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和婶婶给我上了一大堂课。她们二位在半个小时之中，为我描绘了今后年代中我的生活计划：上学，交新的朋友，学会某种有益的技能，然后带着职业教育证书回柏林去。这并不复杂。妈妈流着泪向我们告别，而我，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受影响。
母亲的诉说
白天真难过。我克制着自己，紧张得快要裂开了。从飞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终于能够流泪了。我又难过又心安：难过的是克丽斯蒂娜离开了我，放心的是终于让她从海洛因中脱身了。
这一次，我肯定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戒毒中心的失败教训使我觉得，惟一的办法是把克丽斯蒂娜带到弄不到海洛因的地方去。这是使她活下去仅有的机会了。当她父亲把她领到他那去后，这给了我一点时间进行判断，我得到的结论是，只要她留在柏林，她就算完了。我的前夫多次向我保证她会戒毒，我根本不相信。很久以来我就为克丽斯蒂娜的生命担忧，但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而在巴普西死后，我就没有一分钟的平静。
我知道片刻都不能等，马上就得把克丽斯蒂娜送到我自己家中去，但她父亲不同意。因为克丽斯蒂娜正生活在他的屋顶下面，他就取得了对她暂时的监护权。我说服不了他，他不能理解我。可能他没有我的经验，也可能他不愿承认他的失败。
这时，我收到了克丽斯蒂娜因触犯麻醉品法而被控告的通知，这是反麻醉品警察署的西克夫人打电话告诉我的。依她之见，我没有什么自责的：“怎么办呢？谁要想注射，他就注射——每个吸毒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她知道很多吸毒者都像克丽斯帝娜一样，出身于正派的家庭，却出庭受审。她劝告我，不必自寻烦恼。
当看到为指控克丽斯蒂娜而收集的罪证中有一小包在她房间中找到的海洛因时，我被刺伤了。这是我找到的，在疯狂中我把这个用电话告诉了西克夫人。她请求我——虚伪！——给她寄去进行化验，我当然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发现有朝一日会用来指控自己的女儿。这个西克夫人还向我说：“别写邮寄者的姓名，这样，别人就证明不了什么了。”
我认为，因为用毒成瘾便对像克丽斯蒂娜那样的年轻人进行审判是不公正的。克丽斯蒂娜没伤害过别人，她不过是自我毁灭而已，谁能审判她？更不用说谁都知道监狱是治不好白面鬼的。
起诉书的宣读更加强了我的决心，我鼓足勇气，我找儿童监护部门，向他们介绍了所有的情况。从我在各种管理部门奔来走去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听我讲话。负责我这件事的社会工作者蒂尔曼先生也认为最好让克丽斯蒂娜远离柏林。在把对她的监护权归我之前——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由他来照管此事，到一家治疗中心去找床位。我的前夫会很容易地同意的，这肯定无疑。我感到，至少这次人们不是空许愿，蒂尔曼先生真的把克丽斯蒂娜的事挂在心上了。
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人敲门，是克丽斯蒂娜。她刚从反毒品咨询处回来。她筋疲力竭，带着海洛因，大谈她要过量用毒来自杀。我先是让她安静下来，让她睡下。接着，我打电话给蒂尔曼先生，他很快就到了。于是，和克丽斯蒂娜一起，我们3个人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她先到精神病医院住上几天，实行肉体戒毒，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治疗组织去（在此期间，或者由反毒品组织，或者由蒂尔曼先生为她找一个床位）。
克丽斯蒂娜显得心甘情愿。蒂尔曼先生负责种种手续，而且进行得很快。我们见了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安全部医生。蒂尔曼先生拿着诊断证明去见我的前夫，劝说他在自愿申请床位的申请书上签字。这样，我就能把克丽斯蒂娜领到精神病医院去了。
半个月之后，她被转到鲁道夫·维尔那医院去治疗她身上的霉菌。我认为波尼·朗斯的人不该让一个有毒品瘾的孩子任其所为，应由他们在途中监督她并且到鲁道夫·维尔那医院继续照料她。但他们却宁愿只把她送到为止，然后，就没他们的事了。这样，她逃起来就没有丝毫的不便了。
多么漫不经心！这把我对这些团体的最后一点信任都粉碎了。我对自己说：“要救你的孩子，只有靠你自己。”蒂尔曼先生则试着鼓励我。
