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雨花》三十回，成书于顺治八年（1651），梁溪（今江苏无锡）陶贞怀作，亦有人认为系他人伪托。全书的宗旨，卷首《原序》说明是“悯伦纪之棼乱，思得其人以扶伦立纪，而使顽石点头也”。书中“扶伦立纪”之人，便是“武曲星”下凡的左维明。全书以他为核心，一方面写明末政局的混乱，“忠”、“奸”对立的斗争，以及左维明为官的各种事迹，直至他随明亡殉节而死；另一方面也以大量篇幅写他的家庭生活，并由此描绘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女儿左仪贞。书中弥漫着封建说教的气氛，尤其左维明的形象，无论在官在家，都表现出一个极端化的封建道德标本的僵硬姿态。这是明末清初社会思想变化的反映，也是自身受封建道德压迫最深的女性在文字形式上对社会观念的认同。但在强烈的封建说教氛围的笼罩下，书中还是包含了若干从女性的生活直觉出发的合理而有价值的东西。许多故事客观上反映了妇女依附性和受压迫的地位，以及她们悲惨的生活处境；在描绘左仪贞等女性形象时，赞美了她们的聪明才智，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她们对父权和夫权的非人性压迫的反抗。不过总的说来，《天雨花》给人的感觉还是陈腐和压抑居多。
在长篇弹词中最受人们称赏的是乾隆时期产生的《再生缘》，全书二十卷，前十七卷为陈端生作，后三卷为梁德绳所续，最后由侯芝修改为八十回本印行，三人均为女性。陈端生（1751—约1796），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陈兆仑曾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总裁，有文名。端生于十八至二十岁时写成《再生缘》前十六卷，后嫁范菼；范氏因科场案谪戍伊犁，端生在此后续写了第十七卷，便不再写下去了。
《再生缘》的故事头绪繁多，富于变化。大要是写卸职还乡的大学士孟士元有女孟丽君才貌出众，许配云南总督皇甫敬之子皇甫少华，国丈之子刘奎璧欲娶丽君而不得，设计陷害孟与皇甫两家。丽君女扮男装出逃，考中状元，并因连立大功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位极人臣。在此过程中刘氏败，皇甫少华亦因丽君之荐立功封王。一般故事到此应进入“大团圆”，然而陈端生却写孟丽君因各种缘故，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与父母相认、与少华成婚，最后皇帝得知内情，欲逼其为妃，丽君气苦交加，口吐鲜血。大约陈端生难以为故事设计满意的结局，遂就此搁笔。梁德绳所续仍以“大团圆”陈套收场，殊无意味。
《再生缘》的故事模式，是常见的忠奸斗争加上婚姻纠葛，书中人物行为的根据亦不出正统的伦理范围，看起来好像颇为陈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陈端生是个有才华而且很自信的女子，她通过孟丽君这一主要人物形象，传达了自己的人生梦想。这不仅表现在孟丽君的才能和功业上，而且正如陈寅恪《论再生缘》所言，书中写孟丽君以男子身份居高位后，违抗御旨，不肯代皇帝脱袍，面斥想要认女的父母，接受皇甫敬、少华父子的跪拜，“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只不过她的方法，是利用封建道德教条来反对封建秩序，书中所公开标榜的正统伦理成了似是而非、只要对己有用就可以随意搬弄的东西。而故事写到孟丽君身份暴露后无法再继续下去，根本上是因为作者不愿让孟丽君回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上述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挣脱封建伦理对于女性的束缚的要求。
陈端生活跃的、不受传统拘禁的思想，使她的创作显得富有灵性和生气。《再生缘》虽然是一部传奇性的作品，整个故事完全出于想象和虚构，但情节的开展，却并不让人觉得生硬。描写人物也较为细致生动，包括写忠奸斗争的部分，正反两面人物的品格也不是极端化的。它的结构尤为研究者所称赏，尽管头绪纷繁，却处理得毫不紊乱，故事写得跌宕起伏而严谨清楚。当然，作为一个青年女子在闺阁中驰骋想象之作，脱离生活真实的地方终究是不可免的。
《笔生花》二十二回，邱心如作，刻于咸丰初年，述明代女子姜德华为逃避点秀女而乔扮男装出走、建功立业故事。此书深受《再生缘》影响，但作者针对《再生缘》不合“三从四德”的“缺陷”，强调了正统道德规范，思想陈腐。不过在为女性张目这一点上，它和《天雨花》、《再生缘》等女作家的创作是一致的。
以上几种都是所谓“国音”的弹词，这种弹词作为书面读本的意义更为重要。吴音的弹词则广泛运用于实际演出，较著名的有《玉蜻蜓》、《珍珠塔》及《三笑姻缘》等。流行于其他地方的弹词别支，也有些较著名的作品、如广东之“木鱼书”中有《花笺记》，福建“评话”中有《榴花梦》。后者共三百六十卷七百二十回，虽然成就不高，论篇幅却是中国文学中惊人的巨制。
