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伦敦监督处并不是单纯依赖死尸来传播假情报的。一段时间以来，监督处的间谍就一直在向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第十代阿尔巴公爵雅各布·玛丽亚·德尔·皮拉·卡洛斯·曼纽尔·菲茨—詹姆斯·斯图·亚特散布有关盟军计划和军事行动的假情报。这位六十五岁的西班牙贵族是一个亲英派，与首相及其幕僚的关系非常密切，属于伦敦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物。但对西班牙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伯爵不能给予同样评价了。霍尔达纳把驻英大使关于英国的报告定期交给德国驻马德里大使。英国反情报局和伦敦监督处都知道这个情况，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直通德国外交部心脏的渠道来施展骗术。所以，警告柏林盟军准备进攻希腊而不是意大利的，正是德国驻马德里大使汉斯·海因里希·狄克霍夫。他的情报来源——霍尔达纳“完全可靠”。
希特勒终于不得不采取行动了。他在1943 年丐且12 只下达的一个指示中命令采取的措施，简直就是“肉馅”计划那些文件的概要：
“在即将结束的突尼斯战斗之后，可以预料，英美联军将试图继续在地中海迅速行动。可以认为，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最危险的地区有下列各地：在西地中海，有撒丁岛、科西嘉和西西里；在东地中海，有伯罗奔尼撇和多德卡尼斯群岛”。“我要求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国指挥机关迅速地密切合作，用全部兵力和装备，在所余不多的时间内，尽可能加强这些特别危机的地区。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撤采取的措施要先于一切”。
最高统帅部迅速向受威胁地区派去了指挥官和部队。陆军元帅隆美尔被派到雅典去组织一个集团军。国家元首党卫旅被调到撒丁岛，又从驻法德军中抽出一个装甲师，装了一百六十列火车，开了七天，来到希腊。希特勒还批准从苏联前线撤了两个装甲师，准备用三百二十列火车，九天的时间，开到希腊。在第三帝国历史的紧要关头，这位元首的情报机关又一次辜负了他。
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局互相争风吃醋，简直不可能进行那种有助于赢得战斗和战争的冷静而合乎逻辑的判断。此外，恰恰在发现“肉馅”计划文件的时候，谍报局总部发生了一场浩劫，更增加了这些文件所引起的混乱。党卫军保安局者早就怀疑谍报局叛国，这时突然得到了证实。就在希特勒需要他能够得到的每一点一滴有价值的情报时，谍报局的一些头头却被投入了牢狱，撇下这庞大的机构，使其陷入一片混乱。谍报局已稳不住阵脚了，但党卫军保安局的大规模国外情报活动却尚未走入正轨，而且它对盟军在地中海意图的判断，加剧了希特勒对巴尔干的担忧。倘若谍报局全力以赴地工作，而不是瞻前顾后地看盖世太保的眼色行事，那还是有可能侦察出“肉馅”计划和“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其它骗局的，至少他们会产生怀疑，但是他们没有全力以赴。
当陆军元帅隆美尔把他的大本营搬到希腊时，盟军于1943 年7 月9 日夜至10日凌晨在西西里登陆了。这在希特勒的大本营又是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蒙哥马利和乔沼·巴顿将军的部队迅速攻占了西西里。德国参谋总部历来担心帝国受到合围，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够确定敌人下一步将从何处下手，而这样一种可怕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了，盟军这次没有进攻巴尔干……他们将来不可以进攻吗？盟军的计划制订者没有忘记利用希特勒对“肉馅”计划被迫做出反应这个事例。他们把对“欧洲的柔软下腹的威胁搞得生龙活虎，这就为环绕登陆日所布置的一切掩护和诈骗行动奠定了基础。
“肉馅”不过是那些威胁中的一个，其巧妙程度和它在后来赢得的名声，使其它一些诱使德军开进巴尔干的同样巧妙的计谋黯然失色，那些计谋不仅要欺骗希特勒，而且还欺骗历史本身。
第四节 一塌糊涂的间谍计划