所幸的是，她这次出走持续时间不长。第二天晚上，她就回到我身边，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她请求我饶恕，她又注射海洛因了。我没有骂她。过去，由于我对自己无力帮助她感到失望，使我有时把怒气出在她的身上。此时，我的怒火已经熄灭了，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平静地交谈。
克丽斯蒂娜继续坚持原定的行动计划。我对她说：“好吧。”但是我也让她明白，再做一回蠢事，她就得到外婆家去，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向我发了誓。
在好几天中，她都按时到反毒品咨询处去。她还真够顽强，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轮到她。而回到家中，她就坐在桌旁，为办理接纳手续起草简历。
（）
我见到了隧道的尽头。人们已经在一个医疗团体为她找到了床位——这几乎是毫无问题的了。我们一起谈起圣诞节：她肯定不能在家里过节了，因为当时已经是11月初了。
在这期间，我的前夫也明白了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不再反对我们的计划，我们脚下的土地又变得坚实了。
这时候，克丽斯蒂娜又第二次出现了黄疸。猛然之间。一天夜里，她高烧41度。第二天早晨，我把她领到斯代格里兹诊所。她面色蜡黄，已经站不住了。那位给她检查的女医生对我说：“她的肝部因为吸毒而阻塞了。”不幸的是，不能留她住院，诊所没有隔离设施。这是谎话。后来我打听过，斯代格里兹诊所有25张隔离床位。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收留吸毒者，那样做对他们太慈悲了。最后，女医生向鲁道夫·维尔舒医生提出了接受她的要求。
克丽斯蒂娜的病情在几天内有了好转。她有了活力并准备接受治疗。甚至于技术大学反毒品中心的人也来看望她，人们都用力支持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这么乐观了。
一直到她的女友斯代拉来探望她那天为止。在此之前，我曾请求过女护士，在我离开期间不要放任何人进去——当然，反毒品中心的人除外。
但是，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给她领来了戴特莱夫，因为她是那么想见他。戴特莱夫刚被释放，虽然自由了，但还被监视着。他也被某个治疗中心接收了。我没有那么硬的心肠阻止他们相会：他们相爱，这两个孩子，而我想，一个知道另一个也在治疗会使他们坚持下去，可能他们会互相鼓励的。我怎么会想得那么天真呢？
克丽斯蒂娜开始溜出去几个小时。有一天晚上，跟往常那样，我下班以后来看她，发现她又注射海洛因了。她是在我到达医院前几分钟才回来的。这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对我来说并不显得如何严重〕但是，当她开始胡扯，借口是仅仅到城里去吃意大利面条——她又向我说谎了，这时候，我觉得我的两条腿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要求同意我陪同克丽斯蒂娜过夜，自然我付钱。护士向我解释说，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以后，她们会监视克丽斯蒂娜的。3天之后，护士在她的病区入口处迎接我，并告诉我说：“您的女儿不在这里。”
“啊，是这样？您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她得到允许到公园里去散步，但她没有回来。
听到这些话，我感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我回到家中，坐在电话机旁。晚上11点20分接到了电话：她回去了。护士的冷漠态度使我惊惶不安：“假如她要逃，她总会逃的。这是她的事。吸毒的人有这个习惯，她们都会跑的。”当我对那位女护士略加微辞的时候，她正是这样回答我的。
女医生的态度也不比护士好多少，她简单地向我表明：她对此无能为力。如果克丽斯蒂娜再次违反规定，他们将不得不以不守院规而强迫她出院。此外，生物化验已有了结果：假如她继续这样下去，她不会活过20岁的。他们争取再说服她，不过，很遗憾，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第二天晚上，医院又来了一个电话：克丽斯蒂娜又逃跑了。我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过了一夜，克丽斯蒂娜没有回去。她销声匿迹整整两个星期，一点消息也没有。
