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微。
他们注意到，在奥斯坦德和勒阿佛尔集结了进攻性的鱼雷快艇，在敦刻尔克和布伦集结了防卫性的快速扫雷艇。但是海军部指出，这种集结只可能属于正常的换防。在德军海岸防卫方面，只是当扫雷艇在9 月7 日准备从德国布雷区扫开一条通向“斯泰基”计划中的“登陆海滩”时，他们才开了一阵炮。
有一艘扫雷艇受了伤。照原来的估计，在发动攻击时，德国海岸炮兵一定会开炮还击，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和空军一样，非常狡猾。关于“斯泰基”的总结报告说：
“德国人可能认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准确炮位，他们一旦开炮就会暴露自己的目标，不然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保持沉默。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不肯暴露那些大炮的性能、精确度和射种，或是不愿意招引我们的报复性轰炸。
总之，海岸炮兵之所以保持沉默，是由于他们按照德国的规定。遵守绝不提前开火的原则。”德国西面部队的情况也一样。总结报告中写道：
“除高射炮之外，在行动过程中没有发现敌人调遣军队的军事活动。公路和铁路沿线看不到引人注意的动向，指挥部和防卫机构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活动迹象。敌人的信号没有显示出值得注意的目标，也没有暴露异常征兆。”假如敌人的无线电活动能表明德国对“斯泰基”的反应，那未可以说，在那个炎热的夏季，这方面毫无反应。实际上，敌方的无线电活动在“登陆日”那天反而减少了。英国的无线电侦察系统一直严密地监视着德国的无线电通讯联系，结果只截获了一个有价值的电报——一个山崖上的俯视‘进攻舰队’的观察哨所在无线电中总问：‘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报告以这样一段话总结了“斯泰基”的全部行动过程。
“……看来德国方面已窥测到我作战计划的真实目的，因此他们的反应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绝不轻易暴露对付我进攻行动的军事部署，从而使英国渔利……他们采取了最低限度的‘保险’措施，来应付遭到攻击的可能性。”这就等于委婉地承认“斯泰基”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后来伦斯德澄清了他们失败的原因，他说：
“（英国的）行动太明目张胆了——（他们）
显然是在虚张声势。”事实上，希特勒也确信盟军是在虚张声势，因此他还从西线撤回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从1943 年4 月到12 月，驻守西线的三十六师中有二十七个师被调到苏联、西西里、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削弱了对付伦敦监督处指挥的“帽徽”行动的兵力，以便加强地中海地区的兵力来对付A 部分的“乔普林”行动。这次大规模调防包括五个装甲师，丙个摩托师和二十个步兵师，代替他们的是战斗力较差的二流部队。原来，大多数潜水艇作战队都在布列塔尼有大西洋港口上停泊。“帽徽”计划行动前，那里驻有四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但是当“帽徽”计划中专门针对布列塔尼一带的“沃德姆”计划实行时，德国对这个诈骗行动简直是不屑一顾，反而从那里调走了相当于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的兵力，而且把余下的坦克、大炮和士兵化整为零，当做补充兵源使用了。
马歇尔在1942 年英美双方关于“围捕”和“铁锤”这两项作战方案进行激烈争论时曾预言，大量兵力从布列塔尼撤退的结果，使那里的防守力量变得十分薄弱，因此原来所设想的用进攻或其它军事行动打开一个桥头堡，以便在1944 年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在1943 年就可以实行了。而鲁克和丘吉尔当时争论这个问题时曾大动肝火。实际上，虽然盟军在1943 年可供调遣的兵力和交通工具都很有限，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真正地从布列塔尼登陆，因为德军在那里的防卫力量“简直所剩无几了”，就像“斯泰基”的最后总结报告中所承认的那样。
