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东汉前期思想界的荒诞迷信，比较西汉后期更为严重。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在这种乌烟瘴气之中，首先起来进行勇敢反抗的是桓谭。桓谭（？—５６）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宿县）人。东汉立国之初，他一再上书请禁谶纬，几遭杀身之祸。桓谭著有《新论》一书，其主旨就是反对迷信思想。其书已失传，存有不少片断。王充对《新论》评价很高，说：“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论衡·佚文篇》）又说《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篇》）。可以说，桓谭正是王充的先导。
王充（２７—约９７）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他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唯一留传至今的，是《论衡》八十五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正是在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的。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五章 东汉中期至后期的诗赋与散文
我们这里说的东汉中期，指汉和帝永元元年（８９）至汉质帝本初元年（１４６）；东汉后期，指汉桓帝建和元年（１
至汉献帝兴平二年（１９５）。东汉王朝，实际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又改元为延康元年）才正式结束。不过在文学史上，通常把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归为魏晋文学的范围。活动于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交替时期的作家，按照习惯，有些划入汉代，有些划入魏晋，而实际两者之间是彼此交错的，这一点需要注意。从总体上说，东汉中期是汉代文学走出低谷、渐渐复苏，文学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东汉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
东汉中、后期，社会形势、政治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本编的《概说》中所介绍的，从外戚、宦官擅政引起士人的抗争开始，以不断强大的士族集团力量与皇权之间的抗衡为中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发生了激烈而错综复杂的斗争，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开始瓦解乃至崩溃，社会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与此同时，维护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官方的正统儒学也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失去了对社会人心的控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人们于迷惘与痛苦之中，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人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思考，个体意识渐渐抬头（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概说》中详加论述），文学也随之发生变化。弥漫于东汉前期的歌功颂德之风逐渐减弱，以散文为主体（包括辞赋和诗歌在内），发起了对于腐朽的统治、对于社会黑暗现象和官方统治思想的有力批判，于是形成汉代文学中第三代政论散文——批判性的政论散文；以辞赋和诗歌为主体（包括散文在内），更注重于自由地抒发情感，宣泄痛苦与苦闷的情绪，表达对于各种人生欲望的追求。于是出现了不少新的文学题材。不但产生了许多在东汉前期受到阻遏的表现男女欢爱之情的作品，还出现描绘女性美乃至带有明显情欲倾向的内容。以历史的眼光看，应当注意到这是在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瓦解过程中产生的进步现象。
适应于抒发情感的需要，文学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辞赋领域内，大赋的创作趋向衰微，抒情小赋不断兴起，显示取代大赋成为辞赋文学主流的趋势。诗歌领域内，五言诗经过长期的发展，在东汉后期迎来了成熟与丰收。这个过程，乐府民歌与文人创作大体是同步的。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的文人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东汉中后期文人身份的变化也值得注意。我们说过：西汉中期的文人，主要是宫廷文学侍从；西汉后期、东汉前期的文人，主要是学者兼官僚的类型。但这一类学者兼官僚，大都与最高统治集团比较接近并较多受他们的控制与支配，因而多少具有御用文人的色彩。而东汉中后期的文人，有些是平民身份的“士”，有些是普通的学者和官僚。就此而言，这也开了后来中国文人以平民、普通学者与官僚为主体的先河。文人身份的这一变化，使他们较之前代文人更有可能进行独立思考和表述个人见解，无疑也有助于推动文学的抒情化与批判化倾向。
第一节 批判性的政论散文
自东汉中期王符写作《潜夫论》，到东汉后期，又出现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著作，形成汉代第三代政论散文。这些著作既不像西汉前期以贾谊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政论散文，以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政方案为中心命题，也不像西汉后期以谷永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政论散文，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推论政治的得失，而是具有尖锐的批判性。它们可以说继承了桓谭、王充等人散文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但又已把批判的对象从迷信思想转向更具体更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风格方面，它们继承了汉代散文一直在发展着的骈偶化传统，文章更为整齐工丽。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终身不仕，以“潜夫”自号。《后汉书》本传说他出身寒门，且为人耿介，不同于俗，遂不能得到当途者的荐引，又说他：“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议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敗锴椋阋怨奂笔闭纭薄！肚狈蚵邸返呐校婕岸褐衅诘恼巍⒕隆⒕谩⑽幕雀鞲龇矫妫纭陡〕奁放辛说笔薄熬┦笃荨钡纳菝抑纾冈鹚恰耙路迹涤呗冢莨踔啤保扒罴雒遥嗫溥濉保耙击现眩浦丈碇怠薄Ｓ秩纾凇堵廴倨分校醴辛说笔钡拿欧е贫龋渌翟凇堵酆狻分型醭湟丫从沉撕雷搴拖缸逯搅送醴懦浞值赝嘎冻稣庖坏笔鄙缁峤准侗浠南ⅰ４送猓凇肚狈蚵邸分校醴贡泶锪怂杂谌诵缘囊恍┬碌乃伎迹纭妒湍哑匪担�
且夫一国尽乱，无有安身。《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言将皆为害，然有亲者忧将深也。是故贤人君子，既忧民，亦为身作，……仁者兼护人家者，且自为也。
王符用为他人兼为自身来解释“仁者”之心，虽不是什么新颖的思想，但在当时，却是对于统治学说中关于抽象道德的美妙大言的一种挑战，并且也与东汉中期文人的个体意识的萌芽有关。《潜夫论》的文风不像《论衡》那么平易明快，而是更加富于骈俪色彩，如《交际篇》如下一节，即用两组非常工整的对偶句构成：
夫与富贵交者，上有称誉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今使官人虽兼桀、跖之恶，苟结驷而过士，士犹以为荣而归焉，况其实有益者乎？使处子虽包颜、闵之贤，苟被褐而造门，人犹以为辱而恐其复来，况其实有损者乎？
东汉后期产生了更多的、批判性更强的政论文，其代表作家有仲长统。仲长统（１８０—２２０）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据《后汉书》本传说，他为人“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可见是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物；又说他“每论说古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昌言》全书已佚，仅《后汉书》本传等载有部分篇章。仲长统实际是生活于汉王朝已名存实亡、社会大动乱的建安年间（公元１９６为建安元年，他当时十七岁），所以他的思想更为解放，言辞也更为锋利。从《昌言》残存的篇章来看，仲长统或批判图谶迷信，或批判社会风气，或批判外戚宦官，或批判门阀制度，其锋芒几乎遍及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骈俪色彩很浓，具有工丽整齐的特色。《理乱篇》的下面一段话，颇可概见其文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的特色：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
文中批判了豪门之奢侈，用的几乎完全是骈文。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