头两、三天，我和我的男友到外面去找她，照过去的样子，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舞厅和地铁车站走了一圈。接着，医院要求把她的衣物取回。当我拿着她的书包、书籍和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回到家中之后，我头一次决定撒手不管了，让她自己去碰个鼻青脸肿吧。
我对自己说：“好，这是她自己的愿望，她知道她会走到那一步。”我停止了对她的搜寻，我想向她表明，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能在多长的时间里保持这种态度。
我向警方申报了她的失踪，并留下了她的照片。他们总会伸手管这件事的，可能利用大搜捕的机会吧。然后，我就要把她塞进第一班飞机，把她带到远离柏林的地方去。
半个月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收到了我久等的电话：克丽斯蒂娜在弗里特里兹斯特斯警察局。尽管克丽斯蒂娜大吵大闹，给我打电话的人却表现得出乎意料的理解，我求他把她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下午我就去接她。我们马上乘飞机离开柏林。
我去买机票，一张往返的给我自己，另一张单程票是克丽斯蒂娜的——说这句话可真使我难过。接着，我给我家打了电话。
我要我的男友陪我到收容所去。我想，我们两个人总能防止她逃跑吧。
克丽斯蒂娜一言不发，我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说话的气力。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我觉得膝盖发抖，心脏乱跳。克丽斯蒂娜总是沉默着，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直到飞机降落，一直沉默不语，呆坐在座位上，咬着手指或看她带的一本小说。她没有试图溜走。
当飞机飞上高空，她开始从舷窗向外看，这时黑夜已经降临了。我对女儿说：“好吧，到此为止。毒品这本书该合上了。你到你埃瓦丽娜婶婶家去住，开始新的生活。”
克丽斯蒂娜自述在祖母家过的前4天我处于因中断毒品而发瘾的病态中。刚一能起床，我就穿上了瘾君子的大礼服，兔皮上衣、超高跟皮靴，然后带上我婶婶的狗，到树林里去。
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节目：像过去到动物园地铁站之前一样的打扮、化妆，然后到树林里去闲逛。高高的鞋后跟总是陷到沙地里，每隔十米就会绊倒一次，由于跌跤，膝头上磕得紫斑累累。祖母建议我穿旅行鞋，我十分厌恶地拒绝了——单是“旅行鞋”这个词就让人恶心。
慢慢地，我发觉我的婶婶——她正好30岁——还是可以谈一谈的。可就是跟她我也不敢说起我的真正的问题。再说，我也没有心思谈，甚至想这些问题。我的真正问题叫作毒品和与它有关的一切：戴特莱夫，塞纳区，古丹姆大街，过瘾，不被逼着动脑筋，自由自在。实际上，我只想一件事：你很快就会溜走的。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我没有制定一个逃跑的计划。这只是个念头：有朝一日，你会逃走的。可能我并非真有这种愿望。我对最近这两年里被叫作“自由”的东西太害怕了。
我的婶子用一张禁令之网紧紧地把我箍住了。我15岁了，可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必须准时在9点半前回家。从11岁起我就没经受过这种事。这使我恼火，可奇怪的是，我几乎总是照办的。
我们到汉堡为圣诞节去买东西。一大早出发，朝着大商店冲去，在那一群群抓住货物不放或者乱翻漂亮钱包的市民中间开辟出一条路来。奶奶、婶子、叔叔和表兄试着新衣服，买不到给埃瓦丽娜婶子。伊达婶子和齐什姆的礼品，也找不到给玛琴狄斯夫妇的礼品，叔叔要买一双放在自己鞋里的鞋垫，再有，他还想给汽车买个什么东西，而且非得在大商店买，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奶奶又瘦又小，还挺起劲地东看西问，不断地迷失在人堆里，这时，就得去寻找她。不时地，就剩下我孤身一人。这时，我当然想到乘机溜走。我已经发现了汉堡的“大舞台”。只要我走到街上，与2、3个吸毒者模样的家伙搭上话，过去的一切就会继续下去。可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当然我又一想：“瞧那些人：惟一能使他们沉醉的就是买东西。逛商店。我宁愿倒毙在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