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桐城派古文的流变
桐城派古文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但并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同时，它也顺应时势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人以其书室名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后辞官，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又编有《古文辞类纂》，流布极广。
姚氏古文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他的长处是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总结性、具体化的工作。
第一，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在古文理论中加入考证，这是对当时气势正盛的汉学的让步。姚氏本人也做考证研究，有《郡县考》等，但根底不深。他所说的“考证”涵义较广，主要是指做文章所需要的一种学养和辨明事实的功夫，而不专指作为学术研究的考证。
第二，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前四者之后，摆脱后四者的束缚，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这基本上是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的旧东西，姚鼐把它们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密化了。
第三，姚鼐上承《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体性》、《诗品》、《沧浪诗话》等对于艺术风格问题的探求，以简驭繁，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在《复鲁絜非书》中，他以一系列的譬喻来描绘二者的不同。较之西洋美学概念，大致“阳刚”近于“崇高”，“阴柔”则近于“优美”。同时，他还指出阳刚、阴柔因不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变化，虽各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本人的文章，说理、议论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写人物和景物，也间有生动之笔。如《袁随园君墓志铭》，文字端谨，既写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点，又寓褒贬之意，《方染露传》近似于此。他的游记颇重文采，不像方苞为了追求庄肃雅洁而显得板重。《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虽乏独创之力，尚有文字凝炼简洁和刻画生动之长。前者“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写黄昏登山远眺所见；后者“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写潭中大石，都是漂亮的文笔。下面录《登泰山记》中观日出的一节：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姚鼐是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性却很聪明的人，桐城派由于他而声势大张。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由此桐城派几乎发展到全国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
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另外，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体例清楚，选择较精，并附以评论，便于学习掌握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要旨，此书流布天下，也极大地助长了桐城派的声势。学者们看不起桐城派，原因之一是它的熟套，而这种熟套却正是桐城派获得众人趋从的重要法宝。
在正统“古文”的系统中，沿桐城派之流而别开蹊径的，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带人士而得名。张的情况已见于前。恽敬（1757—1817）字子居，乾隆举人，官吴城同知，有《大云山房文稿》。恽、张二人曾从刘大櫆的门人钱伯坰受古文法，本应该算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们原先都从事考证之学并长于骈文，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故稍稍示异：一是取法较广，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统”之外，还兼取子史百家；
二是反对在字句上过于斟酌取删，笔势较为放纵；三是把骈文的笔势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骈文的博雅工丽。但他们的思想都很陈腐，这一点变化未必能带来多大的收获。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故影响微弱而短暂。
三、正统“古文”以外的散文
清中期与桐城派异趣的散文家，有袁枚、郑燮等。郑燮的家书写得很随意，讲些日常琐碎之事，多用口语，令人喜爱。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有云：“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如此语气，直非文人之笔。而袁枚的散文尤有特出成就。
袁枚对于古文其实是很自负的。但他厌恶一般古文家动辄以“明道”欺人，赞同南宋学者郑樵“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的言论（见《答蕺园论诗书》），又爱好骈文，自然不能与一般的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相提并论了。他的文章，以思想开明、感情真挚为基本特色。如早年所作《郭巨论》，对非人道的“孝道”痛加鞭挞，很有一种少年意气；《所好轩记》言读书之乐，不故为高论，也不讳言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等等平凡的情欲，与张岱自述同趣。《祭妹文》在往日琐事的回忆中寄托凄恻之情，尤为真切动人。相比于桐城派同类文章必先称述人物德行，而所谓“德行”又大抵是压抑人性的正统道德，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取向。值得注意的是，袁枚此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相当近似，而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不取《祭十二郎文》，这也反映出他们对“古文”的理解是不同的。正统“古文”的路径越走越窄，也由此可见。
以技巧性而言，《随园记》在袁枚散文中颇为出色。文笔自然流转，不见用力，而文气完足，又让人觉得结构颇严谨，表现了相当的修养和才气。下面是文中述随园命名之由的一节：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讙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
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这里不仅写出修葺的过程，而且寓涵了顺适自然的审美观和希望满足自我天性的人生态度。
清中期散文中，《浮生六记》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复（1763—？）字三白，江苏苏州人，作幕经商为生，不以文名。
其《浮生六记》是自传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晚出号称足本中的后两卷，已证实为后人杂凑他书而成的伪作），记述家居及游历生活，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多述他与妻子陈芸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以及因失欢于父母，夫妇被迫离家出走，以致陈芸郁郁而死的痛苦经历。文字细腻，不作妆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而自然明莹纯净，感情尤其真实动人，为中国文学中具有新鲜意味的创作。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
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沈氏虽非文坛人物，但此书的写成，却也反映了乾、嘉之际的文学突破礼法顾忌、深入表现人性人情之真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趋势。下录一节，是记两人订婚以后、成婚之前的一桩琐事：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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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龚自珍
嘉庆、道光之际，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龚自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以傲岸的姿态发出极具穿透力与震撼力的声音，把清中期的文学推上更具有自觉的抗争性的高度。卒于1841年的龚自珍，其作品与鸦片战争引起的剧烈变化关系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鸦片战争前夕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并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是整个清中期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元明以来几经波折的进步思潮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礼部主事。
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他少时从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受文字学，二十八时转岁从刘逢禄受经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学，并往往用之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学识宏富，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既是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著有《定文集》等，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位列下僚，而关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这类文字中，一部分是关于实际政务的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经济、巩固边防；《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绝鸦片贸易有关，以文章的题目结合他写给林则徐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来看，龚自珍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入侵对于中国的巨大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远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
在哲学上，龚自珍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是把“我”视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为维护具体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了哲学根据。在《论私》中，龚氏强调“私”乃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在公认的美德中，爱国并非爱他人之国，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们孝其父母，爱其子女，贞于其夫，无不是有“私”的表现，完全离于“私”的行为根本是不存在的。这种议论不仅仅是对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触到道德作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实质，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论二》）。官场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片死气沉沉（《明良论三》）。另一方面，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社会以其物质与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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