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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自万历到明末（1573—1644）划为明代文学的后期。在这一时期中，明代文学进入高潮，随后又遭到严重的挫折。
明代后期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理论上的自觉性。和元代相比，可以发现：元代文人通常对理论问题没有很高的热情，这是因为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比较松懈，所以较少发生思想论争。明代的情况与之相反，官方统治思想与反传统思想的斗争随着社会本身的演变日趋激烈，因而理论的表述愈来愈显得重要。
在晚明的文学理论中，李贽的“童心说”也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与之对立的，则是由耳目而入的“闻见道理”。他提出：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说》）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袁宏道又倡为“性灵说”。他提出“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袁宏道《敝箧集》江盈科《叙》引），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此）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这实际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发挥。其实，所谓“童心”或“性灵”，也不可能是什么纯出于天然的东西，它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意识的熏染。但就其作为人的真实的自然情感的意义来说，总是与社会意识——特别是统治者所建立的道德信条存在距离和冲突，且这种距离和冲突会在社会发生深刻演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大。标举“童心”和“性灵”，并有意地将它与“闻见知识”相对立，其意义一是强调了将真实情感与个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基础的重要原则，一是为与封建道德不很合拍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进入文学提出了根据（见袁宏道《叙小修诗》），所以它意味着文学的解放。作为一种口号，“性灵”在字面上比“童心”更寓有灵动活泼的自然个性、主观精神的意味，所以被使用得更为广泛。
与前者相类似的理论是尊“情”反“理”。在明代中期，从李梦阳提出“缔其情真”（《林公诗序》），到徐渭提出“古人之诗本乎情”（《肖甫诗序》），对“情”的重视已相当普遍。
而晚明文人更多从情、理对立的角度肯定情的价值功用。如袁黄的《情理论》提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六经皆以情教也。”又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情史》）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这些论述，哲理意味比较淡薄，而直接地把矛头指向非情的“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也很大。
晚明诗歌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袁宏道为中心的“公安派”。这一派继承徐渭的方向，强调性情之真，力排复古模拟的理论，要求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他们提出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打破古典审美规范的同时，他们也确实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诗篇。但是，公安派在艺术上没有能够发展到足以引导新的诗歌方向的成就，其末流更偏向于率易浮滑。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提倡幽僻孤峭的风格，实已是压抑和郁暗的心理表现，所以缺乏生气。
晚明散文——特别是所谓“小品”，在文学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文体并无定制，尺牍、日记、游记、序跋、短论，均可包涵，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通常篇幅不长，二是结构松散随意，三是文笔轻松而富于情趣。广义的小品文可以追溯到很远，唐宋古文家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佳作，尤其苏轼，更被认为是晚明小品的不祧之祖。但是，晚明小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出现，则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它的核心概念“性灵”，与唐宋古文的核心概念“道统”，恰好是对立的；它对道统的背离，使散文得到了一次解放。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散文的艺术成熟最早，就是因为它与古代散文尤其晚明小品有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可以看到晚明小品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晚明小品也有它的弱点，就是在李贽被害以后，随着封建正统势力的嚣张，大多数作品偏向于闲逸的情趣，其思想的尖锐性显得很不够。
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这一时期“雅”、“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也比前一时期更为突出。不仅大多数从事戏剧小说创作的文人同时也从事诗文创作，不仅出现了冯梦龙这样的以整理、编著通俗文学为毕生事业的缙绅人物，而且，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这里李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具有相同的意识。雅、俗的分野，虽然因形式的不同和语言习惯的不同，看起来好像很清楚，内在的情趣，却已不是那样可以截然分开了。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复杂的时代。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腐败并存（有时甚至互为因果），专制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造成许多矛盾的现象。一个文人身上同时具有彼此冲突的思想倾向，也不难看到。但在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明代文学取得了与之相应的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不管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所获得的新进展，或是它所遭到的历史挫败，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都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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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代前期文学
