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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计划发射一千枚火箭作为大规模攻击的开始，但正如皇家空军后来所说的，这是一次大失败。盟军空军对发射场、运输火车和储存仓库的轰炸是如此有效，以至德国人在接到开始攻击的命令时，立即能发射的只有十枚，在这十枚中，四枚在发射场爆炸，两枚根本没有击中英国，只有四枚算是到达了目标——伦敦市中心的塔桥——的附近。第一枚落在泰晤士河湾，离桥二十英里的格腊夫森附近。第二枚落在更远的卡克菲尔德，刚好在布赖顿的北面，仅仅惊动了乌鸦。第三枚落在肯特郡的赛文奥克斯，惊动了所有的人。
第四枚在贝斯纳尔草地爆炸，这次伦敦居民六人受重伤，他们是当晚仅有的伤亡。
库尔斯登帕利、西哈姆、奇泽尔赫斯特和米切安，希特勒的秘密武器不仅仅是个威胁了，它正制造着极其严重的危机。
那年星期天在契克斯的丘吉尔马上回到了首都，命令曾被1940 年伦敦大空战时撤离首都但已回来的下议院移到教会大厦，“那个现代化的钢铁结构，将提供比威斯敏斯特更可靠的保护。”一种近乎恐怖的感觉开始在整个首都蔓延；人们不怎么惊惶失措，但“那使人焦躁的轰鸣声——类似运转不正常的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不久便支配了伦敦和英国南部的全部生活。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
“在1939 至1945 年间落在英伦三岛的炸弹中，没有比这种飞弹更使人感到惨痛和厌恶的了。这些第一批无人驾驶的飞行物，它们的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声音，像科学幻想小说中的怪物一样无情地惊过天空，看上去比现在它们之前的轰炸机更令人毛骨惊然……正当这似乎没有尽头的战争趋向结束的时候，房子被炸毁，家人被炸死，这一切不仅显得悲惨，而且简直有点莫明其妙。”丘吉尔命令轰炸机司令部对柏林进行最大规模的袭击作为报复。于是在1944 年6 月21 日和22 日晚上，大约二千五百架皇家空军轰炸机对德国首都进行了第二次大战开始以来最密集的轰炸；白天，代替它们的是美军的一千架重型轰炸机和一千二百架远距离战斗机。柏林死伤累累，城市遭受了严重破坏，但希特勒的V1 攻势仍然继续着。
到6 月25 日那天为止，德国人已发射了二千枚飞弹，其中数百枚破了英国空防，落在伦敦及周围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政府开始撤离妇女、儿童、老人和医院病人，其总数差不多有一百万。撤离工作使公路和铁路运输更为紧张，因为这些公路和铁路为了诺曼底战役，正运送物资到各港口，运输量已达饱和状态；这种情况又严重地耽误了向海峡另一边运送急需物资。但比所有这一切都严重的是V1 飞弹在精神上对平民的巨大压力。他们在这种打击下能坚持下去吗？如果不能，英国将不得乞求和平，就像希特勒曾经预言的那样。
6 月27 日，内务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向内阁发出了一个警告，这次警告比他在整个战争中已发出的任何警告都更严重，调子更低沉。V1 飞弹的轰炸已彻底毁坏或损坏了二十多万所房子，炸碎了成百万块伦敦住宅窗户上的玻璃，除非玻璃制造业在冬天到来之前能造出足够多的玻璃。更有甚者，毁坏了的下水道系统将导致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莫里森报告说，公共工程大臣“发现要使修理工作跟上轰炸造成的肢坏是困难的。”成千上万的人已无家可归，粮食定量可能不得不减少，因为被“尼普顿”的需要和撤退工作搞得过分紧张的铁路运输也正在遭到破坏。同样严重的是持续不断的轰炸造成的不安情绪和空袭的压力了。”怎么办？作为对策的第一步，战时内阁命令防空火炮大规模地转移到南部海岸一夜之间，二千门以上的防空火炮和火箭发射器被部署在那里。第二步是盟军加强了对德方发射场和储存仓库的空袭，为了协助空军，孟席斯和格宾斯指示他们在法国的特工人员加紧工作，确定轰炸目标；其中的一个——“男巫”——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报。
