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担任过。侦缉队的工作，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
动，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做党政情报，从事于对文化界方
面的种种活动。
这个侦缉大队的黑幕重重，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他们随时滥肆捕人关人。
逮捕政治犯时，把政治犯诬指为小偷抓走；甚至故意带着小偷去指认，说成是同道
或曾经收藏过赃物。这样便可以将毫无证据的政治犯很方便地带走，而对那些惯贼，
却不去惊动他们。一般人家丢失了东西，无论你怎样向侦缉队请求也不会破案；即
令破案，也不可能物归原主。但是有权势的人家被偷，侦缉队便会很快将东西找回
来；万一是从下江去的没有在重庆人帮的人偷窃的，侦缉队也会责成其他的盗贼按
价赔偿出来。一个小偷只要失风落人过他们手中，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曾亲自处理过这样一件案子。一个失学青年叫王X元，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因
投亲不遇，又找不到救济的地方，便铤而走险，在银行区一家商店偷取了一点货物，
当场被逮捕交到侦缉队。经一个队员调查，认为是初犯，从轻处理，释放出去。这
个青年后来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一天在轮船码头过渡时，正遇上那个抓过
他的队员。这个队员邀他到附近一家茶馆，问他最近的〃买卖〃怎样？这个青年不
懂得队员的用意，便说自己不是经商而是在一个小学当教员。这个队员认为他不识
抬举，便给他一个耳光，叫他清醒点，并把他衣服给脱下来。这个青年当然不服气，
两人吵了起来，队员要把他带走，他也不害怕，两人一直吵到大队部。我派人去他
学校调查明白，才由学校具保领去。这时我才清楚，原来一般窃贼，只要被捕过一
次，队员认识了他，以后遇到他便向他要钱要东西，如果不答应，随时可以再逮捕
他。因为每个队员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失窃的案件，只要随便指一件与他，便得吃一
场官司。有时他不承认，队员可以教唆另一个窃贼咬定他是同谋，最后也会是非不
分，有口难辩。
当时真有本领的大惯贼，队员是不舍得轻易去逮捕他们的，因为留下来可以多
分肥，案子越大越多，分得也越多。不是非破不可的案，总是乱抓一些替死鬼来充
数。一些初出茅庐被逼铤而走险的，往往最易落网。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看到
被捕的窃盗，十之八九是生手，而老手一进门队员就认识，并且马上能指出这是
〃吃洋火钱〃的（掏人腰包如摸火柴一样）、〃拣露水钱〃的（清晨挨门而人的小
偷）、〃吃灯花的〃（夜晚点灯后去偷的），分门别类，屡试不爽。
侦缉队对赃物的处理，更是黑幕很多。一般老百姓丢失金钱与物品，报案后，
侦缉大队部便按地区分到所辖地段的队去侦察破案，总是十有八九如石沉大海。一
二幸能破获的，现金是照例七折八扣，多半都追不回，还得照例〃自动〃（其实是
被迫）拿出十分之几作为奖金，才能把失物领去。如果不识相，一毛不拔，便会祸
不单行，队员们节外生枝，随时找上门去。有些豪门权贵的家奴，明明主人没有失
窃，而是他们故意把东西藏起来，拿着主人的名片到队部报案，限期破获。我最初
遇到这样的事，不知如何处置。有一天，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副官拿着戴的
名片见我，说是戴院长客厅里一个古磁瓶被人偷去，要我马上设法破案将原物追回。
我派两个老队员去看过以后，他们回来告诉我，可能是家贼，或者是那个副官故意
捣鬼。他们办这类案子有经验，我便交给他们去办。过了几天，这个副官又来催我，
经我与那两个老队员研究了以后，由他们直接去和他谈判，结果是花了点钱，便不
了了之。以后我到军统当了总务处长，戴笠要我拿着他的信去求戴传贤写几个字，
我便有意无意提到他客厅花瓶丢失的事，想讨好他一下，说明我过去给他办过这一
案子。不料他听了以后，根本否认有这回事，并指着他会客室的花瓶说，每天都在，
从没有丢过。后来他把那个副官找来一问，副官支支吾吾的说有天早上不见过，但
中午又发现仍在原处。那时我才相信那两个老队员的确猜得不错，完全是那些豪门
的家奴在捣鬼。
当时侦缉大队每天总要抓到几个或十几个偷窃犯，可以搜出不少现金或物品。
军统特务们都懂得这一内幕，许多人经常找我要东西。他们往往先去赃物保管室看
上一看，对看上的东西，随便用一个假姓名写个申报表，说自己在什么地点什么时
候丢失了那件东西，日期写在破案的前几天。我将这张纸条交下去，由下面的人签
上〃本案已破获，原物追回，拟予发还〃几个字，我再批一个〃可〃，这件东西就
毫不费力地落到特务手中。万一原失主闻风追问起来，我们也可以顶得过去，因为
手续齐全，东西的确是〃原主〃领去。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便搞过这类昧良心
的事十多次，大都是军统局的一些科员股长，要去的都是些最好的东西。
侦缉队对缴获小偷扒手的大批赃物，除一部分被特务攫为己有外，经过半年左
右没有人来领取，就可作为队里的财物充作奖金或公积金，由队里自行处理，少数
的则随案送到警察局司法科。司法科处理的办法也和侦缉队差不多，总是想尽方法
来变成自己的。许忠五当大队长半年多，便把侦缉大队旧房屋拆掉，盖了一座二层
楼的房子，这笔钱便是从这些赃物中拿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背地里说：〃小偷
偷了东西要坐牢，侦缉大队用小偷偷来的钱盖房子却受到奖励。〃
我任大队长四个多月便调到稽查处当督察长，这次调职说来是很可笑的。因为
有一天唐毅在苍坪街的公馆失窃，偷去了鸭绒被和一些衣服，小偷居然偷到了警察
局长家里去了。这在当时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大笑话。唐毅打电话找我去谈这件事时，
两人都感到很难为情。我便责成第一中队要尽全力破获此案，因为不能采用赔偿办
法，非得追回原物不可。我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不破案便扣押他们。
果然不到三天，原物一件不少追回来了，人也抓来两个。我亲自审讯。这两个
小偷都非常失悔，没有弄清楚是局长公馆，说以后再不敢去偷了。我便照新拟定的
办法，用一份印好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前来认领，办理具领手续。不料通知单送出
去后两三天都没有人来，我又补了一个催领通知书。当天下午，唐毅的一个过房儿
子气呼呼的跑到我办公室大吵大闹。他认为局长家里丢了东西，不赶紧派人好好送
去，还和对一般老百姓一样来一个通知，真太无礼貌，叫我一定要亲自送去才行。
