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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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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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行赋在传统上是具有抒情性的,但像《述行赋》这样激烈的感情和尖锐的正面的批判,却是从未有过的。比如班彪的《北征赋》,虽有“哀民生之多故”一句,却并不在此展开,而多说个人的不幸。鲁迅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题未定草》)。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对建安文学也有一定影响。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他们都写有反映残酷的社会现实的作品,这同蔡邕不能说毫无关系。《青衣赋》则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且带有一定的游戏趣味。此赋写奴婢的美貌和对她的思慕,是过去不曾有过的题材。可以说,这种题材的出现,反映了东汉末道德约制的松弛和艺术表现的自由化。赋末一节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这里描写了恋爱之人在月光皎洁的晚上因思念对方而不能成寐,在庭院中徘徊的情形,意境很美。《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
仅存残文的《协和婚赋》、《检逸赋》写男女之情,有时显得很大胆。前者中如“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之句,后者中如“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君”之句,其大胆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辞赋中未有的。这里同样可以看出东汉末文人的思想特点,而且,后来六朝宫体文学与之也有遥遥相承的关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边让的《章华台赋》。边让(?—约桓、灵时期,明写楚灵王在章华台的游乐,暗寓批判桓、灵时屡兴宫室劳民伤财之意。其锋芒虽不及《刺世疾邪赋》、《述行赋》那样锐利,方向是一致的。它篇幅不长,文字简洁,具有抒情小赋的特征。
东汉中后期抒情小赋的兴起,在辞赋演变史上的意义至关重要。但就整个汉赋的情况来说,还没有足够数量的优秀作品取代传统大赋的地位。这有待于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节 以五言诗为主的文人诗歌的初步兴盛

在汉代文人文学中一向并不显得重要的诗歌创作,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乐府民歌的长期影响与时代、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初步兴盛的局面。尤其是五言诗,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这个时期的文人诗歌依然不足以取代辞赋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因而为魏晋南北朝以五言诗型为主体的文人诗歌的高度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歌的内容,同这一时期的散文、辞赋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即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精神,一方面注重抒情表现,而歌功颂德之风亦已消歇。当然,作为诗歌,前一方面的内容不那么普遍,但仍有一些——特别是东汉后期的——作品,表现得十分强烈。如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通过鸱与凤的比较,指斥无耻之徒,歌颂正直之士;赵壹《刺世疾邪赋》所附的两首五言诗,同赋作一样激烈地批判社会的昏乱和不公平,感叹贫士虽贤而无所用的命运;而仲长统的《显志诗》,更公然宣称:“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寄愁天上,埋怨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充满了反叛和异端精神。
在抒情表现方面,东汉中后期的文人诗广泛地歌咏了夫妇或恋人相思离别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乡之情,尤其是对于生命短促的感伤和紧紧抓住这短暂人生的欲望,既反映出时代的生活气氛,也开拓了中国古典诗的题材。特别是人生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中心主题。
在本节中,我们将主要介绍五言诗的情况,但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对七言诗的情况作必要的交代。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写作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虽然我们不能说在此以前已失传的作品中绝没有这样的诗篇,而且《四愁诗》的个别句子尚有脱胎于楚歌的痕迹,但它在七言诗型发展史上的意义,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四愁诗》的第一节: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全诗共四节,以下三节是歌辞略作变化的重奏(如首句“我所思兮在太山”改为“在桂林”、“在汉阳”、“在雁门”),具有浓厚的民歌风格,显然受到《诗经》中民间歌谣叠章手法的影响。诗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寻找自己之所爱,却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怀忧愁,表现出对美好爱情的深沉思慕,写得婉转动人。这也是七言诗型第一次被用来写情爱题材,七言句式语调曼婉悠长的优越性,在这首诗中得到了表现。《文选》载此诗,前有后人所加的小序,谓此诗乃因作者郁郁不得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恐系迂儒之见,未必合于张衡的本意;即使张衡确有此意,他能写出如此真切热烈的恋歌,无疑也是有着生活体验和审美趣味的背景的。
在马融的《长笛赋》之末,也系有一首七言诗。虽然这不是独立的作品,质量也不高,但它已完全消除了楚歌的痕迹,在七言诗史的初期,仍是值得重视的:
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符便易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来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
另外,李尤残存的《九由歌》也是一首七言诗,其断句云:“年岁晚暮日已斜,安得壮士翻日车。”上述几首诗都是东汉中期的作品,东汉后期在七言诗方面无甚表现。这说明,七言诗虽然又有明显进步,但步调仍然缓慢。
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张衡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声歌》,是班固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诗,而且较之班固,语言技巧更为成熟: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
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这是一首以新婚女子口吻表现情爱题材的五言诗,但又和班婕妤的《团扇诗》不同:女子不再用团扇之类象征物自比,而是直接露面,内容也不是表现宫怨,而是大胆地述说新婚生活的快乐。这可以说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女欢爱之情的五言诗。其中“思为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为人们所喜爱。诗中男尊女卑的意识很强,但《乐府解题》认为这诗是“喻臣子之事君也”,乃是迂阔之见。与此诗内容相类的描写,又见于张衡的《七辩》,可见描写这种生活情景,在张衡来说并非觉得有什么忌讳,必须套上一个大题目。其实,张衡的诗所存虽不多,喜描写男女情爱的特色却很明显。除以上举出的七言、五言诗各一首外,四言诗如《思玄赋》所附一首,是写怀春女子对恋人的埋怨;仅存片断的《秋兰》诗,是写作者对“美人”的思慕,都有语言清新典丽、抒情委婉动人之长。就是在传统的楚歌里,如《舞赋》和《定情斌》所附的歌,也有这样的特点。总之,张衡在各种诗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爱的内容,引起了汉代文人诗风的重大改变,并由此而促进了五、七言诗的成熟,这两方面对汉代文人诗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汉代乐府诗中,保存有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都是五言诗体。二位作者的生平均不详,一般认为是东汉中期或后期的文人。另外蔡邕也作有《饮马长城窟行》(此诗或作“古辞”)。汉代乐府诗除“郊庙歌辞”之类,留有作者姓名的很少,魏晋以后则变得普遍了。这正说明乐府诗的创作也开始受到文人重视,文人开始乐于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诗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羽林郎》)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
“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董娇娆》)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饮马长城窟行》)
《羽林郎》可以看出在故事结构、对话、夸张风格等诸方面都模拟了乐府民歌《陌上桑》。《董娇娆》假借桃李花与采桑女子的对话,对自然的无穷循环和人生的短暂不再的对比发生感叹,其借助对话展开内容的写作手法及语言风格都是民歌式的,但诗中的内涵、情感,却同《古诗十九首》一样,具有文人的特色。《饮马长城窟行》则又是一种情况:诗中写一位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和接到丈夫书信的情形,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得朴实而动人,这同乐府民歌十分相近;语言方面,粗看好像也是朴素的民歌风格,细读才觉得其实是颇为讲究而精致的。特别是前八句,修辞的运用非常巧妙,给人以缠绵不尽之感。这八句两句一转韵,在诗歌中亦属创格,增强了艺术效果。总之,通过以上三首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可以大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和文人在民歌基础上的改造与提高。蔡邕另外还有一首《翠鸟诗》,以翠鸟为象征,表达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护的感激之情,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名作。
东汉后期秦嘉夫妇之间相互赠答的诗篇,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夫妇以诗相赠,并有意识地使其在社会中流传(否则不会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及这种作品,都是过去所未有过的。下面是秦嘉三首五言体《赠妇诗》的第一首。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
可见这是别妻之作: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
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
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诗中用明白通俗的家常语言,将夫妇之情娓娓道来,令人感动。这种日常性内容和通俗化表现,显然也是汉代诗歌中新鲜的东西。这表明诗歌的抒情内涵的扩大。
其妻徐淑的答夫诗颇为特别。它虽然每句都是整齐的五言,却又在每句中嵌一“兮”字,实为骚体与通行五言体的混合。其风格也具有通俗易晓和真挚流畅的特征。
除了上述知道作者姓名的作品,汉代还产生了不少不知名文人的五言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同时标志了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新阶段。
《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于何时,由何人所作,有过种种不同说法。《文选》对这些诗不标作者,而差不多同时由徐陵编成的《玉台新咏》则将其中八首列为枚乘之作;另外,稍早一些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又提到其中一首被人们认为是傅毅之作。但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大都是曹植、王粲等人所作。这些说法都无法加以确切的证明。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作者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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