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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几位词人相比，柳永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崇安（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晏殊、张先同时，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时代。早年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当过睦州掾、定海晓峰场盐官及屯田员外郎等小官。有《乐章集》。
关于柳永有几个故事。他很早就以写“淫冶讴歌之曲”即世俗喜爱的风流曲调闻名，曾写过一首《鹤冲天》，末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据说当他考进士时，“留意儒雅”的宋仁宗特予黜退，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弄得他很久没有中进士（吴曾《能改斋漫录》），干脆号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专写歌辞去了。又传说柳永曾拜访晏殊，晏殊问他：“贤俊作曲子么？”他回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认为他有意讥讽，便反讥道：“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张舜民《画墁录》）柳永常与歌儿舞女交往，为他们写作歌辞，相传他死在僧舍，是一群歌妓集资葬了他的尸骨（杨湜《古今词话》）。这些故事是否可靠很难说，但他屡试不第，辗转下僚，因而对市民生活有相当的了解，与歌妓交往时有较为真挚的感情和同情心，而且对此不像上层文人那样假作正经，却都是事实。正因如此，他才专意作词，在词的体制、内容、风格诸方面均有所突破，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
柳永词在体制方面有二项彼此相关的突破，一是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二是写作了许多长调词。北宋中叶歌曲繁荣，音乐的变化很大，新声流行，在柳永的词中就提到这种情况，如《木兰花》“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慢》“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而当代的文人词，多沿用晚唐五代以来的旧调，与民间音乐的关系较疏远。柳永则不同，他既精通音乐，又与民间艺人关系密切，据《避暑录话》载，当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柳永的《玉蝴蝶》词中也提及歌妓向他索词的情形：“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因此，他的创作与社会中流行的音乐关系紧密，在其现存词作中共有一百三十个词调，除《清平乐》、《西江月》等十余调外，大多数是采用新流行的曲调。其中有些还是他自己创制的，如《秋蕊香引》。这些新调中有些本身是长调，有些则是据原有令词加以延伸而形成的慢词，如《木兰花慢》、《定风波慢》、《浪淘沙慢》等。慢词比原来的小令要长很多，有的甚至叠数也增加了。如《浪淘沙》原为二十八或五十四字，而《浪淘沙慢》则多达一百三十六字。这样，柳永就打破了长期以来文人词以传统的小令为主的习惯，不但丰富了词的曲调，而且扩大了单首词的容量，使之更富于变化，也更适合当时人的审美爱好。
在内容方面，柳永也有所开拓。他的一部分作品虽是沿袭传统题材，如写男女恋情，或是写歌儿舞女情态的，却颇有新鲜气息，像《甘草子》以“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写出少女怀念情人时的寂寞与无聊，《定风波》以“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写出少妇对平凡而和满的家庭生活的眷恋，词中的女性口吻表达的情感坦率真挚，与上层文士词作的含蓄委婉不太一样。有一些词通过描述歌妓舞女的生活，真切地写出她们心灵深处的痛楚，如《迷仙引》：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那些歌妓舞女渴望摆脱强颜卖笑的生涯，获得有尊严的常人的生活，这种心愿在词中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其他词篇，如《御街行》写一位歌妓在欢宴之余却“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集贤宾》代她们发出“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的呼声，都是怀着同情和平等的态度，为这些受凌辱的女子鸣不平。
这种思想感情显然来自城市平民的意识。柳永仕途蹉跎，在当时日益繁华的大都市中与歌妓乐工厮混，这种境遇冲淡了他身上的士大夫气息，而较多地接受了城市平民的影响。虽说柳永词中有时也流露出市民阶层的庸俗气息，但这种市民意识总的来说是对封建士大夫意识的一种冲击。后来不少人批评他的词“格调卑下”，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封建士大夫意识的流露。
这种市民意识的影响，还使柳永写出多篇描绘都市繁荣华丽景象的词作，这一题材是前人从未触及的。士大夫诗词中出现最多的是山野乡村、溪涧林泉。这既是他们在都市的仕宦生活的一种补偿，更是他们所着意强调的高雅旷逸的人生情趣的寄托，所以自然山水几乎成了士大夫文学的传统标志。而柳永则对都市生活表现出兴奋与迷恋，他写成都的有《一寸金》，写汴京的有《破阵乐》、《透碧宵》、《倾杯乐》，写苏州的有《木兰花慢》、《瑞鹧鸪》等等。这些词无不赞美繁华，渲染欢闹，期慕风流，乃至夸耀奢侈的消费，这与士大夫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总不忘标榜淡泊清高、点明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责任的意识显然大相径庭。这一类作品中，以写杭州城市景象和西湖风光的《望海潮》最为著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与传统士大夫文学标准相去甚远的词作中，潜藏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人生意识和审美情趣。
柳永词中也有不少感慨人生失意、抒写羁旅行役之思的作品，往往在山村水驿、川林溪石、夕阳风雨的描绘中寄托自己凄凉心境，如著名的《八声甘州》、《雨霖铃》等。这一类词作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学比较接近，所以向来最受人称道。
不过，柳永在这些词中所表述的情绪很复杂，既有对功名利禄的蔑视，透出一种傲岸与狂放，有时却又不甘寂寞，显出郁郁不得志的痛苦，也有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总之，这类词常给人以沉重的苦闷感。
在艺术技巧方面，柳永词最重要的贡献是成熟地运用了长调词适于铺叙、层次丰富、变化多端的特点，为后人在词中融抒情、叙事、说理、写景于一体，容纳更复杂的内涵，开拓了新路。前录《望海潮》可为一例，《八声甘州》、《雨霖铃》更具有代表性。后一首如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上阙一层写秋景，一层写送别，一层写别后之景；下阙一层写秋日离别的伤感，一层写想象中酒醉醒来时的凄凉景色，再一层收回，叹息从此天各一方、孤单寂寞。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情，曲折回环、重重叠叠地渲染气氛，缠绵悱恻地表现了离愁别绪。
另外，柳永词的语言也有特色。他一方面善于化用以前诗歌中的语汇和意象，如《八声甘州》中“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出于南朝谢朓诗，《满朝欢》中“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出于唐代崔护诗，以此增添与原诗内涵相关的联想，并达到雅化的效果，但通常不因此而显得深涩；另一方面，他也善于运用口语俚句，如《昼夜乐》“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忆帝京》“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等等，虽有时失于粗糙，但也使词更自然流畅。总的说来，柳永词的语言不以典丽为长，大都写得比较直率明白，很少掩饰假借之处，与其他词人不一样。
北宋中期文人写词的情况很普遍。除了以上介绍的词人和后面将在专章中介绍的苏轼外，像范仲淹、王安石虽作品较少，不是重要的词家，却各有一些优秀的词作。范仲淹的《渔家傲》作于他镇守延州与西夏对抗时，意境阔大，情调悲凉，堪称豪放词的先声；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在对六朝旧事的咏叹中寄托了对现实政治的忧患，文笔清丽而劲健，蕴意深沉，两者都是传诵的名篇。限于篇幅，不一一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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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苏轼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
一、苏轼的生平与个性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祐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在嘉祐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