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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有一个叫张扶的秀才携文三十篇向他请教，他读后感觉“茫然难得其句，昧然难见其义”，于是在《答张扶书》和《再答张扶书》中谈了一通自己对文章的看法。他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提出：“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传道”与“明心”并论，实际上就是不把道当作纯粹是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他们所主张的广泛。同时，他又提出，文既然是传道义明心迹的，就不应该“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而应该“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在散文写作方面，王禹偁也作了有益的尝试。骈偶之文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爱好，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机械地反对骈文，在写作上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容易上口、具有声韵之美的优点，形成既自由流畅又有一定音乐节奏的新风格，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如此描绘：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一节文字亦骈亦散，音节和谐又有变化，具有流畅跌宕的风致。在说理性的文字中，由于王禹偁提倡的是“传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学教条来教训人，而是在阐述“道”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所以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记》为了说明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道德修养这一政治见解，把两种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时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后对应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写出“贤相”与“奸相”的形象，虽说难免简单化，但确实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念（道）和个人爱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无论说理文还是记叙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涩的词句，文笔显得清丽流畅，这一特点在前面所引的一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再举《录海人书》的一节为例：
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传闻描绘理想的社会模式，笔调颇类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如叶适《习学记言》所说，王禹偁的散文有“简雅古淡”之长。
关于柳开、穆修及王禹偁对后来散文的影响，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从实际创作来说，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偁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视表现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和化骈入散、清晓流畅而又具有韵律感的文字风格，在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继承，从而形成了与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但是，在理论上，后人似乎很少提到他的作用与影响，却把柳开、穆修的地位提得很高，尊之为宋初文风改革的开山人物。如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在论及五代文体薄弱后便说：“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邵伯温《闻见前录》也说：“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这是因为：在宋代文学尤其散文中，道统文学观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而柳开、穆修的创作虽无所成就，甚至谈不上是文学家，但他们对于“道统”的鼓吹却远比王禹偁积极有力。后代作家在追溯其文学渊源时，首先不是从散文艺术，而是从“道统”的意义上去寻找一个连结韩愈、柳宗元与自己的中介环节。创作现象常常是复杂的，而理论的归纳往往会被简单化，这是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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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宋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并因此引起广泛的争论乃至激烈的斗争。宋代文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形成不同于前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这种情形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宋虽立国未久，统一、安定和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就已开始消失，各种危机都已显露出来——对西复、契丹作战不利，使得版图原本狭小的王朝面对外部的强大压迫；冗官、冗兵难以缩减，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民间一再发生反抗活动，使政府疲于应付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士大夫的焦虑和社会责任感。其次，中国历史上文官官僚制度在这时已经成熟，文人士大夫既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又是这一政权的支柱，加上宋自开国以来对士大夫采取优容的政策，使他们更具有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欲望，高谈激论，成为风气。再有，宋王朝虽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却也同时利用佛、道，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而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既需要争取和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需要对儒学本身加以适当的改造。于是，所谓“变旧更新”成为时尚，正如陈亮所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铨选资格》）倡导变革者，具体主张并不一样，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但重心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既维持这个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权而又能克服它所带来的弊病（由此形成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庆历革新”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是如何建立更纯正的社会意识形态，以伦理道德的广泛深化、内化来克服社会矛盾（由此形成了刘敞、欧阳修、二程等人对儒学的改造）。
