们一起翻看了许许多多有关伊斯坦布尔的史料，看了旧印刷品，看了他在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做的笔记和复本。塞利姆·阿克索非常勤奋，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他生活的全部。终于，我们发现了一样奇怪的东西——一封信——收在一本十五、十六世纪苏丹的宫廷大臣和帝国许多边远地区的信札集中。塞利姆·阿克索告诉我，他是从安卡拉的一位书商那里买到这本书的，这本书他没见过第二本。
“我耐心地听着，因为我感到这些背景很重要，也注意到了图尔古特的细心。他是个研究文学的学者，却也是个很棒的历史学家。
“是的，塞利姆不知道这本书还有没有其他的版本，不过他想信札集里的文献不是——你们怎么说的？——赝品，因为他见过其中一封信的原件，在我们昨天看到的那本集子里。您知道，他也非常喜欢研究那份档案，我常在那里碰到他。”他笑了笑，“呃，我们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晨光也快照过来了，这时，我们在这本书中发现了一封信，可能对你们挺重要的。出版本书的收藏家相信它是十五世纪后期的。我在这里为你们翻译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