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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李星汉、任堂他们打败后，赵国祚一直在努力恢复浙江绿营的元气，还要赔偿福建李率泰借兵给他的损失，浙江的财政压力极大。而且禁海令还让浙江失去了大片的沿海土地，巨额的渔业、商贸收入，光靠农业，浙江比起内陆各省也没有什么优势。
“要不就招安吧。”赵国祚突然感到人生一片灰暗，恢复朝廷的信任，和邓名拉关系，弥补亏空，都还指望着这明史案呐：“我堂堂封疆大吏，居然被两个土财主逼得快上吊了！”
第42节中立（上）
直到五月初，赵国祚和松奎一起询问过几拨湖州的败兵使者后，二人才感觉这事蹊跷，一个庄主见到正规军，不但没吓得腿肚子发抖，反倒枪炮齐鸣，甚至还穷凶极恶地出来追击——庄允城竟然出来追击官兵啊，逃回来的府兵说敌人还盔甲齐全，枪炮更多得不像话。
“第一次也就是归安县派衙役去的时候，”赵国祚把贾振南的口供看了几遍，之前哪怕是县里对这份供词也不当真，但现在浙江总督都不敢掉以轻心而是认真分析：“官差客客气气地去敲门，在门前喊请庄老爷去县里解说清楚，结果庄里二话不说就乱枪齐放，把差不多四十个官差都打死了——好凶悍的老财。”
赵国祚和松奎都觉得这太不正常了，怀疑背后有人给庄允城撑腰，绿营形容的火器威力实在太强，听上去怎么也是军用火铳了，最关键的是居然还有虎蹲炮，这好像是汉八旗的制式装备——去年底淮扬发生的大战中好像有汉八旗参战，所以四川的大明保国公好像有机会缴获一批。
“还有重庆好像有汉八旗驻防。”松奎把朝廷历年来关于邓名的塘报一通翻，又找出了一些关于邓名的报告，这时他和赵国祚的脸色都发白了。
“有请保国公的使者。”赵国祚急忙向一个心腹吩咐道。
因为和四川提督兼长江提督兼扶清灭明军提督达成协议，明史案中浙江官府查抄的一半财物属于保国公所有，因此赵国祚同意邓名的人来查阅卷宗。邓名欣然派来了使者，而且还让这个使者带来了他的一封书信，信中建议赵国祚把这个使者定为常设——邓名说他认为领事是个不错的称呼，可以授予这些派给省城的使者，他还热情地邀请赵国祚也派一个领事去成都，以方便四川和浙江的沟通工作。
但是赵国祚没有把邓名的建议当回事，四川派来的“领事”抵达杭州后，赵国祚也没有和他会面的愿望，虽然使者不但要求进行沟通，但赵国祚觉得明史案还没有开始，根本没有见面的必要，派心腹把来人好吃好喝地供在一个秘密地点里，并下令不得干扰使者和明军的通信以向邓名显示浙江方面的诚意。
很快邓名的使者张韬就被带来总督衙门，赵国祚拐弯抹角地试探起来，想侦查一下庄家背后有没有邓名的影子。虽然赵国祚含糊其辞，但张韬却大大方方地承认道：“保国公早就命令我向赵总督说明，四川有军火商人正在向庄允城和其他涉嫌明史案的缙绅出售盔甲、刀剑、弓弩、步枪和大炮……”
听到张韬的商品种类后，松奎跳了起来：“保国公不是保证不干涉明史案吗？为何要出尔反尔？”
“保国公当然不干涉，他命令我向赵总督说明情况，也是为了表示他的诚意，而我几次求见赵总督都遭到了拒绝。”
赵国祚和松奎面面相觑，松奎的身份类似管效忠，不够他可比管效忠精明的多，上次就是他出面把赎城费交给了李星汉等人；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松奎和赵国祚都紧密合作，因此浙江官场称得上是铁板一块，非常的团结。
“这么多武器，还有盔甲，保国公却说什么不干涉，这是自欺欺人吗？”赵国祚声色俱厉地嚷起来。
“这些武器和盔甲都是保国公卖给商人的，然后商人再转手卖给庄家的，并非保国公直接卖给庄家的，而且保国公若不是问心无愧，又怎么会命令我把此事尽快通知赵总督呢？”张韬侃侃而谈，脸上既没有丝毫的惭愧，也并没有因为赵国祚的叫嚷而露出怒色：“保国公在赵总督与庄先生的战争中严守中立，绝对不会出动军队助战。”
“那贩卖武器给庄家的商人，要是被本官拿到，保国公也不闻不问吗？”赵国祚追问道。
