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为余万选、饶铁珊；拉萨站为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为王巍、苏子鹊、沈醉；
贵州站为钱养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站（蓉站）为杨超群、吕世琨；
重庆站为李修凯；康定站为董士立；湖北站为余克剑、黄藩初、谢经武；鄂北站为
杨振铎；湖南站为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为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为唐
玉昆、翁一窥；南京站为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为王新衡、刘
芳雄、王方兰；苏南站为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为陈轶珍；浙江站为章微寒、毛
万里；福建站为陈达元、王调勋；闽南站为沈觐康；台湾站为郭寿华、林顶立；广
东站为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搓；广西站为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为李惟棉、谢
力公、杨华波、刘芳雄；承德站为诸大光；沈阳站为荆有章；长春站为崔志光；南
满站为股勉、诸大光；北满站为王力、项乃光；四平站为张静宣；热河站为龙超、
徐政。在国外设站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
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
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一九四九年反动政府逃到广州时，
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迁到重庆时，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
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
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予解
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
到解决。各单位负责人在一起当面商谈，不经过科股，这样就逼着各单位负责人非
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上头会当场出丑。毛人民对这一工作抓得很紧，
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了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
每月邀请宪兵司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
人风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
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
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同时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
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毛人风还规定
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邀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
机关负责人要亲自参加，一般多采用聚餐或茶会的方式。会上先由站长报告该省一
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
的工作，并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
这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办法。不过在保密局时期，有些地方已经
流于形式。
保密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在控制程度上也远
不如过去那么紧。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公开的特务机关是警察总署，由于它为唐纵所
领导，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比如唐纵提出，要
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等于公开声明，对当
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
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江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老人，但
是他们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层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作主。因此在各省保安处与
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不是安排军统分子，而是给了转业的高
级军官。以后盾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时，他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军统的人
到这个局。至于那些大城市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
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而直接找蒋介石，唐纵也不肯为保密局力争。本来戴笠早在抗
战期间便对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预作了安排，胜利后却都由蒋介石另行派定，
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戴仅把天津警察局长抢给了李汉元。李汉元是
替外国人当奴才、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南京的首都警察
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任首都警
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
带在身边。他到重庆后，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
等到日本投降，满以为可以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结果蒋介石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
而把这一职务给了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
信，一次未用，便交了出去。戴笠为这事难过极了，勉勉强强地为任争到了个汉口
市警察局长的职务。这几个大的警察局局长的职务，直到一九四八年以后，才慢慢
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解放前给了毛森。南京警察厅却始终
没有轮到军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关，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先后
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局里的成员，大都是从原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单位凑合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
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雨的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
愚、北宁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津浦路的贺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
的史铭、浙赣路的毛万里、晋冀路的李希纯、成渝路的曾晴初（当时成渝铁路还没
有动工修建，却先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和警务处等机构）、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
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
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以及招商局（水运）警稽组（组长石仁
宠），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了二十多
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
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
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
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
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腾还想把
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在搞军事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
自己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保密局在军
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他不肯放弃这一项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
工作的军统分子，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关系，并尽力设法和侯腾捣乱。直到逃台前，
彼此还在句心斗角，互相倾轧。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单位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
市中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总
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等，都
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
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掌握。另外各大城市
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的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上海
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都是军统分子。
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稽查处和刑警处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后，对逮捕、搜查、
监禁等方面的活动，仍有很大的方便。毛人风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掌握以后死不
肯放手。一九四七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曾在蒋介石侍从室于过，自恃来头大，
不买保密局的账，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下来，用自己的亲信何某继任。
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里连续发
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使何某无法破获。施党民只好将刑警大队长又让出来，
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
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
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他们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能在两三天
内清查出来，原物奉还；而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
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关
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罪名，栽上伪证，把人抓起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
叫警卫稽查处，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
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个处是专为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
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而成立的。国民党把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
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
活动的。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
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是，他们除了
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终没有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中共的组织。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
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戴笠野
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等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
军统的外围力量。当时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向松坡、梅光培、刘
治陆、杨庆山、杨虎、陆京士、石孝先、田得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
等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成立大会时，各路丑类代表均赶往参
加，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少有的盛举。戴笠死后，这个组织改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
责主持，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徐领导不起这个组织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
到了CC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和阻挠。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
会组织之后，对选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风看看风头不对，不
愿为这事开罪于各方，这个组织便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了继承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学会了美帝一套造谣宣传的办
法，并在第二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主持这项工作。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
机构和组织，主要的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
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了匡华任编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央、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
的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
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给，通过它发出去。心理
作战科的稿件，是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发回的情报中摘录一点半点，加以颠倒黑白，
胡乱编造而成的。
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
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也都先先后后办过一些这类通讯社或报刊，其中最
无耻的要算在重庆办的《新华时报》了。
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人士的赞扬，政治影响很大，特
务们虽曾在几年中日以继夜地想方设法扼杀它，用尽了一切卑鄙伎俩，采用过打报
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等手段，这张报纸始终没有被破坏掉。相反，
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这张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
队长（以后改刑警处，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以报纸对报
纸，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毛人风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
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
名为《新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