伦敦监督处虽然没有因为”帽徽”和其它有关计划的挫败而垮台，但是也威信扫地了，特别是它在美国“科萨克”决策者当中的威信大为降低，因为如果“科萨克”当初能成功地挫败伦敦监督处的掩饰和诈骗计划，这次进攻是可能成功的。在随后的调查中，伦敦承认“帽徽”没有奏效，但同时又认为，这次行动也证明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法国的爱国武装力量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能够保持临阵不乱。
总的来说，抵抗分子是遵守纪律的，他们服从伦敦的命令，如果能让他们保持信心，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那么在盟国真正进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挥重大的作用。这倒不是伦敦监督处的功劳，而是特种行动局工作的结果。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特种行动局后来却为诈骗行动的失败付出了最高代价。当“斯泰基”尚未开始实施时，伦敦就不断地收到情报，说特种行动局的一些重要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如果说德国人对“斯泰基”本身的威胁并不重视的话，他们对法国抵抗运动的危险却不敢掉以轻心。因此，当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为配合“斯泰基”计划开始积极活动时，德国人就立即予以反扑，用残酷而狡猾的手段镇压了法国一些关键性的地下组织。因此，正如摩根后来所描写的，“斯泰基”执行的结果比“一塌糊涂”还要糟糕。本来它是为几个月以后的军事部署做准备的一个诈骗计划，完全可以当做一次混乱的军事演习计划而取消，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第五节 秘密战线
1943 年9 月3 日，希特勒就西线的战争发布了第二个决定性的指令。这项指令的编号为五十一，它向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布置了希特勒击退盟军进攻的计划，希特勒并不怕盟军在1943 年发动大规模登陆。他和他的司令们公开蔑视“帽徽”和“斯泰基”之类的诈骗行动，因此他把驻防在海峡的大批军队调到苏联前线和地中海前线，以应付那里的威胁。但到了1944 年，形势就不同了，在第五十一号指令中他写道：
“一切迹象都表明盟军将最迟于春季之前向欧洲西线发动进攻，也许还会提前。不应当继续削弱西线的防卫力量。我已决定加强西线的防卫，特别是在我们准备与英国进行长期较量的地方。因为那里正是敌人必须攻击而且想要攻击的地点；除非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为了混淆视听，否则决定胜负的战争一定会在那里进行。”虽然第五十一号指令只印发了二十七份，但是三个星期以后，它已经摆在百老汇孟席斯的办公桌上了。这个指令起码是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到他手里的，“超级机密”给他提供了一份文件的摘要（它以往也总是这样处理希特勒的指令的）。另外一份更详细的材料是通过一个美国的情报来源获得的。
设立在埃塞俄比亚阿斯马拉市的美国无线电情报处的一个活动站截获了这份密码。为了使盟国的高级指挥员能够及时了解德国军队的情况，英国建立了一个代号为“战神”的大型情报机构，它的总部就设在伦敦牛津大街一家被征用的百货商店里。“战神”对美国设在阿斯马拉市的情报站以及它的情报来源极为重视。
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时，曾和日本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规定两国要充分交换有关情报。因此，派驻德国和欧洲其它各国的日本使团可以得到各种有关纳粹帝国的政治、经济、工业、军事活动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况，驻柏林的日本大使大岛浩的办公室变成了一所大规模的情报交换站，交换的情报包括有关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各种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就是通过柏林的高速电传打字机“哑谜”机，用密码发到东京的帝国总指挥交换。盟国探测到这个电波之后，美国就根据有关密码分析的半球秘密协定，在阿斯马拉建立了一个监听站，有三百多工作人员。