“那当然不行，他们都是大明的臣民，不适合由赵总督来审判——虽然现在大明与大清处于战争状态，但是赵总督和李星汉中校有秘密的休战协议，赵总督并不打算破坏它，对吧？”邓名给张韬的指示很明确：“此外，保国公还让我通知赵总督，军火商人还请了几个明军士兵去庄家帮助他训练庄丁，因为庄家支付给了军火商人报酬，所以保国公也不好阻挠；但保国公牢记和赵总督的停火协议，严令他们不得踏出庄家大院一步，如果赵总督发现他们离开庄家大院参与攻打浙江的府城、县城，那保国公就不再要求赵总督把他们交还给我方而是听凭贵方处置。不过若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证据我希望能够看一遍，并旁听对这些士兵的审问，以把真情转告给保国公。”
至于庄家拥有的虎蹲炮，张韬也承认是明军出售给庄允城的。
在赵国祚和松奎召集幕僚连夜商谈对策的时候，又有几批军火从江南运入湖州。现在整个湖州府的局面已经失控，官道上根本看不到清军的影子；而那些设卡收费的路霸，看到庄家的旗号后都会毕恭毕敬地放行，因此庄允城购买的军火一路畅通无阻。
随着庄家的节节胜利，大批涉嫌参加明史案的缙绅都投奔到他旗下，这段时间来大批地方官都借机敲诈勒索，搞得人心惶惶；很多士人明明不在黑名单上，但也都被地方官吏折腾得很苦，误以为自己倾家荡产也多半摆脱不了大逆的罪名。之前这些绝望的士人因为无路可走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官府开恩，但湖州府绿营居然连两个地主都打不过，导致浙江绿营威信扫地。
很快嘉兴就有人秘密来拜见庄允城，经后者牵线搭桥，用一百八十两银子一杆的高价从安乐思的掌柜那里订购了二十支步枪。而打遍湖州无敌手的庄允城和朱佑明，因为压力减轻也向嘉兴府派出了支援——二十个步枪兵和百余披甲庄丁。湖州缙绅都很清楚省城的大兵不太可能轻易动用，现在不但要支援嘉兴起事，最好还要把战火烧到宁波府、绍兴府去，对杭州形成包围之势，这样省城的兵马就更不敢轻易派向湖州这里来了。
四月底、五月初，嘉兴府境内也是一片大乱，缙绅因为湖州庄允城、朱佑明的胜利而生出联合起来的胆量后，绿营就彻底变成了纸老虎。和山东的情况一样，只要大部分本地缙绅结成同盟，府县的绿营就开始脱离知府和县令的掌握，在嘉兴爆发两次小规模冲突时，庄允城、朱佑明派来的援兵和购买的步枪再次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镇压不利的嘉兴府吸取湖州府的教训，不敢出动府兵乱跑，而是集中力量保卫府城周边。
而湖州和嘉兴的缙绅也得出了和庄允城他们一样的结论，那就是要大量向安氏军火商行购买步枪，这种武器将给他们自保的能力——倾其所有的行贿依旧得不到一句宗族平安的保证，那还不如拿出银子来买步枪，而且局面越来越明显，只要缙绅们联合起来，至少府里是拿他们绝无办法的。
掌柜的称五月能有一百支步枪运到，这些货物被一抢而空，所有的缙绅都急迫地想拥有几支，让缙绅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安氏军火商行没有更多的大炮出售了，它拥有八门虎蹲炮已经售罄。
五月五日，嘉兴府的求援报告送到杭州，宁波府那边也报告说治下的富户动作异常，好像正在进行不利于朝廷的串联——湖州和嘉兴绿营的失利，不仅给浙东缙绅更多的信心，也导致宁波、绍兴的官府对武力镇压毫无信心，他们在之前与川军的战斗中损失更大，还受到舟山的严重渗透。问题最大的就是宁波府，因为禁海令宁波府还失去了半数的赋税，本来就是靠省城的支援在勉强度日。现在舟山军更加活跃，缙绅的态度也愈发不可靠，宁波府哀号说省城再不派军进驻，它就完全无法支撑下去了。
“向朝廷求援吧。”一筹莫展的赵国祚只能向北京请罪，希望北京能够减免浙江的部分赋税，同意大赦明史案相关人员——很多现在闹事的缙绅其实根本不会有事，都怪地方上的官吏贪得无厌，导致他们都去和庄允城一起清君侧了。
