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过着一种两重性的生活，用其“合群”的假象来欺骗那些可以给她伸出援助的手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给她以勇气，让她悬崖勒马，以免自身堕入那无边的苦海。
这就是这份个人心碎的资料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要经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为家长和学校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征兆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为身遭祸害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帮助。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开始显得“心不在焉”，并且似乎只是从表面上本能地参加家庭生活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刨根问底，睁大眼睛。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家里的人眼里已慢慢变成一个局外人，甚至对那些他往日所信任的人也慢慢疏远起来的话，那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该怎么办呢？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家长、教师的愿望：从孩子的自我反省中认识到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更应该从中看到孩子从他那些不良的恶习中解脱出来的好处。
第二个教训：应该拥有进行早期治疗的条件，而这种治疗越早越好，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如果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取得家长的合作，甚至有可能的话取得老师的合作，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家庭治疗”，这方法只要进行及时，效果必然很佳，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当然，如果一个年轻人毒瘤已经成性，那就更应该给予治疗，只不过到这种时候再来治疗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些对增加治疗手段以及增设新的治疗中心漠不关心或不屑给予支持的人，着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满足于把吸毒者监禁起来——这是一种为某些政治倾向的人所主张的目前广为流行的做法——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年轻人彻底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的做法，是一种大儒主义的做法。不管对吸毒者的治疗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做为一个想成为“人道主义”的社会就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这一工作。我们并不缺乏治疗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些失足者从堕落的深渊重新爬上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治疗的过程往往要比失足者堕落的过程还长得多。治疗这种恶习的花费也是浩大的，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和冷漠的世界里，要想实现这项工作更非一件容易事。例如在这个世界里，有人就想利用这些年纪轻轻的受害者，让他们被迫落到小女卖淫的地步，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只是通过增加治疗中心的数目，或者提高治疗补助费用所能奏效的。只要克丽斯蒂娜的这种遭遇仍然受到普遍的容忍时，那么对吸毒分子的治疗工作的开展就会违背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打着自由的旗号，大言不惭地声明他们有权对这些年轻的吸毒者进行“性消费”。其实像克丽斯蒂娜那样失足的孩子同样是我们的同胞，只不过她是处在那些自认为和社会“融洽无缝”的公民的另一边。后者有时出自于“人道主义”，愿意为他们提供治疗，而有时又想利用他们，甚至把他们贬为“商品”。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我们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年轻的克丽斯蒂娜向我们描述了她堕落的真实缘由，她的叙述要比那些著名的研究所所举行的冷冷清清的研讨会更有意思，更能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被人天天吹捧为“健康的”社会腐败到了何等的地步。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本不寻常的书对他们来说是，而且必须是——几乎难以容忍的。
霍斯特一埃贝哈德·里希特教授注：本序言作者里希特教授是德国一位著名的医学、哲学博士。生于1923年。他在1952～1962年期间担任柏林“儿童精神病防治中心”主任医生。从1962年以来任西德基森市大学精神病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家庭、家长、孩子和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类型〉等。
——原注。
克丽斯蒂娜自述
这种情景真叫人感到惊讶。近几天，妈妈整天没完没了地收拾行李，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塞满了衣物。我一看就明白：我们即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刚满6岁，等搬家以后我就该正式上小学念书了。当妈妈正忙着收拾行李并且变得越来越激动的时候，我几乎整天呆在农民沃尔凯尔家里。我等着那些奶牛回到牛棚里挤奶，我给猪和鸡喂食，我还和小伙伴一起在草垛上打滚，有时就抱着小猫到外面散散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天，像是我完全能记得清楚的第一个夏天。
我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出远门了，要到一个名字叫柏林的大城市居住。妈妈比我们早动身，以便去料理我们住房的问题。妹妹、爸爸和我，我们三个得过几个星期以后才上柏林去找妈妈。我们将乘飞机到柏林去，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是平生头一次空中旅行，这该多有意思。
爸爸妈妈早就给我们讲了许多美好的故事，说我们将要住上一套有六大间房子的公寓，说他们将会挣到很多很多的钱，妈妈还说我和妹妹将单独有一间大房子，家里还将购置许多大型的家具。妈妈还有眉有眼地向我们描述了我们房间的摆设。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幻想着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消逝，我的想象就变得更加美。