自洪武至成化百余年间，是元代至明代文学发展流程中的断裂时期。一方面，造成元代文学发展的诸特征——城市生活的欢快情调、个性的进取精神、隐逸与闲旷的自由、对艺术美的专注与追求都极度衰退，在政治高压下，作家的个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现在消亡；另一方面，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的文学范式正在形成，一度被抛弃的“文道合一”的主张又重新占取上风，以道德说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要内容而在艺术上平庸虚假的作品，成为文学的主流。只是在当时人不太重视的文言短篇小说方面，尚有瞿佑的《剪灯新话》等作品，沿承了元末文学的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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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高启与吴中诗风的转变
元末曾经是东南地区经济与文化中心之一的吴中，在明初遭到最为惨重的打击。因政治原因致死的吴中名士，有高启、王彝、徐贲、张羽、杨基等十余人。这不仅造成吴中文学的急速凋零，而且使得许多幸存者心怀恐惧，竭力压制自我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吴中文学的情况，很典型地代表了元末文学潮流在明初遭到猝然袭击而发生的变化。
吴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高启，他也是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晚号槎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有志于功名。张士诚据苏州时，为其参政饶介所赏识，结交甚广，然终未仕。后对政治完全失望，乃隐居乡里。明初应召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不久授户部侍郎，他坚辞不受，仍归田里。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洪武七年，借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将他牵连斩决，年仅三十九岁。
高启大部分文学活动是在元末，许多诗作体现了元末的文学精神。如表现自我人格的《青丘子歌》，强烈而鲜明地体现了脱离伦理的羁绊而获得自由发展的个人化要求。诗中如此描写自己：“蹑蹻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羞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又说：“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而后作者描写了在诗歌创作中自我精神的活动：
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
此诗作于至正二十年（1360）高启开始隐居于青丘之后，其时他早年怀抱“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赠薛相士》）的理想已经破灭，深刻觉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诗中“不问龙虎苦战斗”，意谓他对张士诚、朱元璋等群雄纷争已经厌倦。
他对人生目标的选择，既非一向受尊重的达官、游士、隐者，亦非日益活跃的富商，他只愿做一个诗人，一个自由、孤独的诗人。而诗对于诗人来说，既不是闲适的消遣，更不是一种实现社会道德目标的工具；诗只是诗人自身内在的需要，不服从任何外在的目的。如此强调诗人的价值和诗的非功利性，是过去极少见的。同时，以前也难以看到有人像高启那样强调艺术创造中的主观作用。他明确意识到诗的本质不在于重现“造化万物”，而在于自我对“造化万物”的统摄、再造，即令“无象”，亦可使之“有声”；诗中的妙景，可与江山争胜。这里流露着对自我的创造能力的欣赏与喜悦。而以上种种特征，在根本上体现着与城市文化的发展相关联的深层意义上的自我觉醒。
但是，像这样自我礼赞和精神遨游给诗人带来的“至乐”是短暂的，他在诗中表现得更多的是自由精神遭受环境摧残、压迫的苦闷及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痛苦。高启在元代长期过着隐居生活，这种生活通常意味着精神的自足与安宁，但高启的心境，却显得异常纷扰复杂，交织着焦虑、忧郁、渴望、惊惶、恐惧、痛苦、愉悦……。这种心境的构成并得到表现，不仅因为身处乱世，以及选择生活道路的困难（如《晓起春望》所言“居闲厌寂寞，从仕愁羁束”（《答衍师见赠》所言“行忧釜见夺，谒恐冠遭溺”等等），更重要的是因为诗人高度觉醒的自我精神，已失去了传统文化中固有信念的支撑。从前的隐士，如陶渊明在玄学化的自然观中、王维在禅宗理念中、陆龟蒙在救世的愤激中，分别获得心理的平衡。而这些都无法给高启带来精神安定，他更关注自身命运乃至真切、细微的生存感受，并且始终保持着心理的敏锐。实际上，高启已经不能用旧有的“隐士”概念来指称，他的诗中表达了以前的隐士所不曾体察或不愿暴露的心理状态，具有更为真实的人性的美感。
高启诗中出现一系列主观色彩鲜明的形象，引人注目。如《孤鹤篇》：“凉风吹广泽，日暮多浮埃。中有失侣鹤，孤鸣迥且哀。修翮既摧残，一飞四徘徊。矫首望灵峤，云路何辽哉。
渚田有遗粟，欲下群鸿猜。岂不怀苦饥，惧彼罗网灾。”他幻想着：“荫之长林下，濯之清涧隈。圆吭发高唳，华月中宵开。”
但这样自由、美丽的世界仅是幻想而已，与诗人常常感受到的孤寂相伴随的是莫名的惊悸。高启诗中，“惊”字出现频率之高为前人诗作中所少见，如《新蝉》：“隔叶栖身稳，移柯忽意惊。”《月林清影》：“流藻舞波寒，惊虬翔壑冷。”《次韵内弟周思敬秋夜同饮白莲寺池上》：“竹动鸟惊梦，草凉虫语悲。”诗人在写景状物时，常烘托一种凄清的气氛，而“惊”字的运用，则增入恐惧、颤动的因素，这其实是诗人主观心境的反映，这种情绪的产生源于与幻灭感俱来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在平静、闲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