194 多年年中，伦敦成立了一个英美联合指挥部，以便为登陆日做好准备。指挥部的头头是一个四十九岁的坦克兵和炮兵军官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他性格快活温雅，喜欢而且钦佩美国人。人们称他为“科萨克”（COSSAC）——这是用他的职称的全名“最高盟军司令兼总参谋长”中每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拼写而成的。他的指挥部就设在圣詹姆斯广场上的诺福克豪斯。这是一所离皮卡迪利大街不远的舒适而幽静的房子，乔治三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乔赛亚·韦奇伍德曾在这里建立过著名的陈列室，诺福克家族和英格兰的许多达官贵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诺福克豪斯与陆军海军俱乐部相距不远，因此“科萨克”的第一个作战计划——一个称之为“帽徽”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诈骗计划——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开会制订的。温盖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坐在墙上挂着内尔·格温的裸体画像的俱乐部里，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讨论欺骗众人的作战计划，实在是惬意的很。”“帽徽”是“杰伊”计划的组成部分。在卡萨布兰举行的联合总参谋部的会上，大家觉得英美军队要在1943 年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是做不到的，原因是届时在英国不能集结足够的军队、舰艇和飞机来开展这样一个宠大的军事行动，因此便产生了“帽徽”这样一个诈骗计划。在那次会议上首相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绝对不能把盟军在英格兰的薄弱环节暴露给德国。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佯装进攻法国，使希特勒不能把法国的部队调往急需增援的苏联和意大利战场。盟军最高司令部还期望，在加来海峡进行的一系列佯攻会使希特勒更加为那个地区的安全担心，因而被迫放松对盟国真正的进攻地点诺曼底的设防，而在加来海峡沿岸修建最坚固的防卫工事。“帽徽”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迫使德国空军与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开展消耗战。因此摩根接到指示，制定一套“详尽的，贯串1943 年整个夏天的伪装和蒙骗敌人的作战方案，以期将敌人牵制在西线，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以为盟军将在1943 年举行横跨海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帽徽”计划的主要行动是“斯泰基”计划，按照计划，这个诈骗作战方案“将表示英军要沿加来海峡举行大规模登陆，并以两栖作战佯攻，把德国空军拖进一场长达十四天的疲劳战。”“帽徽”还包括另外两个规模较小的诈骗计划：假装英苏共同进攻挪威北部的“廷德尔”计划，和假装驻英陆军袭击布里塔尼里的“沃德姆”计划。全部战略计划由诈骗战术负责人比万上校和伦敦监督处的军官德里克·莫利少校负责执行，莫利少校代表伦敦监督处参加联合计划委员会。“科萨克”摩根负责制定计划，但“斯泰基”行动的指挥要掌握在战斗指挥部总司令、空军元帅特兰福德·利马洛礼爵士的手里，因为“斯泰基”的主要目的是诱使德国空军投入战斗并将玄摧毁。“帽徽”所用的方法不外乎佯攻、欺骗和恐吓，例如这里的部队转移了，那里的舰艇开航了，今天打一场空战，明天从无线电通讯中透露一些消息，有时通过报纸搞点暗示，或通过电台传播什么消息，以及派遣密探，在法国制造骚乱等等。当德国的情报人员把这些零散的材料拼凑在一起时，他们就会得到一个法国即将受到攻击的印象。
参加联合制定计划的人从一开始就遇上了一个大难题，1943 年夏季集结在英国的进攻部队还不如1942 年骚扰迪埃普时多，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使敌人相信盟军要进攻法国呢？“科萨克”估计到，德国也许会知道——或猜到——英伦三岛根本没有入侵欧洲所需要的大批军队。因此，“科萨克”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诈骗行动尽量夸大盟国在英国的兵力。例如，可以用报纸和电台散布关于进攻欧洲的谣言，促使英国老百姓做出反应，好像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工作确实正在进行着；或者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的抵抗组织中开展活动，表示进攻行动将在1943年九月开始。
