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之天朝降临- 第93部分

这种情况刘宇当然不可能让他这样持续下去，直接带着士兵冷血的镇压，所有的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的家伙直接逮捕，敢于反抗直接就地枪决。

刘宇没有丝毫心软要知道这里他可是要作为基地之一，怎么能够允许这些人破坏下去，他可不想最后收到一座空城。

刘宇从后世来的当然明白混乱的危害性，当年岳飞收复那些城池有多少是由于混乱毁于一旦，已经无从考证了，一半也许多了，三层绝对有。

泉州作为世界级港口，还有那海量的人口，刘宇损失不起，也不能够损失，所以才直接这样疯狂的镇压。

第一百八十一章大家族

刘宇完全没有手软，一个夜晚对城内趁火打劫的流氓地痞，还有敢于反抗的势力进行了最为残酷的镇压，所有人都是就地格杀。

另外刘宇也直接派兵将城内大家族第一时间内控制住，毕竟作为从后世穿越来的刘宇当然很清楚的明白，地方最为牛叉的不是县衙不是官员，更和皇帝没关系，最为牛叉实力势力最大的就是这些家族。

他们势力几乎就贯穿了整个华夏史，要说这个华夏千百年来真正统治者并非皇族，而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家族，他们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每一代的王朝更替都有着他们的影子，王朝的衰败可不是仅仅昏君二字可以解释的清的，没有这些家族捣鬼一个几百年积累的王朝怎么会瞬间崩溃。

不要说那是几代积累而来瞬间爆发而导致亡国这种可笑理由，就算是这样的原因，可这些矛盾是谁制造出来的。

皇家显然不可能，朝廷制造的矛盾又和谁有关系，还不是这些一个个家族引起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土地的兼并化，导演这一切的又是谁。

最牛的时候就是两晋到隋唐这段时间，这些家族几乎完全主宰了整个华夏，王朝都由他们说的算，他们对隋朝不感冒所有隋朝轰然崩溃。

作为一代天可汗的李世民竟然无法取到一名七宗五姓的女子为妻，大唐的宰相竟然以一身为能取催家女子为妻为憾事。

隋唐时期是郡望身份制的社会，郡望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个姓氏最为尊贵。即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陇西李氏（今甘肃省东南部）、赵郡李氏（今河北赵县）、荥阳郑氏（今河南省）、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宗族。所以称之为七宗五姓、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这五个姓氏七支宗族于南北朝中叶形成，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随大唐的动荡逐渐消亡，至北宋初年已经沦为普通商贾宗族。

七宗五姓势力极为庞大，唐室想下嫁公主，清河崔氏都嫌弃大唐皇室有胡人血统，并非纯种汉人，而看不起他们，拒绝迎娶大唐公主。

大唐的宰相薛元超曾说自己平生三大憾事之一，就是未能娶得一个七宗五姓族中的女孩儿为妻。由此可见七宗五姓当年的威风……

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

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

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华北门阀，在经过了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例如《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种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士绅阶级取代。

七宗五姓的没落可没有代表这种士族式的政治崩溃，反而只是换了一个形式而已，比之七宗五姓更为内敛危害性更大。

地主士绅取代了这些士族的地位，成为真正的政策的实行者和破坏者，他们毫无责任敢的玩弄者国家人民为他们谋取着利益。

想想后世那个倒霉催的崇祯帝是怎样挂的，说是自杀还不如说是被活活的逼死的，作为末代君王完全就是他的悲哀。

这位拥有着秦皇汉武的能力，却没有秦皇汉武的魄力，更没有秦朝汉朝的基础，所以最后才料成了千古悲剧。

而这一切的原因就在这些地主士绅的手里，三百年的明朝社会矛盾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百分之一的贵族占用着百分九十九的土地那是不用缴税的，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百姓却只是占用百分之一的土地，税务完全要他们负担。

更无语的是明朝的商业税竟然只有五十税一，而且是可交也可以交的那种，这足以让后世任何商人疯狂，崇祯那倒霉孩子没次要加商业税就有一大堆士族官员蹦出来死谏告诉崇祯这孩子不能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

崇祯这位从小生活在上层社会，哪知道这东西被这些大臣一忽悠就信了，不加，不加，结果没钱了，李自成兵围北京，有没钱调动军队。

明朝有一句祖训，天子守国门，没办法他只能跑到梅山把自己挂了上去，结果这祖训又加了一句，君王死社稷。

而那些拼命阻止崇祯加税那这家伙背后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个士绅家族，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们的利益，哪怕皇帝也不行，这就是悲剧的由来。

（对于这些家族刘宇真心不好说什么，把国家毁了的是他们，可坚持到最后还是他们，完全无法评价，但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评价，那就是危害，汉临是不会允许他们拥有以前那样的权势，不然天下到底是谁的都分不清。）

新的一周，新的推荐，不知不觉就四十万字了，依旧没有上架，汉临真心希望书的结果和忘语大大一样，当然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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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二章乡绅

作为帝国实际控制者的他们，掌握明帝国的经济命脉，可是正所谓贪得无厌，哪怕多一分税他们也是不会允许的。

当时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东西方交流日渐频繁，新大陆的发现使得大量的黄金白银被挖掘，这些白银黄金不可能全部运回欧洲，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交易。

而当时明帝国贸易拥有绝对的优势，一件劣质的丝绸运往欧洲那就是与黄金等价，中等的丝绸瓷器那就是天价。

巨大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明帝国，当然由于明帝国禁海的原因，这些和明帝国国库没任何关系，全进入了这些大家族口袋里去了。

而且由于当时的明帝国无论是经济军事实力加起来比整个欧洲还牛，打又打不赢，所以没办法这种完全不公平的贸易还得继续。

而且是完全被这些家族垄断了，可怜的崇祯一旦开口向大臣要钱，结果谁都说没有，几十年的海上贸易而且是这种完全逆差贸易，你说你没钱，谁信，可崇祯偏偏就信了。

结果最后没办法崇祯只能把自己挂在梅山上，而那些之前看起来正义凛然的家伙，满清一入关结果给全降了，完全如此到了一种境界。

他们前辈士族尽管为非作歹，控制王朝的兴衰，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他们还是一个华夏人，绝不可能投靠异族，正因为有他们华夏才能从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悲剧中走出来。

可这些地主乡绅做什么，完全没有一丝民族感觉他们唯一能做，唯一会做的就是卖国，卖完这个继续卖那个，整个社会开始变成畸形了。

这种事情刘宇当然不可能让他们自己的地盘继续生存在下，这完全就是百害而无一利，绝对的害虫，而且是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那种。

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

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地位，除乡绅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很难承担。

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

在这个由下而上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乡绅刻意塑造自己作为一方民众政治首领的形象，有时甚至与乡民团结一体，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朝政腐败外显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

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它一旦松弛、分解，社会政治秩序即会出现无序。

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占有土地，拥有房产，承担的赋税及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等方面。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每个阶层的经济地位都与土地占有量联系在一起，乡绅占有的土地远多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取的经济利益高于农民，其经济地位当然也高于农民。

乡绅的经济地位还可以从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上反映出来。乡绅通过出租土地，控制租地农民的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减轻官府的压力，维系着与乡民、官府的经济关系。

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

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

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

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