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除了《人间词话》，还有《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均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五四”是“文学革命”的时代，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的引进和新学说的提出，激进地否定整个封建旧文学的态度，使得这一时代的文学思想丰富多采而看起来全然不同于以往。
但是，它的某些基本主张，毕竟还是和历史上我们所说的“变异因素”相联系的。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下，“文以载道”首先失去了它的“道”；但当李贽说出“不知孔子何自可尊”时，一种历史的要求已经隐伏下来了吧！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固然不像周作人所说只是晚明性灵派主张的“复活”，但从具体要求来说，诸如“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避俗语俗字”这六条，确是和性灵派的诸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等基本主张相通的。从人格的真诚求文学的真诚，是“童心说”的根本，而“童心”也再度成为“五四”时期众多文学家的呼唤，如王统照诗所写：“我狂妄般的咒恚人间，他们为什么将我的童心来剥夺了？”（《童心》）不过，真正“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鲁迅《论睁了眼看》），需要深刻的思想和巨大的勇气，像鲁迅那样，是很少有人达到的，但它终究成为中国文学中越来越重要的尺度。
当然，“五四”时代的文学思想有很多重大的发展变化，只是这已不在我们的论说范围了。
九、“五四”新文学所处的历史环境仍然是艰难的，前人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在这里得到根本的解决，历史仍然保持着它的巨大惯性。在这一意义上，也需要把“五四”新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史上连贯的一环。
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压迫、由此提前发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三种力量重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远未来得及产生足以支撑民主共和制度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以前更显得黑暗，这便是鲁迅所感叹的从奴隶而变为“奴隶的奴隶”的处境。
自清后期以来，中国社会便为多种历史要求的并存和相互牵制乃至相互冲突而困扰：抵抗外国侵略、吸收西方文化、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族主义、主张个性解放、重视社会责任……。有些东西从道理上似乎可以解释成并不矛盾的，如吸收西方文化与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然而放在复杂的现实中就远远不是如此简单。在这种条件下，作为历史进步的主导方面——反对封建专制和建设新文化，就会遇到格外多的困难，它常常不得不让位于社会的其他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至迟从晚明算起，就已经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出现思想文化的蜕变，但这种变异因素与前者一样生长缓慢而难以成熟。到了清末民初之际，投身于社会变革的知识阶层不得不大量引入西方思想文化来满足中国自身的需要。但这和古代已经发生过的文化引进不同，这是一次生硬的嫁接，中国社会的状况虽说能够接受却也难以充分消化引入的东西。像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特征之一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当时就难以找到生长的土壤。它很容易被有意和无意地解释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思想。又譬如“自由”曾经是清末反抗专制的基本口号，而革命者陈天华却告诉人们：“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说“自由”却先把个人排斥在外，这是很怪特的解释，但在中国实在又并不奇怪。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五四”新文学运动虽然一度很快地高涨起来，也获得了显著成就，却未能持久，很快又消退下去。文学作为一种创造生活、改进民族文化的力量，并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发扬，对封建势力的冲击，其成效也非常有限。在艺术上，它虽然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却实在没有创造出多少真正是伟大的作品。出于各种原因，作家们总是处在很急躁的心理状态中，总是感觉到社会的无情挤压。
尤其可悲的是，具有封建文化特色的专断与霸道，也很快在一些新文学作家的身上表现出来。他们自觉成为“革命”的代表以后，便在那里以极具威胁的口气判决异己。鲁迅曾自测该得的刑罚，是“充军到北极圈内去”（《“醉眼”中的朦胧》），语带嘲弄，却并非夸张。对于长期的专制历史造成的封建势力的顽固性，鲁迅具有异常深刻的洞察力，他的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以沉重的心情揭示了处于迅猛转折时代的先觉者的悲剧命运。来自似乎是同一阵营的威胁，对于他大概是再次证明了“专制永长，昭苏非易”（《〈越铎〉出世辞》）吧。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把“五四”新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来理解都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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