“男巫”即w ·J ·萨维，他原是个律师，后来成了特种行动局法国分部的组织者和安托姆的密友，安托姆在“普洛斯佩”灾难未完结的时候，让他乘上“德利乌·列日德”号船，把他从法国送到了伦敦。1944 年初，萨维回到法国，当了安托姆的司库和军需主任，但安托姆被捕后，他在巴黎躲了起来并加入了另一个抵抗组织。他眼看四面，耳听八方。三月份，他到巴黎附近克列伊尔的途中，一个在克列伊尔附近圣德斯朗大洞穴里种蘑菇的人悄悄对他说，德国人接管了这些洞穴，并正在修建通向它们的铁路支线。洞穴的顶部涂上了水泥并用木料支撑；洞穴里边正在铺设窄轨铁路，同时修建的还有高射炮和机枪阵地。萨维准确地猜测到，这些洞穴将成为某种武器和储存库。他在进攻开始之前飞到伦敦报告此发现，然后在登陆日之后回到法国继续监视。六月下旬，他发现了德国正在洞里贮存的东西——二千枚V1 飞弹。
萨维用特殊的只用一次的密码，用无线电发到了伦敦。
连续几天，皇家空军为坏天气所阻，一直未能得到发动一场精确的袭击所需的条件。但7 月4 日及当日夜里，二百二十七架“兰开斯特”型轰炸机，携带四千磅重的巨型炸弹，轰炸了洞穴、道路和通向洞穴的铁路。德国战斗机为保卫这些设施而起飞应战，并声称击落了十三架轰炸机，但六十七飞行中队有十七架“兰开斯特”轰炸机溜了过去，每只飞机携带着一枚六吨重的地震弹。有十一枚地震弹精确地击中并炸穿了这些特别标明的洞穴，而巨型炸弹则炸毁了防空火炮和铁路线。
第二天，种蘑菇人向萨维报告说，洞穴所有的进口以及通向它们的道路已全部被堵塞，在洞穴内部，许多飞弹已被埋在白垩、白灰石和泥土之中。
德国人能把它们挖出来并打开这些进口吗？种蘑菇人说他们能够，而且正在这样做。萨维把这一消息发到了伦敦，特种行动局把它转给了轰炸机司令部。
于是，7 月7 日白天及夜间，二百十八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对洞穴进行了低空轰炸，在高爆炸药的爆炸声中埋葬了这些飞弹贮藏库。这大概是特种行动局在“尼普顿”行动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情报贡献，因为这使德国人在法国能发射的飞弹减少了四分之一。
对飞弹的空中攻势消耗了在法国进行陆上战役所需的力量的一部分，这将证明是个高昂的代价。为了解决这个问提，盟军被迫把空中力量减少五分之一。就人员的伤亡和飞机的损失而言，这也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战役：三千名左右的空军士兵在轰炸行动中丧失了生命，损失的飞机达五百架。英国人负责英国本土的防空，其主要责任担落在皇家空军身上，但死去的并不限于英国人，许多美国人也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美国海军的约瑟夫·肯尼迪上尉，他是1940 年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大儿子，未来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哥哥。肯尼迪上尉驾驶一架满载二万二千磅高爆炸药的“B—24 解放者”轰炸机，从东英吉利的一个机场起飞，飞向位于米莫耳克的被怀疑藏有飞弹贮藏库的巨大工事。第二架飞机紧接肯尼迪的飞机起飞。预定的计划是：肯尼迪驾飞到目标附近的某一点；飞机的无线电控制之下，无线电将指挥它飞向米莫耶克，并冲向目标。但发生了意外——意外的确切性质将永远是个迷，“解放者”轰炸机在萨福克上空爆炸了，炸死了肯尼迪和他的副驾驶员他们的尸体从未找到。
在军方为对付飞弹而采取进攻和防守步骤的同时，英国的间谍机关采取了第三措施——诈骗，此计划是由R ·V ·琼斯博士在7 月1 日情报局和反情报局举行的会议上提出的。秘密机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为双十委员会工作的特务接到他们的德国控制者的指示，要他们报告飞弹的落地点，这是这些特务无法不执行的指示。但琼斯说，如果他们准确地测定飞弹的落地点并报告德国人，他们将给敌人以帮助和安慰，敌人将继续把飞弹瞄向塔桥，给伦敦造成可悲的结果。如果他们说谎搪塞，空中侦察将揭露他们在说谎，这样，德国人就会怀疑他们是受控制的，此外，德国人对每个飞弹的发射时间都作了记录，所以他们尽管不能确定飞弹的落地点，但他们在一、二分钟内能知道飞弹冲击地面的时间，琼斯的计划解决了这个两难问题。他建议，双十委员会的特务们把落在伦敦以的飞冯弹报告给德国人，但使用实际落在伦敦以南的飞弹的落地时间。琼斯认为，德国人会由此得出飞弹射程太远的结论，从而减少飞弹飞行时间以缩短射程，使飞弹落在伦敦以南的旷野里。