由柏林发出的电报在阿斯马拉被截获之后，就被译成密码，通过无线电电传发到设立在离华盛顿市中心三英里处的阿林顿别墅和离首都五十英里的弗吉尼亚牧马场上一个叫文特山农庄的旧庄园里，那里是普雷斯顿·科德曼上校所领导的无线电保安处的活动基地。无线电保安处将密码破译以后，把电文再发送到大西洋彼岸一个设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地铁戈奇街站台下面一百英尺深的美国信号中心。然后按照十分严格的手续，把电文从那里分发到各有关部门，这样就能保证全伦敦知道材料来源和材料内容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个人。由于这些情报和“霸王”计划有关，电文也发送到设立在诺福克豪斯的“科萨克”的作战情报处，这个部门由英国人福尔特准将和美国人詹姆斯·柯蒂斯上校领导，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和最受信任的少数军官。他们把阿斯马拉——和包括“超级机密”在内的所有其它情报来源——所得到的情报汇编成每日情报简讯，叫做《尼普顿箴言报》。他们还编印另外一份内容更加全面而深入的周报，叫做《战场动态报》。遇到有重要情况的时候他们就出紧急情况快报，此外他们还编写关于德国军事、技术和人事发展方面的长篇文章，所有这些都被极为小心谨慎地送到“科萨克”和直接参与“霸王”计划行动的部门去传阅。
从阿斯马拉弄到的第五十一号指令的文本包括大岛浩所搜集的一些重要资料。大岛浩既是一个能干的外交家，又是一个精明的军人。他曾在1943年10 月巡视了从斯卡格拉克到西班牙前线那一段大西洋防区，并把设防的情况用无线电报发回本国，每星期发报两次，每次电文长达一两千字。伦斯德把他已经汇报给希特勒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与苏联前线相比，面向英国的海岸守卫力量十分薄弱；他手下所有的师都编制不足，士兵的武器，特别是反坦克武器，急须更新和补充；机动运输力量严重短缺，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马拉的车辆。大岛浩把所有这些情况，连同许多其它情报，都用参谋总部特有的准确明白的语言，从他的大使馆向东京作了汇报。他的汇报被阿斯马拉截获了，当这个情报到达东京的同时，它也到了华盛顿和伦敦。
“超级机密”为“战神”提供的情报，证实了从阿斯马拉截获的情报是真实可靠的，因为谁能断言伦斯德不是在有意蒙骗大岛浩呢？到1943 年年中时，“超级机密”每天大约能提供两三千字、有时甚至四千字的德文密码电报。这些电报中，有伦斯德和其它西线指挥官每日及每周的汇报，其中包括西线各军团的兵力和装备情况，详细程度往往到连队一级。在这些似乎枯燥无味的材料中有关于大战的最宝贵的情报，因为它全面显示了德军各师的驻防地点以及它们在未来战斗中的作用。“战神”逐渐勾画出一副完整的西德军战斗的序列的轮廓，对制定作战的计划部门来说，能对敌人了解到这种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超级机密”还发现伦斯德和希特勒一样，认为盟军会从加来海峡发动进攻；而进攻计划的基本策略就是设法使敌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因此到1943 年年底的时候，“超级机密”已经不单用于策划进攻欧洲的战略和战术了，它对准备用来掩护进攻行动的诈骗作战计划也有很大影响。
由“超级机密”和在阿斯马拉截获的密电并不是“科萨克”唯一的高级情报来源，机器尚未完全取代间谍。从1942 年3 月开始建立大西洋防线时，它就成为英国情报局和与其使用的其它组织，尤其是特种行动局的首要目标了。特种行动局虽然并不负有搜集情报的责任，实际上它也能提供关于德国部队的大量消息。其中大部分情况是通过法国地下组织得到的。在这方面，活动在海峡沿岸的一个代号为“世纪”的右翼组织起了很突出的作用。邓德代尔司令是负责处理“世纪”所搜集的大量材料的军官。邓德代尔到巴黎后不久，他的朋友柯恩就在昂蒂布角修建了一所别墅，名叫塔尼梅拉，邓德代尔成为这所房子里的常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柯恩回到法国，参加了法国军队。在色当打仗时被俘了，后来又逃跑，到了波尔多。在那里他通过天主教的关系认识了一个耶稣会会员，此人曾在法国的间谍机关工作，对象是英国，现在又在为英国服务，对象是德国。他就是声名赫赫的“克劳德·奥利维尔上校”，真名叫做阿诺德，以煤炭商人的身份为掩护。奥利维尔正在着手为英国情报局建立一个代号叫“阿米克玉石”的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和耶稣会以及铁道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奥利维尔请求伦敦批准，让柯恩当他的副手，邓德代尔表示同意。
1943 年，“阿米克玉石”成了英国情报局在巴黎和法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