从文学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的发生也已成为必然。不过，当时的文学变革，并非单纯是文学方面的事情，它与上述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由朝廷正式发出要求“矫文章之蔽”的诏令，而且，当时的著名文人，要么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要么与政治活动有很深的牵连，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等。因此，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受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在上述作家中，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既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格上的魅力，能够吸引许多优秀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文学上又具有一种包容和调和的能力，能够在当时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中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因而成为这一场文学变革的名副其实的领袖。而苏轼既与这一文学变革相联系，又有超出这一变革之主旨的较为豁达的思想，加上他的不可多得的天才，因而成为北宋中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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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道统文学观的盛张
宋初柳开以尊韩和文道合一为号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比他稍后的穆修，也未免“曲高和寡”之叹。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一些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人，便沿着他们的方向发出更响亮的呼声，乃至提出更极端的主张。
曾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1005—1045），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前人不同的地方，一是把在文坛上很有势力的西昆派提出来做靶子，以震动人心，二是不仅涉及古文与骈文之争，而且要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建立“道”的统治。石介的《怪说》指斥杨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故意使天下人“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因此耳聋目盲，然后“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本来，西昆派的文学是既有一定成就也有相当缺陷的，在当时确有加以批判的需要，但石介的办法，却是派他们一顶“名教罪人”式的帽子，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他的观念，是要以道代之，甚至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章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衍生物。而同时持类似观点的为数并不少，如刘敞说过“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尹洙认为“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志古堂记》），他们都否认了文学有自身的价值。
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理学家们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苛严的看法。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的明确口号，更彻底地说明了文对于道的工具性。他把文比作车子，如果不能载运道，则再好看也是无用之物。但他还承认文章的美饰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见《文辞》），程颢、程颐则更趋极端。如石介等人还是尊韩的，只是忽略了韩愈还有爱好文学的一面。对这种不彻底性，以及韩愈本身的矛盾，二程从更纯粹的道学立场上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致力于文章是有害于道的，因而韩愈也根本不值得仿效：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
不但韩愈，杜甫的写景诗，程颐也斥为“闲言语”，责问：
“道出做甚？”其实，这是强调道统文学的必然结果，前人不过出于对韩、杜的尊敬，而回避矛盾罢了。
当然，这一类观点并不完全是北宋那一场文学变革的理论基础。欧阳修在对石介表示尊重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理学转盛，还迟于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但是需要看到：在整个那一段时期中，道统文学观的盛张，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北宋所谓“古文运动”进行得比唐代古文运动顺利，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所以，它对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自然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约制。譬如，苏舜钦很明白地说过“文之生也害道德”（《上孙冲谏议书》），而欧阳修本人，也有着“言之不可恃”，“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的观念。当然，他也另有一些比较合理、对文学比较重视的论点，后面将会说到。但无论如何，在以道统文这个基本原则上，他和当代的理论思潮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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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梅尧臣、苏舜钦的诗
北宋初三种诗风鼎峙的格局，从实质上来说，还是唐代诗歌的延续，而西昆体一时大盛，又使得学诗者争相模拟，在真宗及仁宗前期形成了专事雕琢的诗歌风气。在时代发生变化以后，唐诗的风格已实难保持，而缺乏激情和才华的诗作者对李商隐的模拟，很容易成为空洞的文字游戏。因此，诗歌的变化在这时已不可避免了。于是，梅尧臣率先自树一帜，而苏舜钦与之呼应，他们在吸取唐诗尤其是白居易、韩愈诗歌某些因素的同时，又顺应着时代文化的特点，在诗歌的题材、感情表现和语言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从而打开了宋诗的道路。并且，由于欧阳修的竭力推举，他们在诗坛上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当过尚书都官员外郎，后人因称为“梅都官”，又以宣城之古名，称之为“梅宛陵”。有《宛陵先生文集》。在梅尧臣成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宋王朝外患内忧频仍，社会秩序十分不稳定，所以他虽一生沉沦下僚，对于国家、政治却抱有强烈的关切。梅尧臣早年和西昆派诗人关系甚密，但诗歌风格却与之不同，后来更是有意识地加以纠正。纠正的方向，首先是强调《诗经》以来文学干预社会、针砭现实的传统，反对诗歌中的娱乐、游戏倾向。在《答裴送序意》中他写道：
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
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他又尖锐指斥道：“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在理论上，这些议论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但对当时流行的无病呻吟、玩弄辞藻的诗歌风气，却有着一定针对性的意义。
作为他自己的诗歌主张的实践，梅尧臣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既欲以此感悟上层统治者，又借以表现自己的道德良心。像他的《襄城对雪》之二，就像王禹偁一样，面对漫天风雪，想到受寒冻的士兵，并以“念彼无衣褐，愧此貂裘温”表示自己的内疚心情；《蔡君谟示古大弩牙》则在观看古代弩机之时，表达了祈望边地战争胜利和士兵少受伤亡的意愿。再如《田家》、《陶者》等，则接触到劳者无所获的古老社会问题。后一首如下：
陶尽门前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