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红卫兵听到鸣凤死了，也跟着哭起来了。”记录这个故事的沙汀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讽刺。”
一名日本的家庭主妇。嶋田恭子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嫁人后全职做家务。她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从巴金的小说中找寻答案。她从香港买来了能找到的所有巴金著作，并冒着风险给巴金写信———那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中期。这封日本来信给了巴金莫大的鼓励。
一个不知名的提问者。巴金访问巴黎时，在最大的书店弗纳克与读者见面，有一位中年法国人站起来，谈到了他对中国阴阳学说的见解，认为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那么，“巴金先生，您在《家》中描写的那种大家庭就难道没有任何价值吗？”听了译者高行健的传译，巴金回答：他反对那种封建家庭，这种家庭需要彻底清除。中年人还想继续和巴金辩论，却激起了周围巴金热爱者的愤慨。大家制止了他的发问。
《家》据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品共五次，还不包括话剧和地方戏），而且改编都相对成功。
因为这部作品够简单。一部能够感动各个阶层读者的作品，感情一定要强烈而明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巴金在法国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我自己的信念的事情。”他说，他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在颁给巴金荣誉博士学位的赞词中说：“为表扬他的道德勇气和求知求真的精神，为表扬他对中国人民在这狂风激流的世纪中追求进步所做的有力呼吁。”
巴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人文知识分子担当时代的良知，他们明辨是非，知道何谓善，何谓恶，可以一往无前地为理想和道德呐喊。每当在一桩善恶莫辨的事件中，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就只剩下了永远的怀念。
文学大师、世纪良心、文化灵魂……多少帽子在巴金头上飞舞。对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这一切毫无意义。分享这些纪念和意义的是我们这些后辈和旁人，我们需要一个见证，一种指引，一位楷模。
说说我对巴金的看法吧。我想起了布莱希特的名剧：四川好人。
我喜欢巴金对朋友的忠实，我钦佩巴金对爱情的坚贞，我羡慕巴金说真话的勇气，我欣赏他一生旅居上海，却从未改变的一口成都方言。我希望能像巴金那样，做一个不忘本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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