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服膺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他宁可怀抱这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
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如果说屈原在政治上受儒家学说影响较多，那么他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孤立的处境中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却与提倡“中庸”的儒家文化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屈原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被放逐，但直接的理由却是肮脏的“谗言”。这意味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对他的人格作出否定。然而诗人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拥有美好的品格。一部《离骚》中，通过大量的关于美人、香草等富于象征意义的辞藻铺陈，通过上天下地驱使神灵的辉煌奇幻的场面，通过反复表述自己的心迹，重建了崇高的诗人自我形象。另一方面，当诗人意识到他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这同我们在《诗经》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汉代的班固站在正统的儒家立场上，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实际是看到了《离骚》的一种特点。不过他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已。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述及《哀郢》、《怀沙》时，并未提到“九章”一名，所以宋人朱熹认为这是后人将屈原九篇作品辑录为一卷而加上的总名，现代研究者也大多信从此说。其中《思美人》以下四篇，研究者或以为出于伪托，但无法确定。
《九章》的内容都与屈原的身世有关，这与《离骚》相似。但每一篇的篇幅较《离骚》短得多；所涉及的事实是生活中具体的片断，不像《离骚》是综合性的自叙；使用的手法以纪实为主，较少采用幻想的表现。
在《九章》中，《橘颁》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深固难徙”的品质，以表现自我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黏滞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从而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其他篇章，多为屈原在放逐期间所作。《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窜逐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诗中叙写作者南渡长江，又溯沅水西上，独处深山的情景。其中一段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
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诗人抓住带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写出深山密林嵚崟幽邃的景象。这一景象，又恰到好处地衬托了诗人寂寞而悲怆的心情。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２７８）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郡以后。屈原在流亡队伍中，亲眼目睹了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思前瞻后，百感交集，以极沉痛的心情写下这首诗，哀叹郢都的失陷。
诗歌从质问苍天开篇，突兀而起，一下子将读者引入国都残破、人民罹难的悲惨情景中。而后以郢都为起点，由近到远，写出流亡过程中一步一回首，一步一挥泪的沉痛情感：“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诗人越行越远，郢都高大的乔木和矗立的城门都已在视线中逐渐消失了，悲伤的泪水不觉像雪珠一样纷纷洒落。最后，“乱辞”写道：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以动人心弦的怀念之情，返回故乡、重振家邦的愿望收尾，既照应了题目与开篇的内容，又给人无穷回味，全诗达到完美和谐的境界。
《怀沙》一般认为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在作出最终的选择以后，诗人一方面再次申述自己志不可改，一方面以更为愤慨的语言指斥楚国政治的昏乱，表现出对俗世庸众的极度蔑视。“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他甚至把众人对他的压迫，比作群犬乱吠。诗最后说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类”有今所谓“榜样”的意思。诗人希望世人能够从自己的自杀中，看到为人的准则。
《九章》的大部分都反映了屈原流放生活的经历，是研究屈原生平活动的重要材料。这些诗篇善于把纪实、写景与抒情相结合，以华美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写出复杂的、激烈冲突的内心状态。
第四节 《九歌》、《招魂》及《天问》
《九歌》、《招魂》、《天问》三部作品，都不直接涉及屈原本人的生活经历。前二种与楚地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有密切关系，后一种却是对神话传说和社会历史的质疑。但这三部作品，又从各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屈原的个性和思想情感，同时也是研究楚文化的基本材料。
《九歌》的名称，见于《左传》、《离骚》、《天问》和《山海经》，可见这是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九”表示由多篇歌辞组成，不代表实际篇数。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
十一篇中，前十篇各祭一神，末篇《礼魂》，则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曲。所祭神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１）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中最尊贵者，即天帝）、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管寿命的神）、少司命（主管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
（２）地祇：湘君和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山神）。
（３）人鬼：国殇（战亡将士之魂）。
《诗经》中的祭祀乐歌，都是庄重而显得板滞的；人与神之间，相隔遥远。《九歌》则不同。它用富丽的语言，描绘出盛大的、活泼而亲切的祭礼场面。神灵由巫师扮演，周围的人群伴随他（她）或歌或舞，在敬神娱神的同时，起到娱人的作用。那些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他们对人保持善良友好态度，又同人很亲近，毫无可畏之处。这些都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
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在诗中又都呈现会合无缘、彷徨怅惘的状态，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怀疑。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屈原自己人生失路、孤独凄凉的心情。如《湘君》、《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相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湘君》开头写道：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
波兮木叶下。
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不安融为一体，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全诗将方位的变动（山阿——山上——山间），气候的变化（晴朗——阴晦——雷雨大作），情节的推进（赴约——候人——失恋），心灵的波动（喜悦——惆怅——怨愤）结合起来，写得情景交融，和谐动人。其中写到山鬼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望不见人影，她想到的是“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呢！最后一节是：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已经到了深夜，雷鸣电闪，风雨交加，落叶飘飞，猿鸣凄戚，山鬼依然彷徨伫立，不肯离去。在北方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失恋的歌，但绝没有如此强烈、固执、不顾一切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山鬼》中这种描写，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表现对恋爱对象的忠贞（其实在《湘君》、《湘夫人》的结尾，都有与对方决绝、另有所求的表示），而是像“岁既晏兮孰华予”所表示的，是对生命应有的美好的追求。这也很能显示楚文化的特点。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在这失败的悲剧中，写出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诗人的礼赞，既呈现了楚人刚毅的性格，也寄托着他对祖国复兴的期望。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包含着先秦文学中少数几篇完全以神话为素材、又经过文学化的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作品。它虽然没有《离骚》那样壮阔的场面，但语言的精美、抒情的细致，尤其景物与情感的相互融合与衬托，却是别具一种长处。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王逸《楚辞章句》却列在宋玉名下。今人多从司马迁之说。所招为谁何之魂，又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说是屈原自招其魂，一说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多数研究者持后一种说法。
“招魂”本是楚地一种习俗。诗人借用此种风俗，以奇异的想象，写出这篇奇异的作品。全篇除开头一段引言说明招魂原因外，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假托“巫阳”之言，竭力渲染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天上、幽都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诗人的笔下，各种吃人食魂的鬼怪，凶残狰狞的毒蛇猛兽，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诡异恐怖的图景。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以招魂归来，辉煌的殿堂，华贵的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又是那样耀人眼目，动人心魄。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
《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它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以后在鲍照、韩愈、李贺等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招魂》这一特点的再现。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当时是已经有了现存答案的，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的答案。像尧舜，不仅在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而且在《离骚》、《九章》中也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在《天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
我们必须注意：任何社会，不论处在如何幼稚的认识水平上（其实，从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立场来看，任何时代的有限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幼稚成分），都需要而且必然地对自然、社会、历史提出某种系统化的解释。打破这种解释，对现存答案提出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人类的认识不断进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而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虽然开展了百家争鸣，但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因而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由于《天问》是一部思想性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