这个计划的采纳要得到上级的同意。双十委员会把计划送交国内防务局主席芬勒特·斯图特爵士，他是该局和伦敦监督处的成员；斯图尔特又请示丘吉尔的女婿邓肯·桑兹，他是英国第一个火箭团的前司令，现任战时内阁“弹弓”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由丘吉尔建立的，任务是协调所有的情报和对策。桑兹把该计划送交战时内阁讨论，获得同意。于是，双十委员会的特务开始发送虚假的飞弹着陆情报。
大约与此同时，由于一种幸运的巧台，双十委员会的一个老朋友被德国人派到英国来报告飞弹的落地情况。他名叫爱德华·查普曼，在双十委员会里的密码代号是“曲折”，该代号贴切地描写了他的生涯。他当过科尔斯特里姆近卫军地士兵和专用炸药炸开保险箱的盗贼。他于1939 年临阵逃脱，1940 年在海峡群岛的躲藏地被德国人俘获。他主动要求为德国谍报局工作，去英国作间谍，搞破坏；由于他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他被接收了。接着他在谍报局的一所间谍学校里接受了范围广泛的训练，后来，德国人和他订了合同，规定他去破坏在哈福德郡哈特菲尔德镇的德维伦特飞机工厂，报酬是一万五千英磅。1942 年12 月1 架飞机把他投到伊利附近，但英国人正等着他。通过“超级机密”，治安当局能够在敌方间谍到达英国之前跟踪他们的行动，包括“曲折”的行动。马斯特曼后来写道：“……在‘曲折’到来之前，我们知道他许多情况，并与地方当局和警方作了精心的安排，一俟他到达就尽快地、毫不声张地逮捕他。”“曲折”刚从降落伞索中解脱出来就被抓住了。对他的审讯表明他并不站在德国人一边，而是更倾向英国。他同意为双十委员会工作（作为宽恕他的回报）。于是，在德哈维伦特制造了一次强烈的爆炸，并由老维克剧团的特殊效果和布景专家设计安排了相应的破坏景象；“曲折”用无线电报告了他惊人的成功（英国新闻界也作了报道，它们被允许大肆攻击治安当局的无能）；然后作了安排，让“曲折”装扮成驶向里斯本的“兰卡斯特城市”号轮船上的服务员逃走，时间是1943 年1 月。
后来一直没有“曲折”的消息，直到1944 年夏天。那时，用马斯特曼的话来说：“关于一个在奥斯陆的神秘的男人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到我们这里，此人用大而尖的声音说蹩脚的德语，穿一身灰色的黑白点子衣服，口露两颗金牙，享受着一艘游艇所能给予的舒适。我们认为肯定就是‘曲折’，事实也正是如此。”“曲折”于6 月底的一天晚上在剑桥附近跳伞回到英国，带着两台无线电发报机，六千镑现金，照像机以及和德国人达成的一个协议，协议规定他报告飞弹的落地情况，报酬是十万英镑。双十委员会马上让他工作，把加了工的情报发给德国人。但不久英国反情报局的官员们偷听到他在一个小酒店里讲他自己的经历。他的“案件”被“了结”了，他被悄悄地关了起来，但双十委员会继续使用他的发报机、密码和保证发报安全的互检程序发送加了工的情报。“曲折”直到战后才再次出现，人们看到他常出没于伦敦贝尔格莱维亚富人住宅区；他后来拥有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和一个休养田庄。
双十委员会使飞弹打偏的努力并非全部成功。德国人确实缩短了飞弹的射程，但飞弹并没有落在旷野里，而是落到了泰晤士河以南的工人住宅区，从而挽救了北岸的富人区。
赫伯特·莫里森对此提出了抗议。他要求秘密机关只设法扰乱德国人的目标，而不是偏离目标；他同时主张进攻加来海峡，摧毁飞弹的发射场。这正是希特勒认为盟军应该干的。莫里森坚持立即停止一切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