在最后这项决定中。潜伏着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危险。当时的战时内阁已经看到，抵抗运动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认为大反攻真要开始了，从而会暴露自己，遭到德国人的镇压。尽管如此，伦敦还是认为，必须利用抵抗运动来有效地配合诈骗计划，以便使敌人相信他们所开展的地下活动是在为真正的反攻进行准备，否则“斯泰基”就不能令人信服。因此英国两个负责抵抗运动的秘密机关——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受命制订了一个计划，于1943 年7 月18 日呈报总参谋部。
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准备采取什么步骤使“斯泰基”“足以令人信服”呢？请看他们的建议（参谋总部接受了这项建议）：
“我们将于登陆日七天前发动一连串伪袋的政治攻势和颠覆活动，其规模大小必须足以使敌人受到扰乱和迷惑，而又不至于让抵抗分子过早地举行起义，从而使真正有关反攻的战略计划受到破坏。”上面所指的包括炸毁铁路、破坏德军指挥所、暗杀德国人员，以及破坏电传通讯和某些工业设施一它们将表明大反攻已经迫在眉睫，抵抗分子正积极准备配合这一行动。决策者希望（他们可能太乐观了），抵抗分子会适可而止，不至于走得太远。
这类诈骗计划还存在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冷静而现实地分析了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后指出：
“开展以上行动的时候，正值战争最严酷的冬季即将来临。敌占区的人民之所以能坚持抵抗运动，主要是因为他们期望着早日获得解放。由于采取这些行动，西欧各国人民将会在入冬前满怀希望地、急切地等待解放。”但他们的计划还是再一次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假如其它地区的战争能取得胜利，特别是与”斯泰基”同时展开的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役，法国和西欧的人民也许能经得起失望的打击。计划写道：“在这种形势下，西欧各国人民将会懂得，‘斯泰基’的目的是转移敌人的视线，他们将从其它地区的胜利中得到鼓舞，继续保持战斗的士气。“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危险的托辞罢了。
不过，为了防止抵抗分子突然展开公开战斗，计划中也规定了安全措施。
计划中规定：
“（一）在发动（斯泰基）攻击之前，要通过广播告诉这些部队，严格禁止他们在接到伦敦起义的命令之前采取任何行动。（二）在发动进攻前七天这段时间内，向爱国者空投传单和其它宣传品，通知他们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只是一次演习。”他们认为采取这些预防措施之后，“既可以蒙蔽敌人，又能使爱国者保持信心，相信他们的指示是正确的，严格执行今后的命令”。以上建议被批准了。但是“斯泰基”的决策者显然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用法国抵抗运动的命运来冒险。
他们用来指挥抵抗运动的方法也同样是在冒险。首先，他们建议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来作为“诈骗行动的不自觉的代理人”，就是说，它对于有意泄露出来的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的消息，应当做出正常的反映，好像事前没有得到通知的样子，直到电台和报刊一起，被允许知道这是“军事演习”时为止。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声望，是因为它报道的都是事实，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宣传喉舌。
当广播已成为传播新闻的最主要的形式的时候，正是这种声望使它成为全世界最受尊重、听众最多的电台。在欧洲，大多数有收音机的人每天晚上冒着极大的危险收听从伦敦发出的那稳妥、真实而又直截了当的消息报道，他们都相信自己听到的是事实。可是，“斯泰基”的策划者却要利用英国广播公司制造全国总动员的假象，用来配合一次伪装的军事进攻，而这个意见居然被批准了。
他们还建议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来指挥敌后的爱国主义运动。早在战争初期，英国广播公司就是伦敦和欧洲抵抗力量之间的联络渠道。当时制定了一套叫做“阿维斯”的通讯系统、播出的讯号叫做“方言”或“私人信件”，用适当的语种分两部分播送。第一部分是“A ”或”警惕”信号，其作用是通知对方注意，准备完成某项任务。第二部分是“B ”或行动”信号，其作用是向对方下达执行这项任务的命令。按照规定，只有负责执行任务的领导人才能听懂各种信号的含义，此外，特种行动局的行动