我当时火气正旺，哪里受得了他那一套，自己仗着军统关系，便和他对吵起来。他
一看我不服气，便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东西，我以为他要掏手枪，也赶紧准备和他
来一下，结果他摸出来是竟是一张唐毅的名片，要我看看这是什么人？他可能一贯
是用那这张名片吓惯了人的，却不料我会把它摔到地下还踏上一脚。他便将我办公
桌掀倒，我也毫不客气的给他几拳，并把他推出门去。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叫人准
备办移交，自己立刻跑去见戴笠。戴听完以后，只轻轻责备我几句，当时就决定同
意我辞职，要我准备到稽查处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侦缉大队。可是当时重庆的
小报却说我是由于成绩很好被调升的，这真是天晓得！
一年以后，我调到军统局，但我还不忘怀于这个大队的工作。有次我向戴笠提
到，除了利用这个队搞政治活动外，还应当加强这个大队在肃清重庆盗窃案件上的
作用。他毫不感兴趣的回答我说：〃你以为我们要掌握这个机关是专门去替人家抓
小偷扒手的吗？〃由戴笠的这话来看，当时戴笠要这些公开单位是为了军统工作的
方便，而对于市民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大肯去干的。
这个大队有正式人员一百七八十人，但运用的线索却有近千人之多。军统基本
特务在这里的则只有十多人，戴笠是尽力运用这些人替军统工作，却并不想吸收其
余的人参加军统组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他许可，则调到军统举办的短期训练
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
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
军统局的重庆特区
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
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沪州站
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
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漠、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漠任过两次）。
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
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
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
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
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
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
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
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
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住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
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
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
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
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
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
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
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
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
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
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
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
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
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
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
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
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
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
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
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
〃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
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
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
绍漠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漠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
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
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