同时赵国祚还希望北京派一些汉八旗到浙江来，或是解除对绿营的火器限制——现在就算赵国祚想从邓名那里购买一些步枪来形成与缙绅的武力平衡，都无法将这些装备发给麾下的部队。
“不过凡事还是要望好的地方看，”见幕僚士气低迷，浙江总督鼓励他们道：“湖州和嘉兴两府的乱党只有虎蹲炮，这是保国公的领事向本官保证的，这种火器防守、防守他们的宅子没问题，但是无法用来攻打县城。当朝廷了解浙江的情况后，至少会给我们一些虎蹲炮的，到时候官兵再与这些庄主打，装备就不会差得太多了，还是有自保的能力的。”
第42节中立（下）
在给朝廷请罪的同时，赵国祚还派人赶去山东，急招挂浙江布政使的周培公火速返回杭州议事。
这个布政使的衔还是上次杭州和川军的谈判结束前赵国祚授予周培公的，事情圆满解决后，赵总督虽然没有过河拆桥，但也觉得周培公用处不大了，所以没有挽留他在杭州多呆，也没有进一步拉拢收买周布政使。现在火烧眉毛了，赵国祚又临阵抱佛脚地想起了邓名问题专家，而且发生在山东的事怎么看也和现在赵总督遇到的问题有些相似之处。
发出公文后，赵国祚也非常不安，生怕周培公会心怀怨恨不来杭州效力；但周培公的肚量远超赵国祚的想像，在第一时刻就通过济南的驿站系统回复杭州，称他在胶东的招安大获成功，本人会立刻动身赶回杭州为浙江总督排忧解难。
五月二十五日，得知周培公带着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地驰入杭州大门后，忐忑不安的赵国祚和松奎都是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和当年的南京一样，赵总督下令大开总督府衙门中门，浙江百官集体出迎周大布政使，后者刚刚被山东总督祖泽溥保举为山东布政使，现在已经身兼六省布政使衔，绝对有和赵国祚分庭抗礼的身份地位了。
尽管如此，周培公依旧以下官之礼拜见总督大人，面对杭州将军松奎时也是持礼甚谨，杭州文武暗地里都啧啧称赞，认为周培公谦虚有德，乃是我大清年轻一代中的杰出人物。
在等待周培公返回的这段时间里，杭州和北京有过两次公文来往，一开始辅政大臣鳌拜显然是怒不可遏，扬言要让赵国祚和松奎一起去北疆啃老玉米，坚持要把明史案彻查到底，绝不和庄允城、朱佑明为首的袭击官差的恐怖份子集团妥协。不过在赵国祚进一步汇报浙江的险恶局面后，辅政大臣的态度也有所软化，前天送回来的第二份批复里暗示赵国祚可以先采用缓兵之计，稳住庄允城集团，待时局有变再秋后算账——就和山东对待胶东缙绅的办法一样。
“辅政大臣同意我们给绿营装备一些火器，不过限于虎蹲炮和三眼铳，不许给绿营提供鸟铳。”给周培公看过鳌拜的第二份指示后，浙江总督无奈地说道：“不过三眼铳好歹也是火器，总比没有强。”
至于同样属于绿营的总督标营，鳌拜倒是没有坚决禁止使用鸟铳，在邓名的前世，在三藩之乱前后，清廷对绿营的火器禁令也逐步放开。不过在这个世界里，在索尼、鳌拜眼中这些封疆大吏要不可靠得多，绿营这种汉人武装对清廷的威胁依旧很大，所以北京的顾虑也更多。
“问题的关键不在北京，而在成都。”认真阅读了浙江事变的各种报告后，周培公一针见血低指出：“能不能让庄允城他们接受招安，关键在于官兵能不能保证武器装备不落后乱党太多，要让庄允城他们意识到，如果不接受招安他们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样才能迫使他们放弃围攻县城，肯坐下来和官府谈判。而要想让官兵能够和乱党对抗，无外两条路，一条就是让保国公停止出售步枪给乱党。”
现在北京或许还认为乱党使用的是鸟铳，可杭州已经察觉到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威力更大的武器，名字都搞清楚了，叫“燧发步枪”，一个看家护院的庄丁经过二到三个月的训练，就能把朝廷的猛将毙于马下。
周培公的话让赵国祚和松奎连连点头，真不愧是邓名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