我也没有忘记，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房子的样子，当时这套房子真的使我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这套房子又大又空旷，我真怕在里面转不出来。当你说话大声一点，就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响。
只有三间房子用来居住，草草地摆上家具。两张床、一个旧的厨房用的碗柜，妈妈在柜子里摆着我们的玩具。这就是我和妹妹的房间。第二间摆着爸爸妈妈的床。第三间，也是最大的一间，摆着一个旧沙发和几把椅子。这就是我们在柏林——克罗伊茨贝尔克的房子的模样。
几天后，我骑着我的自行车上街逛。我看到街上有许多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在玩耍。要是在我的家乡，村里头的大孩子总是和小的一起玩，并且会照顾他们。这些柏林的小孩却大声嚷着：“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说着便把我的自行车抢走。当我要回来的时候，一只轮胎跑了气，一块挡泥板也撞得凹凸不平。
由于我的车被弄坏了，我挨了爸爸一记耳光。从那以后，我只能骑着车在我们的六间房屋之间转着玩。
这些房子中间有三间本来是打算用来做办公室的，因为爸爸妈妈想在这里开设一家婚姻介绍所。可是爸爸妈妈说过的什么办公室呀，什么扶手椅呀，始终连影子也没有。而那个厨房的旧碗柜倒是一直摆在我们的房间里。
一天，家里的沙发，床铺和柜橱都被装上一辆卡车，然后拉到克罗比小区的一幢塔楼里。我们搬进了11层的一套只有两间半的房间里。那半间当然就是我和妹妹的屋子。没有妈妈给我们说过的那些好的东西，一件也没有。
克罗比小区的塔楼群里一共住着45000人。楼房之间有一些绿草地和商业中心。从远处看，这片楼房的样子倒是相当新式和讲究，可当你走进里面去，在楼房之间就会闻到一股屎尿的臭味，因为住在小区里的小孩和狗随地屙屎撒尿，要是走进楼梯间里，那就更是臭气熏天。
我的父母十分恼火，他们说这都是那帮工人的孩子干的缺德事，是他们把楼梯给弄脏的。其实这并不是那些工人子弟的过错，因为我有一次在外头玩耍的时候，突然想上厕所，这回我自己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我等电梯上11层楼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而尿在裤裆里。后来爸爸把我揍了一顿，在经历过三四次同样的经验——没有及时上楼而遭到的一顿痛打以后，我也学会了跟其他孩子一样：找个隐蔽的地方蹲下就地解决。可是，由于楼房居高临下，不管你蹲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被人看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还是楼梯下面拐角的地方。
小区里的孩子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佬，因为我没有和他们一样的玩具，甚至连一把射水枪也没有，就连我的穿着和口音也都和他们不一样，还有，我根本不懂得他们的游戏。其实我看他们同样也不顺眼。要是在我们村里，大家经常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到森林中去，一直骑到一条上面架着小桥的小溪旁边。大家在河边修筑小水坝，或堆沙堡。有时大家一起玩，有时各玩各的。要是想把我们的建筑物摧毁掉，那必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玩得很痛快。另外，在村里，谁也别想发号施令，每个人都可以建议玩这个或玩那个，然后大家一起商量。有时年纪大的总是让着年纪小的，这样谁也不会有意见，那才是真正的儿童民主呢！
可是，在克罗比小区里，我们就得有一个头。他就是那个力气最大的男孩，他还有一把最漂亮的水枪。我们常常做强盗的游戏。自然是那个男孩做强盗的头目。而游戏的基本法则就是盲目地服从他的命令。
在多数时间里，我们并不是真正地在一起玩耍，而是一帮人和另外一帮人对垒。这实际上就是戏弄别人。例如，出其不意抢走对方的新玩具，然后把它捣碎。整个游戏无非就是如何搞坏别人的玩具，同时使自己能占便宜，或者如何夺取权力并施展他的权力。
那些最软弱的人当然就要吃最多的亏，我的小妹妹不很强壮，她总是有点胆怯。他们常常叫她吃各种各样的苦头，而我还不能出面相助。
到了开学的时候了。对我来说，上学可是一件大喜事。爸爸妈妈告诉我永远做个乖孩子，听老师的话，我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村子里，孩子们对大人总是尊敬的。所以我心里想，一到学校，其他人也都得听老师的话。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开学没过几天，孩子们就到处闲逛，并且在课堂上打起架来，弄得那位女老师不知所措。她不断地嚷着：“坐下！”她的命令不仅没有人服从，反倒引起一伙人嘲笑，而另一伙人起哄得更加厉害。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动物。在我们家里，人人都喜欢动物。那可是一种真正的爱好。我对此感到特别骄傲，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能像我们一样喜欢动物。我真可怜那些家长不让在家里养动物的小孩。我们家的这两间屋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我有四只小老鼠，两只大花猫，两只小白兔，一只金丝雀，此外，还有那条我们从乡下带来的棕毛狗“阿萨斯”。
阿萨斯总是在我的床边睡觉。我也总是喜欢睡觉的时候把一只胳膊露在被子外面和它逗着玩。
我认识那些家里也养着狗的小孩。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更好相处。我发现在距离小区不远的鲁道夫那里有一小块真正的天然地方。从此以后，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狗带到那里去玩。那里有一片覆盖着泥土的废弃的垃圾场，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场。我们的狗总是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猎犬游戏”：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藏起来，而他的狗由别人牵着。当这个人藏好以后，把狗松开，让它去找出自己的主人。总是我的阿萨斯嗅觉最灵敏。
至于我那些小动物，有时我也把它们带到沙滩上，甚至带到学校里去。老师还把它们当成生物课的观察教具。有时候，学校的老师甚至允许把阿萨斯拴在教室里陪我听课，它从不捣乱，乖乖地躺在我的脚上，一动不动地直等到打下课铃的时候。
多亏了我的这些小动物，我的日子才算过得有意思。爸爸和我们的关系可是越来越糟了。妈妈天天上班，爸爸却老呆在家里。他们那个婚姻介绍所的计划早就成了泡影。爸爸发椅上打发日子，耐心等待。而他那火药桶似的脾气越来越变得严重了，动辄就大发雷霆。
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就常帮我做功课。我好长时间总是分不清字母H和字母K。妈妈总是用一种天使般的耐心给我解释。可我几乎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看出爸爸开始冒火了。我一看就知道有何后果：他终于到厨房去找来一把扫帚，然后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挨完打之后，我还得向他说出H和K的区别。当然，我仍然是糊里糊涂地闹不清楚，结果只好屁股再挨一顿打，然后让你上床睡觉了事。
这就是爸爸帮我做功课的方式。他希望我做个好学生，将来好成为一个“人物”。不管怎么说，爷爷倒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从前甚至有一个印刷厂和一家报纸，当然还有其它许多财产。可战后，他的财产全部被民主德国征用了，他当时居住在东德，所以至今每当爸爸认为我在学校的学习不行就会大发雷霆。
今天我还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