鼓词的主乐器是鼓，在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已经写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种演艺，大约就是鼓词的前身。鼓词的形式与弹词很相近，也是说的部分用散体，唱的部分用韵文。不过它的韵文除了七言句外，有很多十言句（三、三、四节奏），为弹词所无。
现存最早的鼓词，为明代诸圣邻所作《大唐秦王词话》（一名《唐秦王本传》、《秦王演义》），八卷六十四回，述唐太宗李世民征伐群雄、统一天下事。直接用“鼓词”为名的，则始于明末清初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但只有唱没有说，内容是借历代兴亡宣泄牢骚，与一般演说故事的鼓词不同。
传世鼓词中主要的一部分，是依托历史讲述战争故事、英雄传说的，其中《呼家将》比较著名。有些系根据小说改编而成，如《杨家将》、《三国志》、《忠义水浒传》等。这一类鼓词的篇幅都比较大。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另外也有写才子佳人式的恋爱故事的，如《蝴蝶杯》、《二贤传》等。鼓词作为民间的娱乐，在北方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但作为文学创作的价值不高。
鼓词中还有一个分支，习称为“大鼓”，是只唱不说的。
它最初可能是艺人从鼓词中摘取一段来演唱的形式，后来逐渐兴盛，并有人专门为之写作，遂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曲艺品种。还有一种“子弟书”，也是鼓词的分支，由八旗子弟所创，故名。子弟书有文本传世，乐曲已失传，大鼓则至今还是北方民众喜爱的曲艺形式，并流衍为众多的地方品种。
在说唱艺术方面，很多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作品流传。
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格斯尔传》及《江格尔》等，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民族史诗。对于这些作品及其与汉语文学关系的研究，尚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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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间歌曲
民间歌曲的繁盛，同城市规模的扩大、娱乐性消费的增长关系最大，所以清代民歌流传的数量远较明代为多。刘复、李家瑞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各地“俗曲”单刊小册六千余种（包括地方小戏之类），而郑振铎说他曾“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一万二千余种”，而这还“仅仅只是一斑”（《中国俗文学史》），可谓洋洋大观（当然，这和时代较近也有很大关系）。清代俗曲的总集最重要的有《霓裳续谱》，颜自德选辑、王廷绍编订，收曲词六百余首，刊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白雪遗音》，华广生辑，收曲词七百余首，刊刻于道光八年（1828）。
清代俗曲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根据戏曲剧本改定的，有写民间风俗的，有写诙谐嘲戏的，有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比较集中又最有文学趣味的，仍是情歌一类。作者的情况，如王廷绍在《霓裳续谱序》中说：“或撰自名公钜卿，逮诸骚客，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谣。”也就是说，所谓民间俗曲，不一定产生于社会下层，只是情调的市俗化和语言的浅露是其基本特征。
清代民歌俗曲中有不少是写女子思嫁的，反映了旧时女性对美好的婚姻生活的盼望，收入《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刊于乾隆九年，为现知最早的清代俗曲集）中一组《两头忙·闺女思嫁》写得最为活泼细致。它共用二十五支小曲组成，从思嫁、提亲到成婚，以大胆显豁的语言刻画了女子的心理。第一支曲（引曲除外）传唱甚广：
艳阳天，又（表示前句重复），桃花似锦柳如烟。见画梁双双燕，女孩儿泪涟，又。奴家十八正青年，恨爹娘不与奴成姻眷。
男女相思是民歌永远唱不完的题目，而人们也永远有新鲜的语言和新鲜的想象来歌唱它。《霓裳续谱》的《寄生草》曲子中，就有很多佳作，如下一首：
人儿人儿今何在？花儿花儿为谁开？雁儿雁儿因何不把书来带？心儿心儿从今又把相思害，泪儿泪儿滚将下来。天吓天吓，无限的凄凉，教奴怎么耐？
这是很浅近的歌曲，但情调却很动人。
民歌的抒情表现通常是大胆而直露的，但有时也写得蕴藉而微妙。下面是《白雪遗音》的《剪靛花》曲子中的一首：
姐儿房中自徘徊，一对蝴蝶儿，过粉墙飞将过来。哎哟！姐儿一见，心中欢喜，用手拿着绔扇将他扑。绕花阶，穿花径，扑下去，飞起来。眼望着蝴蝶儿飞去了，只是个发呆——我可是为甚么发呆？
这首歌描摹了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小景，语言也很拙朴，但写到最后一句，才隐约点出诗歌的真意。诗中扑蝶女孩忽然呆立、某种情思无意间袭上心头的场面，给人以深长的回味。
清代有些文人也曾做过类似于冯梦龙辑录《挂枝儿》、《山歌》的工作，如李调元辑有《粤风》，招子庸辑有《粤讴》，黄遵宪辑有《山歌》，都是广东一带的民谣，但数量比《挂枝儿》、《山歌》少得多。这些民歌经过文人之手，难免会有所润饰，所以有些歌谣看似朴素，却又显得清新简练，以《山歌》一首为例：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中心只说郎。
和明代的情况一样，清代民歌俗曲也主要是酒楼妓院中所唱，难免有些不太健康的成分。
在与整个时代的文学的关系上，清代民歌所起的作用不像明代民歌那么重要。清代文学总体上偏于雅化，文人虽然偶尔写些小曲，但只是游戏之笔，并不看得很认真。直到清末的黄遵宪才对此真正有些重视，但那已经是很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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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清代后期的诗词文
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动荡、迅疾变化的过程中。以诗文为主的传统文学形式，由于自身历史的束缚，已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对一部分诗人来说，它也难以充分表现激烈的情感活动。所以到了清末，与“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一起，出现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但这种“革命”仍是不成熟的探索。在新文学形式出现以前，作者们仍然只能在旧的形式中朝不同方向寻求变化，以顺应现实的需要。所以，作为古代文学最后一个阶段的诗文创作，面貌显得纷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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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清代后期的诗
一、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第一次反抗西方侵略失败的耻辱纪录，既暴露了清政权的腐败无能，也宣告了中国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它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极大震动。这一时期留下了众多揭露时弊和抒发忧国之情的诗篇，作为时代的纪录，有其特殊意义。
以虎门禁烟而名垂史册的林则徐（1785—1850），并不以诗著称，但由于地位与经历的关系，他的诗作对了解鸦片战争前后的形势有重要的价值。他谪戍伊犁时所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出嘉峪关感赋》等，表达了忧念时事、以身许国的热情。前一首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他常吟诵的句子，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正直的政治家的心迹。
反映鸦片战争史实的诗篇，著名的有贝青乔的《咄咄吟》，由一百二十首绝句组成。作为作者投效扬威将军奕经军中所见所闻的纪录，这些诗在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与落后、反映士兵的生活与心理方面，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外，张维屏的《三元里》纪述了广州三元里乡民围困英国侵略军的经过；朱琦的《关将军挽歌》歌颂爱国将领关天培，都广为人知。同类诗歌还有很多，不一一提及。这一类诗作往往有思路简单、叙事浅直的弱点，所涉及的问题也多停留在表面。但它们不仅反映了那一段特殊历史的面貌和人们悲愤的心情，也进一步推进了自龚自珍以来以诗歌纵横议论时政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